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曾写有一篇《我怎样飞向了自由天地》的文章，讲述了她从湖南老家到上海寻求真理的过程。其实，何止是少年时从湖南到上海，中年时从南京到延安，“反右”时从北京到北大荒，“文革”时从秦城到山西，这样“飞向了自由天地”的过程在丁玲的人生中屡屡上演。而本章中，从南京到上海，并辗转而至延安的经历显然是丁玲人生中的一大转折。
逃不脱的申明书
话说丁玲被国民党幽禁在南京，特务和叛徒轮番过来对她劝降，但她意志坚定没有屈服。这一天，顾顺章来找冯达，跟他谈了一番。冯达回来之后，告诉丁玲：“国民党不打算杀你，因为杀你不合算。他们希望你站到他们一边为他们做事，你也不会答应。老顾让我告诉你，你还有一条折中的道路，那就是选择归隐，回家养母。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写一个申明。”
想来特务们跟丁玲这么一个身上并无多大油水的人物纠缠了这么久，一点好处都捞不着，还得像菩萨一样供着，心里早也感到厌倦了，巴不得早点把她送走。问题是，就让丁玲这么走了，中统颜面何存，老头子那里也不好交代。因此才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好让大家都有台阶下。
丁玲本来已经抱定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但冯达的这番话却使她陷入深思。她开始反思，对付杀人如麻、诡计多端的国民党反动派，革命者一定要这么老实，一句谎话都说不得吗？如果既能欺骗敌人，又不会损害党和革命的利益，不也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吗？
玻璃上的苍蝇，面对光明，无所畏惧不知疲倦的横冲直撞，但是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力竭而死，它的壮烈行为不仅不会赢得人们的同情，反而会让人嘲笑其愚蠢、顽固和不知变通。
丁玲最后决定写下这份申明，她觉得如果一份无伤大雅的申明能换来自由、前途和希望，那么这就是值得的，这不是投降主义，而是一种斗争的策略。于是丁玲在顾顺章拿来的纸条上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后面又根据要求加上了“未经审讯”的字样以示自己是自愿写下这份声明的。
写下这份声明之后，丁玲并没有真的被送回老家，而是被送往莫干山居住。估计没有“最高指示”，徐恩曾也不敢擅自让丁玲离开南京。不过据中统特务孟真后来回忆说，这时候丁玲“除了不能离开南京，行动已完全自由”，虽然“完全自由”的说法未免夸张，但莫干山之后，丁玲确实行动自如，特务们已经对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要不然她后面那些地下活动，焉能逃得过特务们的眼睛。
徐恩曾在其回忆录《我与共党斗争的回忆》中谈到两件跟丁玲有关的事。有一天，他去看丁玲，谈笑间，丁玲谈到她很喜欢北平的风景，徐恩曾当即表示鼓励她去玩一次，第二天还派人给她送去一笔旅费，结果丁玲玩了一个月才回来。这年秋天，丁玲带着糖果来找徐恩曾的小孩玩，告诉徐恩曾因为身体有病想去上海就医，徐恩曾欣然应允，没想到丁玲此去竟然“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以徐恩曾的老谋深算，未必不知道丁玲心里的小算盘，丁玲在路上随时都可以逃跑，这一点任何一个人都清楚。但丁玲在徐恩曾眼里早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所以丁玲来找徐恩曾的时候，他也就顺水推舟，乐得把她推出去。想必丁玲第一次去北平回来之后徐恩曾一定很失望，而第二次丁玲去了上海之后再也不回来，徐恩曾心里一定乐开了花，终于解放了！
而对丁玲来说，她也把离开南京去北平这个日子看的非常神圣，对人宣称，这是她的“生日”，而去上海这个日子她称为“起飞”的日子，从此她不再是笼中鸟，她再一次翱翔在广阔的天宇之间。
在路上
丁玲离开南京到上海，以及经上海辗转到延安，这一路上的行程都是由冯雪峰安排的。
冯雪峰最早派来秘密接洽丁玲到上海事宜的是张天翼，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启示意义，“张天翼”意味着张开飞往天空的翅膀，这也正是丁玲此时环境与心境的真实写照。这一次张天翼对丁玲的冒险相助让她终生难忘，即使1958年张天翼迫于形势写了批判丁玲的“应景文章”，丁玲对他也是毫无怨言。1979年丁玲调回北京，立即就去看望张天翼，只不过那时张天翼虽然满面笑容，但已经说不出话了。有人说革命时期的爱情最浪漫，换句话说，革命时期的友谊也最珍贵。
另外，丁玲到上海后，冯雪峰还给丁玲安排了一位护花使者——聂绀弩。他是丁玲“左联”的同事，一路上，聂绀弩的沉着稳重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也让丁玲大有收获。
不知道冯雪峰为何会让聂绀弩来护送丁玲，这位黄埔二期毕业的书生，冯雪峰对他的评价是“桀骜不驯、吊儿郎当”，他自己可能也没想到这位“吊儿郎当”的书生会如此严谨负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在和丁玲一道奔赴延安的途中，两人约定：遇见熟人就装着是巧遇结伴而行，没有熟人就假扮夫妻掩人耳目。
聂绀弩为完成这次任务付出的代价可不小，临行前为了避免连累他人，他不但未向自己的精神导师鲁迅告别，还焚烧了鲁迅给他的全部刊发手稿和鲁迅给他的二三十封信件。后来，聂绀弩在西安闻听了鲁迅逝世的噩耗，星夜兼程赶回上海，和胡风、张天翼、萧军等鲁迅的“十二弟子”共同为鲁迅扶棺。
