在他死后的短短几天内，人们了解到了许多他在世时无法了解的关于亨利·戈德曼的事情。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他做过的慈善事业，了解到他在金融领域进行的各类创新，读到关于他那些藏品的估价，也看到他在遗嘱中所进行的捐赠，还从广播的专题节目中听到了关于他的成功秘诀的分析。但是这位伟大的金融家对于成千上万受到他影响的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永远的谜。
投资银行业成为亨利留给金融界的遗产之一，这个行业一直运转了将近100年的时间，直到21世纪初才真正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我不禁猜想，高盛已经被改制为股份公司并且成功上市，最后又被转型为银行控股企业并受美联储监管，现在这家公司有将近100位合伙人，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亿万富翁成为持有公司最多优先股的大股东，如果亨利得知这一切，他会作何感想？1981年，老字号所罗门兄弟公司上市，他们的董事长在上市时说：“把合伙制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的最大意义在于把风险都转嫁给公司的股东。如果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那么该着急的人是他们。”我想亨利是永远不会赞同这种观点的。
作为倡导金本位制的先驱，亨利认为这种制度能抑制政府的过度支出，多年来他一直在提醒各届政府、各类型企业，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能过分依赖“软货币”。对于那些借贷消费或者超前消费但又无力偿还，最终使自己陷入困境的人，他一点都不同情。如果他还在高盛公司，绝不会引入当时或者现在这些风险投资者或者对冲基金经理，他认为这些人不顾自己行为对社会的冲击，只会埋着头用钱生钱，最终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腰包。他从来没有忘记什么时候金钱应该让位，什么时候社会责任应该凸显出来。
他去世后家人收到的吊唁信中有一封来自西德尼·温伯格，他已经于1927年成为高盛的合伙人，并在5年后成为高级合伙人。温伯格刚到高盛公司的时候起点很低，只是一个门房的帮手，他在学校里只读到八年级就辍学了，在公司里他一开始只是干些清理痰盂、给合伙人擦皮鞋、给墨水盒添墨水等杂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司里的人都是以“小子”这样的称呼来使唤他。但是与亨利一样，温伯格是一个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人，也是一个有着极强应变能力的学生，他敬重亨利并且视他为高盛取得成功的最大功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海岸警卫队服役，准确地说是在朱尼捐赠的“芭贝特二世”号舰艇上当炊事员，战争结束后，他于1919年向亨利申请一个职位。亨利建议他回高盛工作。虽然亨利本人不打算重归投资银行业，但高盛还是最有前景的地方。在这件事上亨利再次展现了他出色的识人之能，他表示愿意做温伯格的导师，并且会为他介绍商界和其他社会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他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邀请温伯格以伴郎的身份参加自己儿子朱尼的婚礼，这让那位高傲的新娘非常不高兴。
在高盛重新起步之后，温伯格主要从事短期融资券的销售，每周28美元的薪水，同时可以抽取1.8%的佣金。亨利建议他随着自己销售额的提升，可以要求分得更高的份额，在股票市场繁荣时期，他抽取的佣金比例曾一度达到33%。在亨利的指导下，他学会了组建承销团来进行承销，也学会了给新股发行定价，同时还学会了监督交易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亨利建议并推荐他出任了许多大公司的董事，他在这些职位上一干就是四十多年。在沃迪尔卡钦斯离开高盛之后，温伯格和沃尔特·萨克斯成为公司的联席主席，他还是美国总统和大企业领袖们征询意见的对象，而且高盛走向复苏和振兴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他。
