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政令不畅，决策和执行脱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为地增加了决策成本。“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国部门地区还比较严重，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部门做出的决策缺乏全局性的认识，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在执行中大打折扣，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决策执行的成本，也大大影响了政府决策在实际中应该发挥的效益。另外，群众的参与性不高，信息不对称，影响了决策的及时出台。群众的广泛参与是保证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条件。群众对一些涉及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应该有知情权（涉及国家安全的秘密决策除外）。随着社会发展，公众更加注重政府决策的过程，更加注重通过决策来反映自己的意志，一定意义上讲，群众参与程度是反映一项重大决策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这也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精神。由于政府和群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导致信息阻断，这既影响了决策的及时出台，也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中国的一些政府部门，缺乏依靠公众进行决策的传统，对公众长期反映的问题认识不够，久久不能提上议程，这也大大增加了政府决策的成本和代价。
六是缺乏一支精干合成的，为各级政府部门决策服务的专门的人才队伍。政府决策是政府对社会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政策决策的内容非常广泛，政府部门的人员是限的。人员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层次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等专业知识要求比较高的重大决策方面，应该有效借助国家的专家队伍，把专家意见及时纳入政府决策过程中，甚至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应该有相关专家全程参与，避免决策的失误。再者，一个社会问题能否提上政府决策的议程，关键是能否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但是，政府部门对民意的了解毕竟是有限的，而专家则长期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对哪些问题应该及时决策相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着更深刻和更快捷的认识，通过和专家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政府及时对相关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在我们国家，专家对政策制定的参与是不够的，参与大多是一些重大的项目的技术环节，还没有形成一支既有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又懂得政府决策的专家队伍。
二、控制中国政府决策成本的对策建议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科学技术一日千里，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把整个世界联为一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只囿于已有的传统观念和经验，决策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必将为此付出更多的决策成本。
（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决策的机制和制度保障目前，中国政府决策激励机制中存在错位现象，一方面，决策者对决策失误不承担任何风险；另一方面，决策效益没有真正成为公共部门绩效考核的最重要内容。于是，权力寻租反而成为决策激励的重要部分。权轻责重和权重责轻就会导致负不起责和无人负责现象的发生。这说明建立权责一致的公共决策体制是政府公共决策发展的必然要求。建立权责一致的公共决策体制，使决策者真正具有相对平衡的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一是要加强行政立法，把政府的决策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避免决策的随意性。二是要落实好民主集中制，防止决策权过分集中，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三是建立政府决策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应提供公民有序参与决策的途径，建立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基础上的公开听证制度，让公民直接参与。当然，建立有效的责任评估机制和建立健全决策的责任追究制度，更是必不可少的。
（二）扩大民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程度
政府决策民主化要求增强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建立公众参与的制度，赋予公众在国家决策上的发言权，公众依照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通过各种形式反映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提出各方面的建议。
公众参与是衡量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它的具体形式很多，包括直接选举和全民公决，还包括公共决策听证会。
其中，公共决策中的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社会普遍推行的用于保证各方利益主体平等参与公共决策过程，最终实现决策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和公正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
随着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决策的范围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公共决策更多牵涉到城市管理、环保、交通、治安和教育等许多方面公共事务的管理。
公共决策以增进社会公共福利为目标，牵涉广大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因而，更加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的特征。尽管政府仍然处于核心地位，但一些社会组织如社会公益组织、行业协会等一些非政府部门，甚至公民个人都可以成为直接的决策主体，参与到公共决策的制定中来。
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听证会提高了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化，扩大决策参与，增加决策透明度和公开性。但是，作为一项全新的工具和制度，在中国应该有一个逐步推广的过程。中国现在尚不具备将所有的政府决策都纳入听证程序的经济实力，民主和法律观念也有待提高。
（三）扩大基层政府的决策权
中国政府制度的变迁通常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的成本自然是高的。这种强制性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效应是增加了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性，缺乏创新的活力。
事实上，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对于许多问题，中央政府是很难用统一的决策去规范的，如果强制执行其成本是可想而知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树立“服务型政府”的最重要的平台，公众的权利和利益往往靠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来实现，而这些利益可能是很小的或局部的，但如果解决不了就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威信。因此，地方政府更容易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对一些涉及公众利益和当地社会发展的问题做出切合实际的决策。
因此，只要地方政府的决策不与中央政府的决策相违背，不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违背，中央政府就应该给地方政府更大的决策权，应该提高地方政府在处理地方事务中的权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影响力，应该让公众感觉到地方政府确实是为公众服务的重要平台。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在决策上更加自主，那么，政府就可能依据地方政府的决策结果，去分析自己的决策方向。
