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为了老包期盼的眼神，我还是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不治治这些狗腿子，不知道还有多少老百姓被他们为了创造利润而恶意钓鱼，我不站出来管一下，将来猖狂起来的时候，我也会成为受害者。
到了开听证会那天，我还是有顾虑，我怕那个蒋队长不去，而是来一个法律顾问什么的，这些家伙瞪着大眼说瞎话的本事绝对超过我，到时候坚决不承认那是蒋队长的电话，或者说借给别人使用了一类的理由，水一混，说不清，那可就前功尽弃了。于是我犹豫再三，终于拿起办公桌上的录音电话，给蒋队长提前录个音：
你好，这是××××××××276（电话号码）吗？
你谁啊？
是交通局蒋队长吧？
你谁啊？
我是律师，我想问一下你，咱们下午是不是开听证会？
对啊，下午开听证会。
到时候你去吗？
我当然需要去了。
蒋队长，我想问一下你，那个×××（诱饵的名字）你认识吗？
我怎么会认识他呢？
哦，那很好，不打扰你了，下午见吧。
有了这个证据，就不怕对方再翻云覆雨了。中午老包来了要请我出去吃饭，被我拒绝了，我让他在市场上随便买点猪头肉啤酒什么的，二人随便吃点就算了。我倒不是为他省钱，主要是嫌去饭店麻烦，我早已经过了对食物如狼似虎的年龄，在办公室吃完一抹嘴，该干什么干什么，省事！
“有把握吗？”老包将熟食一一摊开，筷子恭敬地放到我面前。
“还可以吧。”我说话一般很少打保票，万一没兑现，会被别人翻脸算旧账的时候抓把柄的。
“那就好。”老包很了解我，知道我心里有数，但只是不想和他说，他也没有追问，兴奋地喝了一大口啤酒，承诺道，“整回来之后，你放心，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
我听了不由皱了一下眉头，这还没有结果呢，5000元的律师费就变成了好好感谢，变化够快的啊！
“你绝对适合干律师。”老包十分真诚地奉承道。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我挖苦道。
“老早就发现了。”老包很无耻，但是这个秉性在单位一直没有被重用，实在可惜。
我冷冷一笑，没有闲情和他抬杠，专注地吃熟食，酒足饭饱之后，又随便地吹会牛，我们就下楼开车去法制局。上车前，老包毛遂自荐：“你喝酒了，我来开车吧。”
“不行。”我坚决拒绝，当年这小子买个摩托，我想开一会，其也是如今我这副嘴脸，把我心都伤透了。因此当时我就警告他——等我将来有车的时候，打死也不给你开！
老包当时听了不屑地一笑：“等你将来有个四轮子的时候，我早开游艇了。”
4
这次听证会，主要就是针对是否存在钓鱼行为进行论证，如果成立了，那就大功告成，老包拿着他的一万元钱回家抱着媳妇大战三百回合。如果法制局的人跟我上纲上线，纠缠电话清单来源的合法性，那么这个事情就可能不了了之，老包就成为了这个事件的最大受害者，我也就只能灰溜溜地回去卧薪尝胆，寻找机会图谋再战交通局了。
我不能让这个事情如此收场，但是现实往往就是这样，我们国家一直呼唤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是为事实服务的，但是很多时候有些执法者就是喜欢把法律玩弄于股掌，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作为反驳你的证据让你无言以对，不需要的时候藏在屁股底下当手纸，跟你装糊涂一个顶三。
我考虑了交通局可能采取的各种应对方式，最后决定采取诱敌深入、步步为营的方式和他们缠斗。我让老包少插嘴，别瞎说话——很多当事人都有这毛病，生怕律师哪句话不说影响案件的定性，所以总是抢话，把该这个时候说的话留到那个时候说，而把那个时候该说的话非要放在这个时候说，让我真的无言以对。你要是制止他，如果案件出现不利的后果，他会毫不留情地把所有过错都归结到你这个建议上，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正式开听证会的时候，交通局来了一帮人，正式上场的就有三个人，分别是他们法制科的科长，副科长，以及那个蒋队长，其他人则踌躇满志地在旁边站脚助威，可以看出来，他们也不常开这种听证会，否则不会如此隆重——我就喜欢隆重，这代表对方有信心，而大部分人有信心的时候往往都存在巨大漏洞。
