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永远不能麻痹、忽视或心生厌倦，不能以为这些问题太过浅显和常见，去追逐更新鲜和更时髦的问题而忽略甚至忽视这些基本问题，尤其是我们搞企业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经常，甚至是天天，反复琢磨这些问题。
比如有这样几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每时每刻、做每项工作之前都要好好问一问自己：第一，“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解决的是原因、动力问题。动力问题，向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大革命时期，农民为什么要起来造反闹革命？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为什么迸发出空前的积极性与创造力？领导者就是要找到或替他们找到这种动力，并为之提供发挥动力的机会与平台。
甚至光有动力还不够，还要比较动力的大小。比如非洲草原上的羚羊，要想活命，就必须在与狮子的赛跑中获胜。另一方面，狮子的思想负担也不轻，假如跑不过最慢的羚羊就会挨饿。但是，羚羊跑慢了，丢的是命，而狮子跑慢了，丢的只是一顿美餐。相比而言，羚羊通常更会拼命地快跑，它的动力比狮子要大得多。事实上，狮子是跑不过羚羊的。狮子只能靠掌握好出击的时机来取胜，硬追是追不到的。性命与美餐相比，前者的动力更大。动力越大，奔跑的本领就越强。猎豹的速度是陆地上的动物所能达到的极限速度，但猎豹硬追也追不到羚羊，因为羚羊为了活命会长距离地狂奔，猎豹如果在一分钟内追不到并且仍然不放弃的话，将因体温的迅速升高而倒地毙命。
我们国企的员工，要真正解决“我们为谁而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样的动力问题。如果这些动力问题解决不好，国企就做不好。我的体会是，企业在做任何工作时只要站在总经理的高度、站在企业战略的高度，甚至站在国家和民族、党和人民的高度考虑问题，就能很好地解决动力问题。
第二，“谁来做？”解决的是主体、责任问题。我们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比如一个事情，动辄说人人都有责任，齐抓共管，最后出了问题谁都没有责任，谁都不负责，说什么“负领导责任”，等于没负责任。另外，同样的工作由不同的人来做，其效果也将是不同的。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这主要是用人的问题。所以，解决“谁来做”的问题相当重要。但就目前国企的情势来说，挑选人来做成事不算本事，不换人就能把事做好才是本事。在这种体制下，培养人是当务之急。
第三，“怎么做这件事？”解决的是方法、途径问题。比如一个很好的事情，就说重组吧，这其实是个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但搞成行政命令，就是低水平的管理者做的事，这样做的结果，后患无穷，不如不做。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寻找方法。实干是企业管理最好的方法。任何工作，调查研究都是基本功。调动全员积极性常常是唯一选择。
第四，“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一个质疑、反证的过程。还是说重组这件事，重组只是个手段，重组不是目的，目的乃在于重组后各经济要素能否高效地发挥作用。有的企业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还要“一刀切”搞重组，有什么必要吗？为了好听、时髦就要这样做吗？常常问一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会带给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想法、新方法。
第五，“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目标、理想的问题。要实现这个目标、理想，是要分阶段和步骤的，一定要与“我们目前能做什么”区别开来，否则就是理想主义、形式主义，这对工作的危害是极大的。现实中，我们很多领导者做的大多是“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能够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目标、理想分解为若干个小目标，分阶段去实施。现实中，我们的企业领导者做规划的能力常常强于落实规划的能力。
第六，“目前我们能做什么？”涉及手段、现实性的问题。譬如老鼠们开会研究，要在猫的脖子上挂一个铃铛。可以说这是最美好的规划。应该做，但是能做吗？现实中，人们常常只关注“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忽视“能不能做”的问题。我的体会是：说正确的话容易，做正确的事难；做正确的事容易，正确地做事难。从来如此。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弄清楚：不应该做什么？这些年来，在工作中，我深深感到很多领导并不清楚“应该做什么”与“能够做什么”的区别，往往把两者混淆了，这害处是很大的。这两者缺一不可，混淆了更不行。工作中，因为不清楚这个分别，往往理想主义者造成的危害比保守主义者更大。
前面讲的六个根本性问题，我在工作中是深有感触的。比如搞内控，是不是应该搞？是应该搞，但搞着搞着就搞成形式主义了。信息化建设，应不应该搞？应该搞，但不顾实际地、理想化地搞，既大量地消耗了人力物力财力，又不解决实际问题。搞一个长远规划好不好？当然好，但请中介来搞就大有问题。且不说中介的责任感和把握实际的能力，即便是中介的方法就是管用的吗？方法从来不是拿来就能用的。方法如果不是产生于自己的实践或者经过自己的实践来检验，就是学术范畴的东西，是不管用的。自己的事情，终究是要靠自己来解决的。搞监管分开，对不对？肯定对，但为什么一搞起来就仅仅是增加了人员机构编制而不解决问题？不但不解决问题，还制造问题。高等院校的学生应不应该发生性关系？肯定谁都不是抱着鼓励的态度。我们的措施是怎样的呢？只会做各种宣传教育、制定男女宿舍严格管理的校规。美国是怎么做的？发放避孕套，规定学生必须随身携带。为什么？既然你制止不了那种愉悦事件的发生，那么就至少要让这种活动是安全的。这就是现实的态度、管用的思维方式。好比治水，堵截不是办法，要疏导。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开管用的药，给患者开出管用的药方，不要出现医疗事故。拿不拿红包，倒在其次。在我看来，“红包”并不比西方的小费低贱。再比如说我们谈戒烟，西方国家有很多场合不许吸烟，在加拿大一盒烟要加税九加元，并且一般商店不许经营，以此达到限制吸烟的目的。这是比空谈戒烟更为现实的思维方式。
还有，“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我们的最大优势是什么？”“这件事情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对这件事情员工会满意吗？”“群众会满意吗？”“事先去调研或征求意见了吗？”“我们究竟想要什么？”“市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等等，都是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追问是一种很好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增长智慧、更接近真理。
古时有两小儿辩日，是太阳早晨离我们近，还是中午离我们近？早晨太阳比中午的大，应该是近的，但中午太阳更热，也应该是近的。孔子回答不出来，两小儿笑说：“孰为汝多知乎？”看来圣人也禁不住再三追问。对有些问题，人们在不同时期是有着不同回答的。说实话，上中学的时候，我是怀有治国安邦的志向的，立志要做大事。现在我渐渐懂了，所谓“治国安邦”，其实就是做好本职工作。也就是说，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治国安邦。过去认为不做坏事，就是讲道德。现在我渐渐懂了，把好事做成才是道德的最高体现。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人想要做好事，却做不成、做不好，甚至客观上反而做了坏事。所以说，从引申的意义上讲，干好工作才是道德的最高体现。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时期的回答，代表思维方式的转变，代表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可以考量出一个人的品格、修养、见识、能力和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