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我看到不止有一位学者撰写了学术论文，来探讨《红楼梦》与“童心说”的渊源关系，但是，他们的立论，似乎都是把“童心说”作为一个褒义词来使用的。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却没有意识到，当我们以褒义来指陈“童心”时，我们已经是用现在的理解来改写了其原有的意思。其实，从历史上看，“童心”这一词的含义是相当复杂的，而在使用这一词时，不同的文人其用意也有很大的差异。根据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相关研究，在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把“童心”作为贬义词来使用的。李贽的“童心说”也是从反面入笔，所谓“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来展开其论述的。早在汉朝，“童心”就被理解成“无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而在晚明，童心也经常是作为贬义来使用的，如吕坤《呻吟语》卷一《存心》中所谓的“童心最是作人一大病，只脱了童心，便是大人君子”。陈龙正《几亭全书》卷十五《学言详记》中也言：“嬉游之在人也，曰童心。凡摴蒲博弈、喜豪饮、爱冶游、悦郑声，喜怒不常是也。”又徐如珂在《徐念阳公集》卷五《刻制义引》中回忆自己幼有童心而不肯读书，所谓“余自幼有童心，日与里中儿游戏相征逐，视诗书蔑如也”。而李贽“童心说”的反面入笔，即从世俗观念中切入而对“童心”阐发出新意，显示了“童心说”从不同视角的观照中所特具的两方面含义。这样一来，如果说，曹雪芹确实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其思想跟李贽的“童心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的话，那么，作为世俗之人对“童心”的历来就有的不解、误解和曲解，也被曹雪芹自觉地借用过来，在塑造不为传统思想所规范的贾宝玉等艺术形象时，有意从一个世俗眼光中的顽劣儿童入笔，既写他的年幼，又突出了他的顽劣，似乎有意要授人以话柄，在贾宝玉开始登场的第三回，就借着所谓后人所作的两首《西江月》词，其作了定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没有立足于历史发展的语境，而一味把我们今天的理解加诸贾宝玉、加诸李卓吾的“童心说”，那么，由此带来的对《西江月》词的解释分歧，或者对“童心说”与《红楼梦》的关系问题，很可能就构成又一种假问题，是在与“真味”
无关的情况下的讨论，虽然煞是热闹，却无法切中《红楼梦》自身的腠理。因此，我觉得，我们研究《红楼梦》，也应该像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等所做的那样，用去蔽的史学眼光，层层剥去我们自身加诸于作品包裹着作品的这样那样的理解，还原到作品本身，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确切点说，是在追溯这一语词的历史渊源和意义结构中，发现一种普遍的思想和感觉的运动，这样，修辞意义上的语词褒贬问题，才有了一个切实的落脚点，也才有可能进一步来探讨作品本身的真问题以及真味之所在。
如果说，当我们向传统追溯的时候，因为史学意识的缺席而使问题可能转变成假问题的话，那么，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方法的大量输入，在《红楼梦》中的自觉运用，都会有意无意地使假问题得以滋生。
相对说来，在对西方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等理论进行移植时，我们的运用还是显得比较谨慎，而对马列的一些经典理论，我们的运用就有点漫无边际，成了一种实际运用上的“放之四海”，但，准不准呢？就以大家最为熟悉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这一被公认是马克思理论中的经典法则来说，曾经被广泛运用到我们古典名着的分析中去，然而近来，忽然有学者撰文提出了《红楼梦》中的非典型问题，并也加以了比较充分的论证。虽然他的论文向来是我特别爱看的，我的有些文章，也是在读了他的论文，受他的启发而写成的。但读了他这篇文章，我不得不说，他是在提出了一个假问题的前提下再来予以解决的。
这倒不是说，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会再把“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来对作品进行剖析，而是这一理论本身，与《红楼梦》就对不上号，尽管确实有过学者撰文，对形成贾宝玉这一性格的环境影响因素有过种种分析。但大家都清楚，没有这样的环境，贾宝玉也会是这样一种性格，作者交代得很清楚，这是他前世决定好了的，所以他周岁抓周，似乎还很难见出一个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他就把胭脂抓在手里了。在古代许多小说中，当人物出场时，习惯于交代其幼年时的性格，也是为了强调这一性格的先天性、遗传性以及其不变应万变性。无视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的小说创作，忽视《红楼梦》自身的交代，把马恩对欧洲特定时期的现实主义创作总结出的理论套用到我们自己的古典作品中，自然会有诸多的不通之处。因为有感于这样的不通，我们有些学者把这不适用的理论拿过来，先假定它的不言而喻性，然后将对不上号的清理出来，再提出一个非典型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思路，或者说其所“非”的那个“是”，只能是一个假想敌，而由此提出的假问题到对这假问题的解决，多少有一点无事生非的味道了。
其实，当我在反思他人的假问题时，我同时也在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毋庸讳言，我的研究中，或许也存在着认假为真的现象。比如，在我撰文分析贾宝玉与周围女伴的感情定位时，当我把林黛玉、薛宝钗、妙玉和史湘云作为与贾宝玉有着狭义上的男女感情关系时，我因为要适应贾宝玉与这四位女子合成的五行关系图，并据此来进行感情的定位，于是，林黛玉的感情的浓烈，薛宝钗的含蓄，妙玉的矫揉造作，都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也可以纳入到恋情这一系统中去的。但是，史湘云呢，我们在她与贾宝玉之间，难以发现恋情的迹象，虽然关系相当融洽，也不失为亲热。可在假定了恋情存在的前提下，我把这种恋情缺失的迹象定位为是恋情的最自然状态。但是，为什么就不直接是一种哥哥妹妹似的亲情？有人如此追问我，我难以答复。或许，这正是为了满足一个公式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个假问题呢。
