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持续数年的《红楼梦》热或者说红学热终于在去年达到巅峰。在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原着热销市场的同时，在过去的一年间，单单有关研究《红楼梦》的研究着作就相继推出了五六十种，包括以前出版的同类着作，不少书店甚至列出专架来集中展示，以致有媒体以“2005红学年”为主题来予以报道。
虽然市场经济的大潮，使许多从事学术研究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但红学专着在书店却一直被读者所迷恋。2005年初，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红学大家冯其庸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似乎为“红学年”拉开了序幕。此前，冯其庸有研究脂本的专着问世，也全面整理过清代姚燮等八家的评点，主持过《红楼梦》的汇校工作，其于版本和评点用力最勤，所以此书的出版，可说是其学术的集大成之作。
而另一位红学大家周汝昌继2004年推出《红楼夺目红》等着作后，又在去年于多家出版社相继推出《红楼十二层》《周汝昌梦解红楼》《与贾宝玉对话》等红学论着。尽管有统计显示，周汝昌在近两三年内已出版了十多本红学方面的论着，但据出版了《红楼真梦》的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社长告知，此书仍是他们社热销书之一。
此外，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舒芜的《红楼说梦》凭借其对文本心细如发的品读引起持续热销。到2005年，蔡义江的《解读红楼梦》、王蒙的《活说红楼梦》以及张庆善等的《漫说红楼梦》连连推出，在把读者注意力引向文本的同时，广阔的文化学视角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引入。
2004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和台湾时报出版公司一起推出的“红楼文化”系列简体、繁体两种版本，以《红楼服饰》《红楼美食》《红楼园林》《红楼收藏》、《红楼情榜》5种，多侧面呈现了红楼文化的物质与非物质，在2005年继续热销。而上海书店引进的台湾版的《红楼梦植物图鉴》则继续拓宽着红楼文化的畛域。红学着作的层出不穷，似乎也为梳理和研究红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去年，既有刘梦溪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再版，也有陈维昭煌煌百万言的《红学通史》的首次问世。如果说，刘梦溪的巨着显示出作者似乎要把红学研究置于一个现代学科意义的背景中予以展开的话，那么，这种现代意识，只是在陈维昭因“通史”而确立的通识中才得到了初步的落实。
红学着作的大量问世，既是学术的积累，也是市场经济中在对受众阋读心理进行揣摩研究后加以机械复制的结果。这其中，尤以把《红楼梦》与职场奋斗与企业经营挂起钩来最为典型。因为有《水煮三国》的热卖，所以就有仿效的《乱炖红楼》；因为流行《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就有《王熙凤执掌红楼36招》来给大家参考；还有《职场红楼》《非常红楼》《大观园企业兴衰警示录》等等，不一而足。对出版者而言，跟踪市场热点的途径不仅在于模仿，也在于转化，关注网络、将被追捧的写手文字予以出版，于是就有了闫红《误读红楼》这样的着作的问世，其列出的专题，如论袭人的“准姨娘是怎样炼成的”，选词用句都切合时尚口味，虽然观点相当平常，并无多少独到之处，但在网上发表时，也被许多红迷所看好。总之，多如繁星的红楼网站，层出不穷的红楼个人博客，似乎预示着下一年仍有金可淘。同样，一批红学家如冯其庸、周汝昌、李希凡、蔡义江、张庆善等在中央电视台关于《红楼梦》的讲座，也被山东画报出版社结集为《新解红楼梦》出版。但在这其中，借助于央视平台而对受众产生广泛影响的，却是刘心武的系列讲座，并带动了他的讲稿以及相关论着的持续热销，这不能不予以特别关注。
此前，刘心武关于秦可卿等的研究，已结集为《画梁春尽落香尘》一书出版，但并未引起较大反响。只是当他的系列讲座在央视的《百家讲坛》不断播出后，他的从秦可卿入手对《红楼梦》进行解读的《红楼望月》，他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及其续集，才成了去年最畅销的红学着作，其呈现的光芒，如月亮一样把周围多如星斗的红学着作照得黯然失色。虽然红学界群情犹犹，对此多有指责，但对于刘心武的红学为何会如此火热，却很少有人静下心来加以冷静思考。尽管有人以为这是央视为其提供平台使然，但其他如雷贯耳的红学大家，也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过系列讲座，为何就没有引起这样的效果呢？我以为，除开央视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首先，就《红楼梦》本身而言，这是由秦可卿这样人物的自身魅力构成的。《红楼梦》虽然塑造了众多可爱的女性形象，但除开泼辣的王熙凤、古板的李纨、妒嫉刁钻的夏金桂外，大部分只能视为女孩子而非女人，剩下的，也就只是秦可卿和二尤了，二尤固然吸引人，但鲜明的形象，并没有给人留下多少的想象空间；倒是美丽的可卿，其谜一样的人物个性以及对书中人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感受，激发起读者的持久热情和无限想象。