老包在对方开始出示证据的时候，总想反驳其中的不真实的地方，被我拿恶狠狠的眼神呵斥住——我们的底牌绝对不能这个时候展示，如果对方有警觉，就失去了这个外科手术打击的突发性，他们会耍无赖，装糊涂，法制局的人再帮腔，那就功亏一篑了，而且人家发言的时候贸然打断，实在很无礼——有些自诩自己具备辩论才能的家伙总是对这种泼妇骂街抢话发言的方式情有独钟，一往情深。
我耐心地等待对方出示完所有的书证以及视频资料，中间允许我谈意见的时候，我也只是轻描淡写地不予认可，没有从本质上去否定对方。等到轮到我们提供证据的时候，我拿着电话清单首先表明观点：“本案经过我们代理律师的详细调查，认为属于典型的‘钓鱼’执法，交通局的工作人员与乘客在之前就认识。”我说到这里时故意停顿一下，结果不出意外，蒋队长和老包属于一路货色，他不屑地开始反驳我的言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认识他啊？”
我暗自一笑，这正是我期待的结果，如果一个好的听证主持者，会及时制止打断我说话的人，防止其继续纠缠，无法保持我提供证据的完整性，但是显然法制局主持听证的人没有制止的意思，所以我顺势问道：“你确定你们之前不认识？”
“我们怎么可能认识呢？”蒋队长得意地笑了，后面那些助威的人也跟着不屑地傻笑。我没有在乎他们的嘲讽，这个回答我很满意，我就怕我提供完证据，交通局说认识又怎么样了，难道认识就不可以执法了吗？现在既然如此回答，傻子也明白，他们想否认的时候已经没有了退路——除非法制局的人都是傻子，听不明白中国话。
我继续拿着清单说道：“××××××××276是你的手机号吧？”
蒋队长点头承认。这样我那段为了防止他不承认的电话录音就失去了价值。我接着问道：“乘车人的电话是×××××××××××吧？”
“我不知道。”蒋队长回答完之后，又看了眼他们的询问笔录，点头承认我说的属实。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拿着通话清单看着法制局主持听证的人员说道，“我们调取了乘车人的通信记录，在本案发生的当天，也就是我的当事人被现场抓获之前的两个小时之内，乘车人和作为执法人员的交通局稽查二科的蒋队长通话达到7次之多，每次时间长度都在一分钟到七分钟之间，很显然，这不是打错了电话那么简单，也不是单纯地咨询交通业务那么简单，我希望交通局能够给予这个清单以充分的正面答复，你们既然不认识，为什么联系如此频繁，这不是事前串通的钓鱼执法又是什么？难道里面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
我的话让交通局的人目瞪口呆，互相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在我的询问中，把他们可能的退路借口都已经堵死了，如果没有新的理由和解释，我并不充分的证据将使他们彻底崩溃。
听证主持人要求看一下电话清单，我将清单提供上去，给他们一一指点，他们看了频频点头，然后招呼交通局的人员上来核实。蒋队长很不情愿，他当然知道自己和对方通了不止一次话，而且都是自己如何指点乘车人寻找什么样的目标，乘车人再如何汇报进展一类的东东。
“你们怎么解释？”主持人问。
交通局法制科的两个科长垂头丧气地回到座位上，看着蒋队长，等待这个实际当事人的合理辩解。蒋队长不可能承认失败，理屈词穷居然依旧反驳道：“我们提前接到举报，所以才通的话。”
“提前两个小时就获得了举报吗？”我面无表情地反驳。
蒋队长无言以对，这个电话清单对于他来说太意外了，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提前那么多天去看这个铁板钉钉证据充分的案件材料，也没有想到我会不辞辛劳千方百计地去调取他们的通话记录，更加没有想到我会猜测出这个尾号是276的机主居然可能跟他有关联。这些没有想到导致他根本对此提问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根本不知道如何狡辩才能站得住脚。所以只有选择沉默——这个沉默不是那种泰然自若，而是心虚，谁都能看出这种游离的目光代表什么。法制局的工作人员互相交流了几句，然后对我说：“你好，冼律师，你们回避一下，我们有些事情需要找他们核实。”
我微笑一下，点头同意，老包则很担心，低声问我：“他们不会串供吧？”
我一摇头，宽慰道：“不至于，放心吧。”
出了门，老包继续担心地问：“你看他们能怎么处理？”
“和解。”我自信地回答道。
“能吗？”老包比较狐疑。