与聂绀弩假扮夫妻前往延安的路上，两人究竟进行了哪些交谈和沟通，丁玲并没有多少记载，而后人也很少研究。但我觉得与聂绀弩这样富有天才和个性的人同行，难免要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聂绀弩是鲁迅文章的最大追随者，素有鲁迅之后杂文第一的名头，早在30年代他就以短小精悍、犀利泼辣的杂文为人所侧目。而丁玲自从跟聂绀弩一路向西后，也随之进入了自己的“鲁式杂文”时代，这路上有没有聂绀弩的潜移默化，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命题。
这一路上两人始终小心翼翼，因为对于国民党来说，丁玲去延安轻一点说属于“私奔”，重一点则是“投敌”。聂绀弩教丁玲扮作传染病人，遇到意外情况就蒙头大睡，聂绀弩在旁边解释。在路上两人遇到过坐“霸王车”的阿兵哥等险情，都靠这个方法蒙混过关。在聂绀弩离开之后，丁玲自己也是靠这个方法一路到达陕北。相信此行之后，丁玲应该更加坚信敌人是可以欺骗的观点。
聂绀弩一路护送丁玲到了西安，直到中共地下党派人来和她联络并把她送到延安。这中间发生了一个很值得回味的插曲，中共派往南京去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正途经西安，他得知丁玲正好在西安时便特地来看望她。在这短暂的相会中，潘汉年建议丁玲暂时不要去陕北，可以先去法国，这样既可以宣传革命，又可以为革命进行募捐，这或许对革命更有意义。
去法国一直是丁玲的梦想，但丁玲稍加考虑后还是拒绝了潘汉年的好意。在南京的三年，丁玲饱受流言飞语的攻击，她急于以奔赴延安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贞不渝，她对潘汉年说：“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也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
丁玲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中详加记述了这件事，文章的题目叫《决定一生的谈话》，从这个题目看，她自己也认为这一次的选择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命运的转折，往往就在不经意间完成。
如果在南京说写下回家养母的声明书证明了丁玲开始学会变通，那么拒绝潘汉年去法国的建议又证明了她本质上的执着。执着与变通构成了丁玲此行之后命运的交响曲，也塑造了她此后人生的悲喜剧。
执着与变通
丁玲大概不会想到，她到了延安之后，她在南京写下的这份“回家养母”的声明书慢慢将成为她此后政治生涯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延安最早向丁玲发难的可能是当时从苏联回来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兼社会部、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康生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说，丁玲在南京向敌人自首。为此，丁玲找到毛泽东，希望党中央彻查她在南京的历史，为她做出公正的结论。毛泽东告诉丁玲说，我相信你对党的忠诚，可是如果要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1940年10月4日，陈云和李富春签名，为丁玲作出了结论，肯定了丁玲的历史清白。
问题是，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个当时看起来权威的结论马上就变得像豆腐渣一样不堪一击。中央宣传部于1956年10月重新作出了《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査结论》，迫于形势，丁玲在上面签了字。而后历经“文革”，丁玲头上“变节”的帽子终于成形。
这顶“帽子”一直戴到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此时，党内展开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丁玲不懈努力的申诉下，按照上级的指示，作协在1979年6月整理出了《关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
由于这份报告仍然承认1956年的结论，丁玲曾拒绝在上面签字并写信给胡耀邦。但到了1980年元月，丁玲还是在上面签了字，这等于承认自己在历史上犯有“政治上的错误”。
作协党组成员的黎辛曾就此事问丁玲：“你不同意，为什么签字呢？这时候早已不斗人了，你怕什么呢？”丁玲笑答：“我要生活呀，同志！我一个月80元生活费，要交房租、水、电、煤气费都不一定够，我还要吃饭的，我不签字，作协就是不恢复我原来的生活待遇。我住的房子是我找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要的。作协什么事都不管我，我的沙发，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借的2000元稿费买的。”
签字是一种变通，以退为进的办法改善了自己的处境，只有生活先过好底气才能上来。但签字同时意味着承认自己犯过政治错误，这又是执着的丁玲所不能容忍的。最后，丁玲决定绕过作家协会，直接向中组部讨“说法”。
接到丁玲的再次申诉后，中组部经过审查，于1984年，作出了《关于对丁玲同志申诉的复议报告》，给丁玲的这一历史问题下了最后的定论。在《报告》中最终认定丁玲写“申明书”既不属于自首性质，更不是变节性质。《报告》后附有《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这一年丁玲80岁，在病床上她逐字读完了《报告》和《通知》，老太太长叹一声：这下我可以死了！
在执著与变通之间纠缠了一辈子的丁玲，终于可以死得其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