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注意到，胡太太是带着安徽口音的，正是她小时候说的那种地道的方言。她又感到非常亲切，便凝视了一下胡太太的面容。显然她已经不再年轻，但圆脸上一双不大的眼睛，却显出非常活跃的生气来。可以说，胡太太的容貌是很端庄的，而且泼辣，爽利，一看就是精明老练的治家好手。高级知识分子往往是这样。他们比较孝顺，听从父母之命，便时常会娶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夹杂着家庭妇女的蛮横和强硬，倒也令他们一生不敢轻视。
爱玲何许人也？以她的细腻敏感，感受到江冬秀的态度其实是蛮生涩的。因为人只有在想保护自己的时候，才会两手交握而示人。此时的江冬秀就是如此。有了胡适跟小表妹年轻时的那一撇子事情，和当初圈内高级知识分子不约而同搞婚外恋的事实，令她不能不对年轻女性始终存有些许敌意和冷漠。即使胡适先生已经六十开外岁，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她毕竟在年轻女性面前，还是忍不住会像被饭粒中夹杂着的小石子硌了牙，隐隐地升腾起那么一丝不安，一丝翻肠倒胃的酸意，一种藏头露尾的醋态。爱玲始终是个不露声色的慢性子人，并不像江冬秀那样爽直干练，把什么都挂在脸上，表现在外。她只是后来以文字描摹当时的想法，感觉江冬秀某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
然而她的设想未必全对。应该说，爱玲自认为她自己应该永远是胡适的学生，但并不代表江冬秀也这么看胡适。他的一肚子学问，对她而言只是一个符号，没有一点实际意义。她也许会因为丈夫是个大学者而感受到虚荣心无比满足之后的快意，但仅此而已。她不可能从完全的程度上，进入胡适的内心世界。但似乎如果他有一个完全理解他的妻子，也未必是件好事。夫妻之间，有时需要的是互补，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等同。理解固然重要，毕竟当不了饭吃。想寻求理解，不如培养一个情人。然而江冬秀当年托小表妹照顾远在外地的丈夫，想必已经令她后悔不迭，又怎么会让脚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呢？所以，他们就是这样互相不理解地，却和谐互补地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胡适跟江冬秀的婚姻，乃民国七大奇事之一，足可见世人对大学者娶小脚女人的事实的诧异。爱玲看到他们的恩爱和相携到老，虽然内心戚戚然，但毕竟自己还年轻，在胡太太面前，也没什么好惆怅的。于是他们进入了畅快的交谈。爱玲看到，这对夫妻似乎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炎樱便用并不熟练的国语作答。其实，胡适夫妇真的都是好奇心很重的人。炎樱的样貌，显然不同于典型的中国人，而她又是那么健谈，开朗活泼，俗话说叫唤的孩子有奶喝，老年人往往喜欢这样的后生。而沉默寡言，待人接物一向拘谨的爱玲，倒让夫妻二人感到引不起什么话题。
于是，第一次的见面就在这样一种似乎很愉悦的氛围中开了个头。
爱玲想必也看出适之先生的境遇并不佳。如果她想寻求什么依靠或庇护，在适之先生这里，是注定要让她失望了。因为他自己的生活毕竟也很艰难。
热心肠的炎樱发挥了她擅交际的特长，开始帮爱玲四处打听，此处有没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位胡博士，他是不是很出名，像在国内一样受人敬重。然而实情却并非如此，任凭你在华人的圈子里再有名望有地位，一旦到了异国他乡，就只能算是个普通人。何况当时国民党已兵败大陆，他再不是昔日的官方外交人员，只不过是个旅居国外暂且做政治避难的老学究。爱玲心中不禁对胡先生此时的境遇增添了一抹难以平复的同情，甚至令她皱眉。如果她有能力，这时节倒正是应该帮一帮胡适的时候。然而她自己尚且立足未稳，真是让她感到十足的尴尬，又怎么好再去叨扰人家呢？此时，她在心里默然地替胡先生辩白和鸣不平。她想着一定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有着开天辟地的思想意义的五四运动，虽然并不彻底，但是是由政治原因而起的，其意义本身却足可比拟西方的文艺复兴。可是，由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少为外国人所知。她替胡先生惋惜心痛，并且坚信，五四是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湮灭太久的，终究又会浮出水面，重新指导人们思想意识的嬗变。她因胡适被大陆的下一代批驳，却不知到底反对的是些什么而忧伤，甚至引经据典以为佐证，证明即使人们一时食言了，过不了多久，就又会重新开始信奉那些本来正确和深刻的事物。苏青说过她，没有一句慷慨坦然的话。的确，爱玲的话和文字，都需要悉心揣摩才可解其中玄机，但这丝毫不妨碍她立场的坚定。她坚信胡适先生的思想，会在未来时间的某个点上，再次闪耀出灼灼的光彩。她却不知道，她自己的作品，今天居然比胡适先生的大作，普及率更高出许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