（四）尊重市场选择和自然选择的规律
政府进行决策的基本依据是市场规律和自然规律。从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决策的经验看，什么时候尊重市场和自然规律，什么时候就能够以最小的政府决策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收益；什么时候违背了规律，什么时候就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尊重市场和自然的选择，一定要从规律出发去分析和研究问题，不能主观臆断，要把尊重市场和自然规律作为一切决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市场规律和自然规律都有一定的主导性。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新问题、新情况会层出不穷，对这些问题，我们既不能听之任之，又不能一棒子打死，应该充分掌握信息，给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发展的空间”。通过一定时间的市场运作，可能由于这些事物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而自我消亡，也可能由于符合市场规律而得以蓬勃发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掌握足够的信息，敏锐的洞察事物的发展，而不是过早的通过决策手段作出结论。
实践证明，一个尊重规律的政府和一个善于运用规律的政府，往往能够在最恰当的时间，做出最恰当的结论，其政府决策成本往往能够控制在最低限度。
（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对政府决策的作用
现代社会中，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能和作用越来越明显，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公众中的威信非常高，非政府组织的态度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很大。比如一些基金组织、自发性的行业管理组织，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导引性作用。如美国的盖茨基金会，其一年向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投入几十亿美元，这些投资涉及环境保护、危机救助、疾病控制、科学研究等多个方面，这些工作不仅提高了盖茨基金会在整个世界的影响力，也提高了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也改变了许多国家对基金会的看法，提高了对基金会的鼓励和支持力度。许多国家出台了加强和规范基金建设的一些重要决策。一些行业管理组织对政府的影响力更是不可忽视，这些管理组织从本行业的利益出发，对政府部门的一些决策的研究也是异常深入的，能够及时发现政府在决策中的失误，而这些行业管理组织又会利用其力量对政府施加影响，使政府就某些问题重新做出决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会越来越明显，各级政府都应该重视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和作用，要站在事关社会发展全局的角度来考虑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及提出的各种要求。在一般情况下，非政府组织提出的一些要求和建设性的意见会带有行业色彩和部门利益，但这些要求和建议毕竟是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得出来的，有些问题是值得政府去思考的。非政府组织的一些思想和行为动向会成为政府进行决策的“晴雨表”。政府以此人手去发现和研究问题，并及时做出有效的决策，可以大大降低决策成本，提高决策的针对性。当然，对非政府组织存在的缺乏管理和不规范的问题，也需要正确引导，严格要求，防止成为政府的对立面。
（六）提高政府对危机的处理能力
危机管理的能力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决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施性和针对性比较强。然而，对于一个处理危机能力弱的政府而言，在危机发生之后，往往会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其决策突出表现为“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特征。当然，如果真正解决了问题，公众或许不会去计较政府为此付出的高昂的决策成本，公众也往往会陷入“只以成败论英雄”思维境地。但是，认真研究政府在处理危机时的决策，我们会发现，政府的一些决策是不及时的、不必要的、高成本的甚至部分决策是非常低能的。尽管政府最终解决了问题，但是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那就是政府是不是会有更好的方法？能否更高效地解决问题。因此，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在处理危机之后正确评价自己的决策过程，正确分析自己的真正投入，正确研究危机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失误和付出的不必要的代价。从而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政府应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有效降低决策成本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处理突发性事件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面对而又具有挑战性的重要课题。危机时期政府因为决策造成的损失也是平时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有些也许会是灾害性的，是不可挽回的。因此，这就需要政府对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建立有效的处理危机的体制和机制，力争用最小的代价来控制社会性事件。
（七）发挥科学技术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
当代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应该忽视科学技术的作用。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决策本身的影响，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诸如运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及相关的科学知识，对决策的问题进行有效的量化和运筹分析，并力图用新的发展理论去解释和解决问题，这会有效的保证决策的效率，提高决策的正确程度。同时，政府决策要自觉向发展科学技术倾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发展都是第一要务，因此，当政府面临发展的问题时，要注重从发展科学技术的角度人手去解决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政府及时提出的“863计划”，大大提高了中国整体的科技水平，有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手去研究和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政府决策的重要方向，也是有效降低决策成本的重要手段。
（八）重视降低政府决策成本的配套措施
降低政府决策成本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来保障。一是要培育专兼职相结合的各类智囊机构（如咨询公司、民间议政机构、政府决策专家团等）。在不同的决策领域，培养起几个人员素质高、占有信息广、对政府决策影响力大的智囊机构，使政府的决策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使决策方案更加科学合理。二是要建立必要的政府决策奖励基金。为了保障个人和单位参与政府决策的积极性和从社会获得更多的好的决策方案，政府应该拿出一定的资金作为政府决策奖励基金，奖励给那些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信息和拿出科学方案的个人和单位。
通过这种形式，营造一种“人人参与政策决策，人人关注政策决策”的社会氛围。三是建立政府决策信息员制度。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在哪些领域和方向上确立信息员，一方面是了解政府决策的实际执行及社会反映情况，以便于政府对自己的决策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另一方面是了解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及时提醒政府应该做出决策，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从而有效地降低决策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