而且，关于秦可卿的身世，关于其如此地位而得嫁宁国府长房长孙，这一婚配的悬殊，并没有谁能真正加以解释清楚。有红学家举出尤氏和邢氏的相对寒微来说明贾家在为男性择偶时，并不是把女性出身的富贵作为一个重要标准来考虑，也举出贾母的议论，以为即便给贾宝玉物色婚配对象，也不在乎对方是不是穷。虽说贾母的议论完全是一种摆姿态，我们当不得真的，但就是承认了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接受不但贫寒而且身世不明的女子。也有的学者，认为秦可卿身世不明是全知叙述者的交代，并不为贾府上下所知晓，所以这里婚配不对等的问题本来就不存在。但这样的解释看似把问题简单化了，其实更复杂化了，那就是说，秦邦业要把秦可卿嫁给贾府，还要做出欺瞒贾府的行为。而且，这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何作者非要秦邦业去抱养一个，而不是直接交代是他自己生的，这反而可以省去叙述中的许多麻烦。
在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上，红学界受材料的制约，都显得有些拘谨，你可以说这是严谨，但也可以理解为想象力的贫乏。现在刘心武给出的一种解释，确实是够大胆的，虽无法坐实，但至少是趣味盎然的。只要把他所枚举出来的史实作为一种话语或者戏说来看待，那么，这样的结论，就可以把它归入到小说创作来得到较高评价。在我看来，这里的关键不在刘心武提出的结论，而是他本人的越位，似乎要从“学术小说”进入学术领地，尽管他在展开他的思路时，不断用了“可能”这样的字眼，以表明自己的猜测，但我们在听讲和阋读时，还是把它当做确凿无误的事实来接受了，然后从各自的理解出发来或支持或反驳。其次，刘心武把《红楼梦》与清朝前期历史挂起钩来，可以说是搭便车，因为此前红遍大江南北近十多年的戏说、正说清朝的影视剧，为他的讲座火起来作了最好的铺垫。受众对讲座的内容，可以说在接受前已经有了相当的记忆和认同。现在刘心武提出秦可卿是废太子私生女的猜测，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受众的意识深处。
然而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刘心武这样的一个大揭秘，是与受众共谋对《红楼梦》日常生活题材的一次大颠覆，《红楼梦》最初的问世，不是为了牟利，是在私人圈子里流传，恰恰是以题材的日常生活性而生发的意义，来对知音进行吁求，是为了寻找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能解“其中味”的读者。可一旦流传开来，被印刷、被复制时，虽然也引发了众多的痴迷者，但更多的读者，在痴迷之余，是有一种不甘心的。也就是他们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部皇皇巨着却只是在写凡人的吃饭穿衣聊天的“无意义”的事。还在清代，有评点家就对题材的日常生活性表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伟大的着作总应该与惊心动魄的事件和大人物联系起来，所以，尽管不断有人批驳索隐的荒诞无稽，但总有人在不懈努力地挖掘，也总有读者在痴痴期待，如此，刘心武的揭秘，可以说是对痴迷于《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着作的读者的最好安慰，在这方面，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尽管大多数红学家在不同的媒体都对刘心武的红学提出了反驳意见，也对央视为刘心武提供这样的平台提出了批评，以至于有人以红学家“围殴”刘心武来大肆炒作这一现象，但对我们从事红学研究或者传统优秀文化研究的人说，最重要的还不在于对刘心武的猜测来进行判断，而是要藉以反思，我们自身的工作是不是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虽然有学者认为刘心武式“红学”的出现表明了学术研究的一种浮躁，具有时下社会普遍心态的征兆，但我想，提倡从事学术研究需要有坐冷板凳的定力和毅力固然不错，不过也不能因此而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隔绝开来、与大众隔绝开来，以一种孤芳自赏的心态来坚信正统的学问总会被人认识的心态。话虽然说得没错，但我们为何不努力使这样的学问让大众所接受、所理解呢？学术与大众，思想与魅力，也许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势如冰炭无法统一，黑格尔虽然写下过《精神现象学》这样艰涩的着作，但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和《美学》并没有因其晓畅而降低其思想本身的深度。伟大的思想一样可以是芬芳馥郁的，只有陈旧的腐朽的理论才是晦涩的。
当然，坚持学术的纯粹性无可非议，但就我来说，在展开研究工作时，也常常在反思，是否有一种留恋不去的精英意识，妨碍了我努力把自己的研究向大众传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并不认同刘心武的观点，只把它认做是一种娱乐性的小说创作，或者仅是一种“戏说”，但他自称为“平民红学家”的立场，还是能给人启发的。尽管我理解的“平民”不是刘心武所谓的不加入红学会的才算，而是指伟大艺术巨着与大众精神生活的一种关系。其实，《红楼梦》作为一部天才之作，作为以它表现的日常生活的诗性智慧而对传统小说传奇题材的超越，其不被大众接受，曹雪芹既有心理准备，也有期待，所以才留下“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感叹。如果我们从事研究的人不能以我们的研究把这种诗性智慧传递给广大读者，不能让读者进入到这一祖国优秀文化的领地而流连忘返，不是增强了反而是掩盖了它的光辉，我们的坐冷板凳的学问积累不是吸引了反而是吓退了普通读者，其结果，只能让有些人不得不在虚化优秀作品本身后再到作品外去寻找离奇的故事以吸引读者，那么，这不但是学术研究的悲哀，也是《红楼梦》的悲哀，更是优秀的中国文化的悲哀。红学应该是有魅力的，我们应该以红学的魅力来进一步传递《红楼梦》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