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黑》既是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曾经办过的一本刊物的名字，也象征了两种政治颜色。一生在政治风浪中浮沉的丁玲，该红时不红，该黑时不黑，这也是她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正因其独特的品性，丁玲才如此地引人注目。
《红黑》
傅斯年曾经劝胡适：“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入政府、组党、办报，这是傅斯年心中从政的三个境界，可惜胡适最终只是实现了第一层境界——入政府。胡适自己对此想必也是耿耿于怀的，这才有了他晚年遥控《自由中国》的事情，然而此时的胡适已经暮气重重，他最终未能挽救《自由中国》于狂澜之中。
胡适没有做到的事情，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年纪轻轻时竟然做到了。他们合力出版了一本名为《红黑》的刊物，尽管最终也未能脱离失败的命运，但其朝气却值得我们敬重。
这三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曾经有过一段艰苦的北漂生活，很长时间内他们只能靠偶尔在刊物上发表点微不足道的文章赚点稿费来养家糊口，最窘迫的时候每天只能以冷馒头就着白开水过活，而且常常还要和房东打游击战，这个惨况足以让现在的蚁族们自愧不如。
不过坚持让他们得到了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人的境遇有了极大的改善。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登在了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的卷首，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沈从文在文坛也渐渐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胡也频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在《中央日报》当上了副刊编辑，每月有着七八十元的薪水，这对于他们当时的生活水平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优裕了。这时，三人的阵地也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
尽管生活有了转机，但三人过得并不开心。丁玲和沈从文卖文为生，收入不稳定，经济上被书商盘剥，精神上被编辑左右，没有自主权更没有话语权。而胡也频在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日报》任职，处处掣肘，只能唯人家的马首是瞻，思想上的苦闷更是溢于言表。
在这种情况下，三人产生了合办一个刊物的想法，自己占山为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多么痛快的事情！于是《红黑》应运而生了。为了办《红黑》，胡也频把老父准备用来养老的钱以高利贷的形式借出来了，可谓下了血本。“红黑”两个字在湖南话里有“横竖”、“反正”的意思，这个刊名意味着这三个年轻人真的是豁出去了，不成功则成仁。
《红黑》第一期出刊那天，三个年轻人站在上海四马路和北四川路的书店门口，看着自己的刊物被摆在显眼的位置，踌躇满志，神游八荒之外。“知识分子一旦拥有报刊，就拥有了广场，拥有了向全社会发言的权利，控告和抗争的权利。”林贤治这句话大概可以用来概括三人当时的心境。在《卷首题词》他们更是直截了当的表明了为苦难民众而创作和奋斗的宏图大志。
然而，三个年轻人肯定不会预料到，《红黑》最终只出版了八期就宣告夭折了。书商恶意拖欠书款，很快导致资金无法运转，本来就负债累累的三人除了破产之外别无他路。商人拖欠货款，这是生意场上见惯不惊的“潜规则”，但这三个稚嫩的书生显然毫无破解这个“潜规则”的经验和能力。
《红黑》的《卷首题词》以这样一句话作结：“文艺的花是带血的”，这句话颇有点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味道。三个年轻人本来想以自己的热血来染红这个黑色的社会，没想到社会这个黑色的巨人稍微动一下手指就让他们全身皆墨。
不过残酷的现实也使三个年轻人渐渐从狂热中清醒了，《红黑》欠下的巨额债务迫使胡也频远赴济南省立高中执教，在那里他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三年后，胡也频牺牲，丁玲踏着夫君的血痕继续前进，最终奔赴延安，战斗在红色的天地里。从红到黑，从黑再到红，可以说《红黑》这个短命的刊物在丁玲的人生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纽带作用。
也正是因为如此，丁玲把创办《红黑》的经历形容为“一场浪漫的冒险”。
不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们总是习惯的把1955年认为是丁玲政治生涯的“滑铁卢”之年，这一年她被打入“丁陈反党集团”，而后二十余年不得翻身。但丁玲被打倒只是一个“果”，而其“因”早在40年代初已经种下了。
