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高度深刻反思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那一段历史。指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这是从正面来总结历史的经验的。从反面来说，邓小平认为，“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他还告诫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简直是荒谬之极”。正是因为有了对建国以来的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维护和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了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理论的重新认识，才会有阶级斗争路线的结束、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才会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的提出和实施，才会有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的台阶式发展。
3.邓小平将党、国家、政府和社会主义四者的合法性连在一起进行论述，认为他们四者的合法性是统一的，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里邓小平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的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而“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则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连在一起进行论述。邓小平的这些认识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保证了我国在四个现代化建设、改革和开放中的正确方向。
4.邓小平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特别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着力从意识形态方面打造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为精神文明建设，进而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思想领域阵地，精神世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去占领。其实，邓小平同志十分谙熟这一道理。针对1987年以来我国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化思潮”，1989年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多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而“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这些认识为邓小平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奠定了基础。
总之，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理论为我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指明了方向，为党转变执政方式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积累了经验，为进一步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政府合法性的建设与维护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
执政合法性的重塑：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吴永生一、合法性的一般性分析与中共对执政合法性的探索
合法性最初指合乎法律的或法治的，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并无直接的关联。但随着合法性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步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一方面强调公众在合法性建构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立的评判能力；另一方面重视政治系统或执政者在合法性建构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当然单纯依赖任何一方都难以建立起真正的合法性，只有两者间的双向互动和共同努力才可能使执政的合法性成为可能。对于执政者而言，维护和巩固既得的执政地位、建立持久稳定的统治秩序是其一贯的追求，他们必定会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来获得合法性，其主观意愿与努力不得不接受公众的审视与评判。于是，作为合法性建构过程中的能动主体，公众对执政者的服从与支持便成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对执政者故意或长期的违逆无疑就是对政治系统及其强制性的藐视和反抗，意味着政治秩序难以持久维系，执政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迈克尔·罗斯金指出，“当合法性受到侵蚀时，政府必须使用强制手段来巩固它的法令。”然而，单靠或主要依赖暴力的政治统治充其量只能维持一种低水平的强制性权威。虽然这种以暴力为特质的权威对于政治系统而言必不可少，但由于缺少合法性必需的自愿认同与社会基础，必然引发公众的敌意和反抗，这非但无法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持久，而且会增加执政成本和统治风险。人们在探求政治合法性路径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消弭强制性权威局限性的有效途径便是设法淡化其暴力色彩，让公众更多基于赞同而服从执政者。
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公众服从政治统治的心理动因时认为，“任何一种真正的统治关系都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最低限度的服从愿望，即从服从中获取（外在的和内在的）利益。”可见，公众对执政者的自愿服从，首先在于他们某种特定的物质或精神利益能得到适当满足，使之感受到政治系统除了对他们进行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暴力强制外，还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利益保障，从而对执政者产生认可、信仰的情感。但公众权利的维护不是一种单一的诉求，而是一个多维度的系统工程，至少涉及物质与精神等两方面因素。执政者若能在物质层面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可获得“特定支持”；而从精神层面人手，则可以提升其“散布性支持”。
首先，执政者施政时必然会涉及社会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的调整和分配，也必然涉及利益主体的界定，影响到公众对执政者的情感认同。不同的利益主体毕竟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任何一个明智的执政者都不会天真得力求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其阶级本质会促使他们最大限度地追求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挤占或伤害其他阶级的利益。但“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能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因此，一旦条件许可，他们也会适当考虑包括被统治者在内的其他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因为对后者利益的置若罔闻，必然引发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威胁统治基础。实践证明，执政者日益注重其社会职能，关注公众的物质利益，非但没有削弱其政治职能，反而在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增强了执政的社会意义，奠定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自革命之日起就怀抱强国富民的夙愿，显著的执政绩效证明她不仅能赢得革命胜利，改变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而且同样可以成功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丰富民众的物质生活，从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自愿服从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在为人民群众利益奋斗的历程中被选择和认同的结果，因而具有无可替代的执政合法性。
其次，对公众物质需求的满足并不完全具备合法性所蕴涵的价值判断和信念力量，而合法性是一种“为人所信仰的终极价值，它独立于对实际成果的展望”，其本质要求考察执政者的价值取向，“看它与所在社会人们所公认的价值理念、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是否相统一，以及统一到什么程度。”换言之，只有兼顾公众物质需求和价值取向的执政才可能具有必要的合法性。“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公然背离公众价值取向的施政必然遭到公众的拒斥，增加执政成本与风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日益改善的物质生活和日趋强盛的综合国力改变了民族受欺凌、民众被剥削的命运，逐步恢复了人的尊严与目的性意义，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优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者，以其卓越的革命功勋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深受民众的崇拜和拥戴，从而建立起魅力型的执政权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凭借其卓越的实践成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发挥着意识形态应有的渲染和论证作用。
由于政治生活中充满了诸多变数，作为政治权力的基本属性和“活水之源”，合法性的一朝获得难以保证其长期拥有，自身还存在着一个日消月损的衰减趋势，置身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共产党也无法回避这一挑战。首先，现实的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明落差”，决定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承载起这一历史性包袱。改革开放以前，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人们多从历史的角度感受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进步，而对外开放中的横向比较则暴露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先天性不足”。重在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美好理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现实的差距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呈现出日益弱化的趋势，部分民众的社会主义信仰产生了危机。其次，魅力型权威很容易出现断代现象，随着毛泽东等人相继辞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魅力平凡化”的趋势使得继任者难以一如既往地维持和享有这一历史遗产，执政合法性的个人资源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再次，“经济增长给国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公。”在社会变革中，作为政权基础的工农阶层的预期成本和收益严重失衡，与新兴利益群体间日渐扩大的利益差距以及日益“边缘化”的趋势使得他们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制约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亲和力和真实性。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侵蚀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基础和执政党的道德优势，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制约了长期以来公众对党的高度信任与忠诚。
二“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对执政合法性的重塑
“如何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权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更是执政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面临挑战的中国共产党也主动承担起维护和开发合法性资源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没有简单地倚重合法性的历史资源，“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全面开启了重塑执政合法性的现实路径。江泽民同志在重新审视党的执政背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新时期执政的合法性建构创建了完整的话语体系和全新的理论境界。
（一）“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强调生产力标准的重要意义，为党的长期执政夯实了物质基础。
作为政治生活高度专业化的组织，政党通过有效的政治参与，旨在对政治生活施加积极的影响，最大程度的汇集、整合和扩充合法性资源，以期持久地执掌政权。对中国共产党而言，生产力的“先天性不足”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但如能尽快弥补这种不足，则又会转变为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机遇。
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我们党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重大举措，但作为一项全新的事业，既无成功模式可供借鉴，也无成型经验可以遵循。而苏东剧变则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教训：“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论其曾经取得如何的辉煌，如果一旦它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国家政权建设就会因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举步维艰，党也会因此丧失执政的基础。”面对这一教训，我们党认识到，“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因此，“三个有利于”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我们衡量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首要标准，实质上就是坚持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发展生产力是党的历史使命和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之源。而这一标准的实践成果最终被历史证明是极其英明的，因为对生产力的重视超越了以往单纯将政治合法性付诸意识形态的传统，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各项事业都因此得以长足的发展。同时，它又从另一角度证明，如果不发展生产力，“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关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和意识形态的说教就会缺乏说服力，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就会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