她隐隐感到，胡适先生的家，她是不能再多去了。因为即使去了，也带不去什么接济，即使带了，胡适先生也不会收。其实他们彼此心中都是了然的，如果大陆站得住脚，谁也未必会远涉重洋地来到美国。虽然他们同是西洋教化的产物，然而异国他乡的西方世界，又会给他们多少能跟本民族人给予他们的那些相比肩的荣耀和认可呢？两人目前的状况是一样的窘而尴尬，像两个落魄的逃难的灾民在异地相遇，却又不像灾民那样可以全然放下架子。然而这空空的躯壳，毕竟还是裹挟不住两颗同样落寞凄凉的心。
才子佳人扑朔迷离的隐秘情感
然而只去了一次便再不露面，也不妥帖，显得自己未免太势利，太没有人情味了。于是她又去拜访过胡适先生一次。
这次见面的地点是在书房。爱玲看着高齐屋顶的书架，疑心是定制的，望上去有眩晕之感，怪异的是上面并没有多少书，倒是一叠一叠搁置了堆积如山的文件夹。其实，这是胡适离开北平时唯一带过来的他和父亲胡传的手稿。说到书，他只带了一本甲戌本《石头记》，可见胡适对于红楼梦的钟爱和重视，竟与爱玲不相上下。这书房给爱玲纷繁迷乱的感觉，以致她一抬头望见那书稿重压下摇摇欲坠的书架，内心便增添了一丝难以名状的沉重之感。她觉得胡适先生的学问做得未免太辛苦，如果换了自己，需要整理这许多卷宗，怕只是有心无力，于是，她更觉得心悸得厉害。
胡适打量着这个女后生，她含蓄、不健谈，带着中国古典式的婉约，似乎并不能用一般化的开明现代知识女性来形容或简单地定位。爱玲的沉默正是贵人语话迟的表现，让刚刚接触她不久的人，容易有一种难于察觉的压迫感和拘束的意味。想了解她真的很难，想走进她的内心世界，打开她的心扉，就更不是易事。没有绝大的激情和勇气，甚至厚脸皮的精神，谁也无法深入了解一个真实的张爱玲。
然而爱玲的拘谨，多半还是由对胡适先生的崇拜而起。胡适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受蒋介石之邀出任过总统一职，想来蒋中正是欲借他的名望做最后一搏，倾力争取一下美国的支持。可以说，文人胡适，已经在这个时候到达了他人生的巅峰。对这一切，爱玲不可能一概不知。虽然如今，胡适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甚至潦倒的政治避难者坐在爱玲对面，她还是不免将他视若神明。因为即使从治学的角度而言，胡适也犹如巫山之浩渺，怎能不令爱玲有俯仰观望之感呢？
越是敬重，就越怕出口让适之先生见笑，也怕自己言多有失。但她还是努力地寻找状态，想让自己的话尽量接近真实。也许，她的意思是，较接近真理。但她显然不能这样高抬自己。她甚至想起自己写东西的时候，每每写不下去了，便会停下来望着窗外天幕的一片空白的灰蒙蒙的色彩，皱紧眉头去思索。无论对写作，还是此时对胡适，她都是在用尽所有的气力想让自己接近真实，才可以对得起内心，因为写作与胡适，实在是人世间可以令她为之肃然的为数不多的人和事物之一。
胡适谈到了时事，跟爱玲说了句：大陆是纯粹的军事征服。话音里未免带着些负气。其实他还不知道，即使日后他到了台湾，最终仍不免被变幻的政局左右了舆论的偏爱。爱玲却不知该如何回答了。因为这么大的政治性主题，她实在难于当着胡适的面做个表态，亦不知该如何表态才算恰当。所以，她竟一时没有接过话题。这稍许的停顿，胡适先生就已看在眼里，了然于心，于是脸一沉，旋即换了个话题。爱玲也是敏感细腻的人，怎能不有所察觉？她觉得自己未免太不会说话，怎么竟然逢迎一句，甚至表明个多少中立的立场，都没有呢？她自己的举动让适之先生不自在了，所以她的内心就更平添了几分不自在。对于所谓的左派思潮，也就更起了反感。而且她预言，西方的左派思潮到了三十年代末便已销声匿迹，而在其他地方，譬如大陆，恐怕远远不止影响到这个年代结束前。对胡适而言，这段小小插曲就这么过去了，然而在爱玲心里，却一直耿耿于怀，未敢忘却。于是胡适换了轻松的，个人的话题，告诉爱玲，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多。他考虑着，爱玲是个女人，对政治也许不懂，对于政治，在她面前多谈无益。而且这个女后生自来聪明，从作品中就可见一斑，谈起政局来，如果那些言辞带有较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她面前也显得自己太过看重当初在大陆的名誉地位，反而不好。爱玲想着，我自己倒是经常在上海的小小的市立图书馆去借书，但大图书馆查书的习惯，我还没有机会养成呢，而且她近期也没有打算去图书馆观光。所以她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胡适从眼镜上方看到爱玲的似是而非的浅笑，立刻又换了一个话题。
可以说，胡适虽是个文人气派的学者，但毕竟也是有涵养有城府的精明人。他在同爱玲交谈时的察言观色，就体现出他并不是疏于事务的诸如闻一多之类的“何妨一下”楼的主人。他讲文人的中庸和处事原则，但并不代表他兼有文人那些无用的迂腐。然而他越是精明善感，爱玲就越是兀自紧张肃穆。于是，气氛仿佛不那么热烈，但张弛有度，节奏倒是被两个人控制得很好。应该说，这也是这样两个年龄、性别、个性的人在一起时正常的交谈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