“应该是这样。”我明白法制局的人让我们出去是为了什么，肯定是质问这些行政执法人员怎么这么愚蠢，下一步应该如何解决我们这个麻烦这一类的问题。按理说法律明确规定行政复议不允许调解，但是现实就是这样，不调解怎么体面地解决纠纷呢？直接说交通局违法——交通局能干吗？这不是影响局长大人的仕途吗？如果维持交通局的处理决定，我们肯定拿着电话清单四处上访，到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过了大概10分钟之后，法制局的人出来把我和老包单独找到一个办公室，先是端茶倒水，之后很有苦衷地对我们说：“交通局的行为确实不好，你看你们想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还没有回答，老包就提前开口了：“把钱退给我们。”
“这个可以。”法制局的点头同意，我一听正中下怀，本想见好就收，大家交个朋友，可是一旁的老包一看满足了基本要求，马上提高了需要：“我还有损失呢，他们必须赔偿！”
“什么损失？”法制局的人纳闷地问。
“我来回的路费，精神损失，还有误工费。”老包大言不惭地要求道。
法制局的人当然明白所谓的精神损失不能获得支持，另外就是路费和误工费也实在没有几个钱，因此苦笑着看我，希望我能代替他劝解我的当事人。
我和事老般地劝解老包道：“差不多就行了。”
“那不行。”老包不依，他不怕事情有反复，反正有免费的律师，其继续增添项目，“我律师费还支付了不少呢，他们必须赔偿。”
“多少钱律师费？”
“5000元。”老包狮子大张口。
“这么多？”法制局的人惊愕地看我，确实一共罚款一万，我收取五千，这个律师不够黑才怪。我一看不能否定啊，只好硬着头皮解释道：“风险代理，风险代理，如果败诉，我们是要退费的。”
法制局的工作人员一听表示理解，让我们稍等片刻，他出去找交通局的人交涉去了。他一走，我就埋怨老包：“你怎么得寸进尺啊？差不多就行了！”
“不能惯着他们。”老包很坚决，这也是当事人的通病，不懂得变通，得理不饶人，这样有些时候遇到倔强的对方，很可能最后连和解都无法达成，最后势不两立一直把官司能打到2800年。我作为一个局外人，肯定不希望这样，这些年代理案件一般都是差不多就行，从来不架讼，早解决早利索。对于老包如今变幻万千的嘴脸，我是深恶痛绝的，我恶狠狠地警告道：“别太过分，最后一分钱拿不到，你可别埋怨我。”
“那咱们就继续打下去，你不是有电话清单吗，还能怕他们吗？”老包很得意，非常骄傲地设想道。
“继续打下去？”我上下打量了一眼他：“你有病啊？你律师费给了吗？就这么脸大？”
“多要回来那5000元，我给你3000元。”老包的承诺差点没气死我，之前的5000元代理费一下变成3000元不说，这小子不但学会了保本，而且开始做起了赚钱的买卖。我刚想损他几句，门开了，法制办的工作人员回来了，他首先表示很抱歉，让我们久等了，然后才很为难地说，“人家交通局不同意。”
“不同意退罚款？”我很失望。
“不同意额外赔偿那5000元。”
“那不行，绝对不行，告到中央我也要告。”老包再次抢话，其叉着腰嚣张的气焰非常有希特勒当年的绝代风采。
我则没什么意见，因此忙给老包使眼色，但是老包不接茬，像所有天真老百姓想的那样，威胁道：“必须赔，否则我明天就联系焦点访谈。”
“少赔点吧。”法制局工作人员看着我，希望我说和一下，我一听欣喜若狂，少赔点就是可以赔，虽然国家每年都拿出一点数量的钱作为国家赔偿基金，但是这些机关老爷才不傻呢，赔一块钱都影响乌纱帽，所以宁可底下送一万元的礼，也不愿意背着赔偿一元钱的名，那是要被考核影响仕途的，所以我认为能保本就是万幸，额外赔钱，我几乎不敢奢望。我忙跟着劝解老包：“差不多行了。”
老包很不甘心，但是也怕我撂挑子不管，所以悻悻道：“少赔能赔多少？”
“两千。”法制局工作人员很为难地给出个数字，我一听非常满意，生怕老包装犊子，人家一撒手不管，正常裁决，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想都没想，直接就替老包答应了。
法制局的工作人员也很会钻空子，也不等老包最后敲板，直接表示成交，出门汇报去了。
“太少了！”老包非常不满地抱怨道。
“要多少是多，你还真想要个小轿车啊？”我恨不得上去抽他个大嘴巴，这种人从来不尊重我们的劳动成果，总想最大限度地踩在我们的脖子上偷苹果。
“行，这是你答应的。”老包眼睛也瞪起来了，横蛮不讲理地叫号道，“我——我——到时候只给你1000元，你可别怪我抠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