不出所料，萨克斯家没有一个人前来吊唁，就连亨利的姐姐罗莎也没有来（她的丈夫朱利叶斯·萨克斯三年前就去世了），他的侄子沃尔特忙于在高盛指挥雇员的行动，也没有前来。实际上我们这一辈的戈德曼后代从来没有遇见过萨克斯家的这些人，也不知道我们的族谱是怎样纠缠在一起的。我们家庭的聚会上从来不讨论他们家的人，就算我们家剩下的这些人聚到一起的时候，我的祖母和母亲在翻阅相册时也不会看到他们家人的照片。我唯一一次见到祖父的妹妹路易莎是许多年后的事情，当时她和我的祖母都住在纽约的皮埃尔酒店里，但也只是在电梯里擦肩而过。我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满头白发，身材矮小，穿一身黑色衣服，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悼念自己很久以前夭折的女儿艾拉。和她相比，我的祖母就像是《时尚》（Vogue）杂志里的照片一样，半透明的灰色裙子搭配貂皮外套，头上戴着约翰·弗雷德里克（John Frederick）设计的帽子，而且还戴着她最喜欢的珍珠项链。她们毫无表情地互相点头致意，然后就各走各的了。陌生人看到这种场景或许会以为她们是在慈善筹款活动上偶遇过一两次的人，绝对想不到她们竟然会是姻亲妯娌。
一些当代的萨克斯家族的人承认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戈德曼的血统”。传言说这种不和睦的气氛在萨克斯家族中也不断滋生，而且家庭成员中一直在传播关于当年祖辈不和的故事，小到亨利给佣人支付的可怜的薪水，大到亨利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支持德国的游行。
亨利从小时候起就一直接受父母的教导，德裔犹太人最优良的品德就是关心那些比自己境遇更差的人，并且应该以此为荣。他的父亲就是一位慈善家，曾经大力资助詹姆斯·麦昆·史密斯医生（James McCune Smith）创办的“有色人种儿童避难所”，同时还资助曼哈顿西区专为聋哑人开设的学校，亨利追随父亲的脚步进行了许多慈善活动，他一生当中向无数的大学、医院、图书馆，以及社会组织捐款，其中有美国盲人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Blind）、流亡大学（University in Exile）、德裔犹太人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 of German Jews），以及犹太人联盟（Jewish Federation）等。他捐款唯一的附加条件就是这些机构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办事。他表示只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的捐款被实际利用起来，他的遗嘱中明确表示在他过世之后不会再从他的遗产中拿出钱来进行捐赠。其实还有许多他赞助过的事业都没有引起被帮助者的重视，比如纽约许多公立学校里的体育教育设施都是他捐建的，巴勒斯坦地区还有他捐建的一处实验性农业站。
其实直到亨利最后一次去柏林，受到毫不掩饰的反犹太主义待遇的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对待犹太教的态度。与他的朋友爱因斯坦教授一样，一直以来他都认为犹太人是根据自己的民族性以及对唯一的、无所不能的、以其容貌塑造世人的上帝的信仰而联合在一起的多个部族的总称，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已经放弃了对犹太教的信仰，也不参加与宗教有关的仪式。不论如何，他坚信当时美国境内的德裔犹太银行家有足够的金钱能够维持一个福利体系，也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能让这种体系发挥实质性的效用，他们需要在历史性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以领导者的姿态为欧洲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提供避风港和必需的生活用品。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使出了浑身解数，给他国内外的那些十分有影响力的熟人们写了上百封信，一边提出请求，一边也为准备逃离德国的科学家、知识分子、医生、艺术家，以及作家提供担保，帮助他们逃过即将到来的大屠杀。