也许，假问题的一再出现，甚至是顽固地出现，不能从对假问题的判断中做出一劳永逸的清理，而是要以更广阔的视野，把假问题放到一个新的层面上，使其完成向真问题的复归。这也就是我在开头提出的一种符合曹雪芹本意的传统哲学意义上的转化。这样的转化，从研究的思路上说，不妨以文学内部的框架和外部框架这两个视角切入。
应该说，从文学的内部框架入手，也不失为一种会有收获的好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将史学与诗学，或者说“学”与“论”的方法予以融会贯通。在这方面，已有的几位研究者的思路，是可以给我们启发的，其一是张爱玲，她的十年辛苦之作《红楼梦魇》，对《红楼梦》成书过程的探究用力最勤，虽然结论也说不上有多少重大发现，但她在研究中或隐或显的诗的想象力（比如关于改写袭人性格的问题），为探逸学深入到作者的创作心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还有就是刘心武，他对秦可卿的研究，戏称自己建立了秦学，虽然并没有得到大部分红学家的认同（我本人也不同意他的主要结论），但我们可能忽视了他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看法，就是他说他的“秦学”，是对各学的一种融合，“不仅要探逸，也还要牵扯到曹学、版本学、文本学，乃至于创作心理学等各个方面”，这样的牵扯，其实是考证与索隐的融合。这样的融合，虽然可以有不同的进一步理解，但是，打通诗学方法与史学方法的隔阂，也是其题中的应有之义。
而他写就的学术小说，也是启发我们如何将探逸学变得趣味盎然的一个实例。其实，诗学与史学的融合，在史学大师陈寅恪笔下，留下过诸多范例。虽然其最终的落脚点在史学而非诗学，但他在研究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忽视诗学的特殊性，以及其自身延续的传统，尤其是当文本的记录与历史事实不相一致的时候，他能够从事实的想象中发现一种历史的心理真实、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一种共同的感觉结构。从而在明确了诗与史之间的边界后，能加以有机融通，完成了诗学向史学的巧妙衔接，而并没有像有些红学研究者做的那样，将作品与作品外的世界进行简单类比。至于着眼于文学的外部框架，我觉得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以往出现的种种假问题的产生背景进行一番历史与社会学意义的诊断。即便是固守史学传统的考证学，我们也要对其观念与思维方法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予以剖析，并探究其蕴含的意识形态。
假定我们一向取文学的立场在对《红楼梦》进行着种种文本研究的话，也不能人为地把自己作为考证派对立的一方，两军对垒似地指责对方为非文学而予以抹杀。当然也不能被考证的思路所完全笼罩。要把对方同时也把自己的立场不断外化为一种客观现象，在充分考虑到其整体的复杂性时进行审视。这样的审视和总结，应该是红学史或者《红楼梦》接受史的写作构架吧？虽然类似的着作已经出版了好几部，个别之作也突破了以往的写作范式，如孙玉明的《红学：1954》，无论是材料的翔实还是论点的新异都有颇多可圈可点之处，但从不少的问世之作看，其梳理和分析还缺乏一种广阔的视野，尤其是缺乏一种对自身立场的反省意识，大部分还是停留在一般要点综述的水平。其突破的基点，我想首先是不应该被论述对象提出的观点牵着走。
例如，我们现在习惯上对索隐派和考证派的几成定论的对比式评价，所谓“牵强的附会”和“科学的考证”，完全是站在考证派的立场，在纯史学的观念支配下而得出的结论，却并没有考虑到这其中可能的文学立场。再来看考证派本身，其对红学外延的定义，其所标举出的四个分支，其所谓的红学之学，无一例外是要以一定的学问积累为基础的，这样定义的结果，是把一大批红学研究者排斥在外，其潜在的学术精英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联系到1954年的“红学”大讨论，毛泽东拈出大人物、小人物这样的关键词，也可说是慧眼别具。这里的矛盾，时至今日，在以强调学术规范的口号下，以下定义的规范做法来清理出“红学”队伍中的有学问和没学问，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了。
类似的界定，把红学的天地变得越来越窄，与我们所说的外部框架的研究恰好是背道而驰的，而我们也只有把其界定“红学”的行为本身，作为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来加以剖析，才能够不被这样的界定所笼罩，才能发现被学问所遮蔽着的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现象。说到这里，我也想就1954年有关《红楼梦》的大讨论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时下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常常以为最大的问题最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把学术讨论弓向了非学术化，把一场学术活动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而我却不这样看。我觉得，在学术讨论中，把学术观点背后的思想文化制约机制揭示出来，这是把讨论弓向深入的一条正道，也是思想锐气的一种体现，只要不把这样的剖析变成一种人身攻击乃至人身迫害，从学术讨论而引向其所谓的“非学术”是无可厚非的。就此而论，我觉得1954年的讨论，经验和教训，都是从这所谓的“非学术化”中体现出来的。
再如，提出非典型的问题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与环境，其最具价值的，或者说作为一个真问题存在的，倒不是这一论断的本身，而是其提出的问题本身，暗示了我们在借用类似的理论时可能出现的不适应性，暗示了此路的不通或者其延伸的曲折性。
总之，不但是在作为文学框架内部的红学强调史学与诗学的融合，可以避免假问题的提出，就是在把红学作为一个客观剖析的对象过程中，诗学方法与史学方法的整合，也可以把文学内部提出的假问题外化为一个外部框架中的真问题，为红学研究开出一片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