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深刻阐明了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有两次中央全会专门就党群关系问题作出决定：一次是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再一次是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不断提醒全党，由于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员队伍构成的新变化，加上党长期执政的地位与和平建设的客观条件，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保持这种血肉联系，最重要的是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切实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十四）明确了反腐败斗争的基本工作思路。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1993年8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了新中国反腐败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二次全会，对开展新形势下的反腐败斗争进行了周密部署。中纪委二次全会后反腐败斗争全面推进，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斗争的基本工作思路：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一个一个地打好阶段性战役；反腐败要以三项工作总格局为载体来进行；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施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的重要里程碑。
（十五）坚持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和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信念，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这个理论阐述克服了过去对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时间估计过短，对共产主义社会设想和描绘比较具体的弊端，是我们党认识党的奋斗目标上的一个进步。
（十六）提出要吸取世界上一些老党、大党从执政走向衰败的历史教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
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关键是在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这样我们才能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不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①他还特别提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社会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从执政走向衰败的例子，要求全党引以为戒，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十七）深刻阐述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近年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一是通过分析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内部发生的各种变化，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工人阶级”内涵的认识，给党的阶级基础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二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新变化，提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三是提出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四是提出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五是提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这些理论创新立意高远，解开了在若干重大党建认识问题上的思想结子。
（十八）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是执政党建设必须研究解决的关系执政全局的重大课题。十六大报告提出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提高五个方面的能力，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提高执政为民的本领。
以上十八个方面，总体上涵盖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和总要求，另一个是党的建设的具体方针、方法和原则。前者回答了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后者则解决了新形势下怎样建设这样一个党的问题。它融继承性、创造性、时代性、科学性于一体，是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理论总结，是对邓小平党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邓小平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探析
刘武根合法性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正确处理了毛泽东意识形态遗产问题，开始重建法理权威，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等，树立了共产党的新形象，从而维护和发展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时值邓小平诞生10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理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邓小平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内容主要有历史的合法性、经济的合法性和法理的合法性三个方面。
1.历史的合法性
历史的合法性指的是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建立是历史上形成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文革”结束后，针对种种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的论调，邓小平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他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必然。可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在历史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历史上就赢得了人民的认同、支持和拥护的。
2.经济的合法性
经济的合法性即执政党只有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才能赢得人民的认同，取得人民的信任，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1978年前后，邓小平在总结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深刻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从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可以说，在“文革”结束前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降到建国以来历史的最低点。因此，邓小平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以重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他指出：首先，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老祖宗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成为统治阶级后，应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从实践上来看，“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得到迅速提高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最后，从反面来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总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合法性。“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3.法理的合法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法理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
（1）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人民之所以认同和支持共产党，是因为人民群众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管理者。而这种管理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制度实现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它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然而，“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甚至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从而降低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出现人民对共产党的认同危机。鉴于历史教训，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的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切实作到让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人民则会感到对共产党执政的认同、忠诚、支持和拥护是正义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永葆生机。
（2）社会主义法制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所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和执法原则，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为了保障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健康发展，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人民对党的认同、忠诚、支持、拥护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他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一方面，“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制又是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因此，人民必然会对党和政府制定的反映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法律持认同和忠诚的态度，必然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二、邓小平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主要特点和意义
1.邓小平对魅力型政治统治的危害进行批判，并结合我国的特点提出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法制建设，从而为人民对党的认同由传统型、魅力型转向法理型奠定了基础，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创造了条件。
邓小平结合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指出：“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他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这是邓小平对传统型和克里斯玛型政治合法性的尖锐批判。因此，邓小平提出：一方面，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这样一个领导集体”，“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另一方面必须注重法制建设，应该加快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法律，要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而使人民对政府的认同、忠诚和支持转向法理型。
2.邓小平特别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高低与党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程度联系起来，从而为我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提出，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