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与“假”作为一组对应的概念在《红楼梦》文本中赫然存在。这种对应，既有作为其各自修饰的言和事而构成的所谓“真事”和“假语”的命题对应，也有蕴含的“荒唐言”和“其中味”这样一种更为复杂的对应。当然，从抽象的意义上看，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符号的非本质属性，其相对于真事或者说真味而具有的“假”的属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古代，探讨“假言”与“真事”或者“假言”与“真味”的关系，构成史学和诗学分野的特色之一。
《红楼梦》作为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我们说它继承了史学和诗学的两种渊源。至于《红楼梦》中有关史学和诗学的具体内涵，已有诸多学者给予了较多笔墨讨论，这里不再赘言。我想说的是，从“真”与“假”这组概念看，作者是从类似的史与诗两方面，把假语与之相关的真事或者真味揭示了出来。作为史学传统的假语与真事的对应，是在贾雨村和甄士隐这些隐喻式人物身上所潜伏着的，而言与诗的关系，似乎在其自题小诗中的“荒唐言”和“其中味”得到了暗示。如果说，以往着述有关言与事的命题关系更多地是在史学范畴得到讨论的，那么，曹雪芹有意引入的这组命题，包括作为设定的作品叙述者石头与空空道人的一番讨论，似乎表明了在文学领域里来讨论言与事的特殊性的一种自觉，也提示了我们把史学与诗学传统打通的一种契机，这种打通，在某种意义说，是一部创作实践上的“文史通义”。
然而问题也由此产生。一方面，在史学与诗学的各自范畴里，真假关系问题成了学者探究的目标之一，而在探究中，受了各自视野的局限，使得言与事、言与味的真假关系问题转化成了问题本身的真假，导致有些讨论变得相当无复依傍；另一方面，在史学与诗学的打通中，研究者相应的观念和方法并没有得到确立，所以，因观念错位而产生的新的问题，也使这些问题中有一部分是在不相关的领域展开而导致的问题“失真”。不妨说，由于这里提及到的一些问题带有人为的假定性，而这种假定性又常常使得对其假定的澄清变得没有太大的意义，甚至于是在一个虚假的问题或者说伪问题中来展开讨论，所以本文特别标出其“真”“假”的特质，并希望在揭示出假问题特征的同时，也能从中发现一条将“假”问题转化为“真”问题的路径。既然问题的“真”与“假”是由作者曹雪芹所引发，那么我也将遵循他的思维逻辑，希望能够让这种“真假”获得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回归，也就是说，“真”与“假”之间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一种对峙，也是时间上的一种发展与嬗变，一种消长与起伏。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列举的“假”问题包括对这些问题的似是而非的解决，也是经过了文章作者深思熟虑而得出的结果，至少就发表观点的作者而言，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至于红学界不时出现的有意作假、作伪问题与我们所要讨论的“真”“假”问题无关。
就我们所划定的红学的真假问题而言，其所涉及到的方面相当广泛，限于自身知识积累的不足，全面探讨并无可能，也不是我撰写此篇文章的主要目点，在此，我也只拈出几个较具代表性的要点，来做一简单的评述，希望引发大家作进一步思考。
本着“执柯伐柯，取则不远”的古训，我想就从对“红学”这一概念的讨论开始论起。
所谓“红学”一词，简单说来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这一定义，并无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恰恰是在对这一定义的外延进行界定时，却引发了一场大的争论，也带来了“红学“本身所蕴含的真假问题。
其实，当我们不经意地把“红学”理所当然地视做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时，这“学问”一词，已经有了耐人寻味的意趣。因为学问需要积累，也非一朝一夕所能获得，这样，从学问的内涵中，再整理出其四方面的外延，所谓曹学、脂学、版本学和探逸学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门类虽分为四，其目标却是在一，就是要在假语的表面下，求得遮蔽着的真人、真事、真版本。平心而论，当初胡适之以自己写就的《红楼梦考证》来讥笑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为猜笨迷，似有五十步嘲笑一百步的味道，因为在他们要从语言的假来探求事实的真这一目标设定，或者说都要在小说外找到真事的依据来看，双方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之所以有新红学与旧红学之别，在我看来不是研究目标的差异，而是方法的差异。以假语而求真事，其根本的立足点在于史，在于对史学传统的承继。
但如上所述，由于《红楼梦》是对史与诗的两个传统的兼容并蓄，这样，旧红学与新红学在对待同一文本，寻求同一个真事的目标，却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寸于旧红学来说，他们在语言的隐喻中来探求本味的思路，基本是延续了诗学的传统，是以诗的方法来探求史的目标，这样喻体遮蔽着的作为本体的真事并没有浮出水面，而其生生举出的事实，也无法得到确证，其与喻体的关系，即一种可能存在的本体与喻体关系，变成需要再解释的喻体互相间的层层转喻了。事实上，传统诗歌中的隐喻式的方法，一直被蔡元培拿来自觉运用，我们看其论文开头，从作品的多义性入手，来探求其本旨，所谓：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