到了延安以后，丁玲的主要创作从小说开始转向杂文，而杂文也渐渐成了她鞭刺社会不平的利器。从1940年到1942年，丁玲先后创作了《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萧红》等作品，揭示了解放区男女平等制度下妇女的现实困境。这些作品和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互相呼应，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当时延安存在的落后以及黑暗的一面，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最终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展开，王实味因此丧命，而丁玲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沉入谷底。
在那样一个高度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环境中，文艺注定只能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于是，“歌颂”成了“香花”，而“暴露”毫无疑问就是“毒草”，“歌颂”是革命文学，而“香花”则是反动文学。在一个需要自己唱“红”调的时候，丁玲却不合时宜的唱了“黑”调。
丁玲的死敌周扬后来在“文革”结束后接受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的采访，说：“在延安时期我和丁玲就是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暴露黑暗……”
毫无疑问，周扬是懂政治的，以至于后来毛主席这样评价他：“党对了，周扬就对了；党错了，周扬也就错了。”而丁玲则是一个政治的门外汉，这也是为何她在与周扬针锋相对时只能处于失败的命运，但这种失败是一种悲壮的失败。
自1955年起，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丁玲渐渐被剥夺了最基本的话语权，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直到70年代末拨乱反正，才得以重出江湖。这个时候，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文艺界，“伤痕文学”大行其道，许多与丁玲有过相似经历的作家都撰文声泪倶下地控诉“文革”的罪恶。
作为最有资格大书伤痕的作家之一，丁玲这一次的表现再一次让人大跌眼镜。
张凤珠是丁玲早年的秘书，当她读到丁玲于1979年7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后，对丁玲作如此的“反常”的言语感到难以理解。后来她去看望丁玲时，问道：“为什么你经过二十多年致命的打击后，还能像苏联小说中红军战士喊着为斯大林去冲锋那样，说自己是为毛主席而写作？”丁玲回答道：“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就是这种感情。”张凤珠说：“可是你这篇文章是现在写的啊！”丁玲一笑了之，说：“看来这二十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
尽管后来丁玲也写了回忆自己“文革”生涯的《牛棚小品》，但她从来不把它当一回事，在王蒙的回忆中，记得丁玲把这部作品交给编辑时不屑地说：“给你们，时鲜货！”丁玲的另外两部回忆录《魍魉人间》和《风雪世界》最终也都没有写完。相反，她后来一直向人们宣扬写北大荒生活的《杜晚香》才是她这辈子最好的作品，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北大荒的女劳动模范默默无语、扎实苦干的形象。
在需要唱黑调的时候，丁玲又不合时宜地唱了红调。也许，这就是丁玲不寻常之处。
红与黑
李敖的父亲北大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上了吉林四中的校长，他亲眼见证了平时不可一世的北洋军阀们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后来他告诉李敖：“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教教师研读的。”（《李敖自传》）
张大帅出身于东北的“胡子”，也就是土匪，属于现在说的黑道中人，一个土匪出身的人能够对知识分子这么敬重，着实让人钦佩。而在“文革”中，我们的“红卫兵”“红”字出头，但是对知识分子可就没有黑道人物张作霖这么客气了，“红卫兵”折磨知识分子手段之残忍、花样之繁多恐怕让那些黑道中人都要叹为观止了。
所谓红与黑从来没有绝对的界限，顺天应道便是红，逆天背道便是黑。
红与黑交织的背后是中国千年以来知识分子随波浮沉的命运，在一个动乱的时代里，知识分子且不说“兼济天下”，要做到“独善其身”都何其难也！王蒙在追忆丁玲的文章中最后写到：“我为丁玲长歌当哭”，实际上该长歌当哭是动乱时代里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而丁玲历经红与黑的磨难终于自成一家，蔚为大观，于她来说可以无憾了，所以我觉得名著《红与黑》作者司汤达临终时的一句话很适合她：“我活过，爱过，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