亨利和芭贝特做出的最有英雄气概的事情就是向逃难的孩子们伸出援手，这些孩子中有许多人独自成行，来到美国时胆战心惊，他们在美国的第一个家就是亨利在萨拉纳克湖的度假营地。我现在还记得与布丽吉塔（Brigitta）和乌利（Ulli）一起玩耍的情景，这对德国姐弟和我差不多大，曾经在公牛岬营地待了一个暑假。我有时还会猜想他们从德国逃到美国之后，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亨利去世几天之后，大家为他举行了简单而传统的悼念仪式，时间是早上10点半，地点就在戈德曼家的寓所。弗里茨·克莱斯勒用小提琴演奏了亨利生前最喜欢的几首曲目，弗洛伦丝演唱了亨利最爱听的《万福玛利亚》（Ave Marie）。从伊曼纽尔教堂请来的犹太教神父念道：“主为我向导。我无欲。”芭贝特眼中没有泪水，站得笔直，她在悄悄地为丈夫祈祷，希望在他穿越死亡之谷，完成自己的旅程之后，见到的将会是一个充满新的挑战和欢乐的光明世界。谁也想不到，这位聪明祥和的女士在几年之后也被诊断出患有动脉硬化，和她妹妹罗丝一样。
罗伯特赶到寓所的时间离迟到只差一步，他仍然精力充沛，脸上挂着笑容，保持着一贯的那种花花公子的作风。他坚持要向在座的宾客炫耀自己刚刚买到的新相机，在仪式正式开始之前，他从各个角度给芭贝特拍摄了照片。在他的悼词中，他回忆了自己童年犯错被抓时父亲一言不发的沉默，并且还说父亲教会了他人们评价一个人主要就是看此人与什么样的人为伍。当他回忆自己多次失败的婚姻时，自己都忍不住偷笑了，他一直在猜测亨利有没有用他当反面教材去教育他们的下一代。
朱尼是孩子们当中最想追随亨利脚步的，他在悼词中追忆了父亲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看透一个人的性格的不可思议的本领，亨利能非常迅速地准确判断一个人是有真才实学还是“满嘴胡话”。他还以非常崇拜的口吻回忆了亨利在社交和商务中都秉持“旧世界”的礼仪。朱尼说，如果要用非常简短的几句话总结一个人的一生，那么《哈姆雷特》中的对白就完全适用于他的父亲：“尤其要紧的，你必须对你自己忠实；正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在座的吊唁者们都是些情感麻木的人。女士们有的在补妆，有的在用帽子扇风，男士们则不断地看表，貌似急着要走。朱尼是在场的人当中唯一一个流下眼泪的。
犹太神父在仪式最后请在场的亲朋好友与他一起诵读《主祷文》。亨利生前曾嘱咐芭贝特以简单温馨的形式举办他的悼念仪式，芭贝特的安排完全符合他的要求。整个仪式前后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
灵车在正午拥挤的车流中缓缓穿过第59街大桥，朝布鲁克林和皇后区之间的犹太人公墓塞勒姆（Salem Fields）驶去。此地的东边是卡梅尔山天主教公墓，两块墓地之间有高大的石墙作为间隔，而西边则是新教的公墓。整个墓地占地约2.5平方公里，对于死者来说是一种祭奠，他们死后仍然按照自己的教派下葬。
萨克斯家族的陵墓占据了塞勒姆公墓中最高的几座山头中的一座。陵墓门前有盛开的山茱萸、杜鹃花，以及整排的果树。埋葬在此处的有塞缪尔和他的女儿、他的弟弟哈里，以及他的小姨子伊迪丝。最后路易莎、塞缪尔的弟弟巴尼，以及其他过世的家人也都陆续埋葬在了这里。
离他们家的山头大约45米，在一个靠近公墓入口的地方，亨利为自己和后代搭建了最后的寓所。这个陵墓比萨克斯家的陵墓占地面积更大，背朝萨克斯家的陵墓，不论生死他们都永不再见面。陵墓的门口有一棵像卫兵一样的大树，保卫着亨利死后的隐私，正如同他在世时的习惯一样。作为一个凡人，他从不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所有的人生目标，他甚至认为在这短短的一生当中，自己的事业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巅峰时期。现代的人们在提到那个他曾经深深影响过的公司时通常都以“戈德曼”来称呼它，如果他知道这一点的话应该会感到非常有趣，其实自从1917年以后就再也没有戈德曼家的人在这个公司工作了。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