再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如此云云，似乎是最近乎诗学的研究路数，只是由于他要把这诗学的路数与史学之路直接连起来，中间不经过任何的转接和过渡的必要步骤，在跨越中求得结论，也就只有想象的新奇而缺乏事实的归属了。从一种逻辑关系来看，考证派的登场是为了对索隐派带来的问题予以克服。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解决索隐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那就是，要在诗与史难以弥合的断裂中，找到一种融通的办法。但是，考证派是怎么来解决的呢？他们采取的似乎是一了百了的办法，干脆把诗学从红学研究中剔除出去了。既然目标是在假语中求真事，他们就把求真的逻辑进行到底，把史证的方法用到极致。于是乎，一个《红楼梦》文本遮蔽着的真故事显山露水，文本成了求真事的言诠，当言诠还原成事实时，文本的特殊性也就没有提及乃至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硬要把文本与事实进行一一类比的话，就未免显得有点可笑。我这样说，绝不是要否定考证派中的许多大家所取得的成果，事实上，我在对《红楼梦》进行细微的研究时，也一直受惠于考证派的成果，充分利用着他们经过辛劳考据而得出的结论。但是，我始终认为他们的研究是史学而非文学。或者说，是为了进一步进行文学研究而做的基础工作。
所以，就其把红学分解出的四个分支看，纯然是史学意义上的曹学收获最大，也最有说服力；而与文本的阐释密切相关的探逸学包括对其八十回后的原稿情况以及整部作品的成书过程的研究成果最薄弱，我所谓的薄弱不是说没有一些大家认同的结论，而是这样的结论实在太抽象、太枯燥，与原书的有血有肉的写就部分实在无法放在一起来加以论述。我也同样不同意陈维昭的观点，认为求真事的研究是“反文学”的，确切地说，不是反文学，是非文学的。正因为是非文学，以文学的价值标准来对之进行判断、反驳或者争鸣，就变得没有意义，而且颇为滑稽。
也正是站在同样的立场，我认为索隐派将《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带来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就是史学和诗学有待融合的问题，索隐派们研究的结论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失误，是“真”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反驳的。然而，考证派却不是，虽然从史学角度看，他们贡献不少，但从文学角度看，他们构不成真正的问题，如果确实有问题的话，那也只是些不应该由文学家们讨论的“假”问题。需要放回到史学范畴里加以验证，既然不是文学范畴里的问题，又何来“反文学”这一说呢？
需要强调的是，我对考证派的如此判断，特别是对其始终如一自觉运用的史学方法本身，并无任何贬低之意，正如一个在纸上演算公式的数学工作者不会去诋毁一个实验室里做试验的化学家一样的道理。不但不贬低，我觉得我们如果从文学角度来进行研究的话，倒是不能缺少史学的眼光的，也是应该以这样的眼光为基础，再来进一步实现由史向诗的转化的。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有些假问题、假判断的出现，倒恰恰是没有将史学融合进来导致的结果。可以说，真问题与假问题的相混淆，既有来自于不同学术领域的错位，有时候，也是因为缺少历史意识，出现了时代错位的结果。
比如，《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与贾宝玉初次相见，关于贾宝玉，作品引述了两首所谓后人的《西江月》词，来评点宝玉：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诛旁。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龄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纹跨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其意义，一般都是从诗学的角度，以为是似贬实褒，或者说是寓褒于贬的一种修辞手法的运用。这样的分析，似乎忽视了这一评价与贾政、王夫人等众人对他评价的一致性。且不说作品也明确指出了是“后人”的评价，作者有意要从这样世俗的视角入手，不但对我们读者来说，随着阅读的深入，可以不断刷新我们的认识，引起理解上的冲突；而且，这一视角也让我们看到了世俗之人理解宝玉的心理定势，使贾宝玉最具反传统的思想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在传统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存身的位置（哪怕是处于被贬斥的位置）。关于对《西江月》一词的简单化理解，其实是跟理解李卓吾“童心说”的简单化在思维方式上有一定的共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