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统治阶级无不具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观意愿，但阶级局限性或政党的私利使得他们只能暂时代表先时生产力。而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取向使得她具有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勇气与动力，因而具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道德基础和凝聚力。历史上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作为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并拥有日益坚固的执政基础；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也同样依赖先进生产力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可见，“三个代表”对先进生产力的强调是在历史上传承基础上的丰富与发展，体现了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更加重视其应有的经济整合功能。它要求我们党科学确立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完善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分配机制，广泛团结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构筑广泛的社会基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及其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新的要求，不断进行体制创新，为发展先进生产力开辟道路，为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奠定物质基础，从而巩固和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
（二）“三个有利于”中综合国力的标准旨在通过壮大国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执政党的号召力、凝聚力；而“三个代表”对先进文化的强调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文化渲染与价值支撑。
对生产力的强调并不必然地带来人类的全面发展，“经济高增长、社会低发展”的格局往往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历史证明，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坚持用正确思想武装起来的国家，才可能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只有那些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代表先进文化的政党才能有效巩固其政治、历史和理论等资源，才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生命力。
可见，“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所以，“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都非常重视文化之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的积极意义。
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综合国力的标准涵盖了一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是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等综合反映。邓小平同志坚持综合国力的标准，也就是提醒我们党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而且要重视文化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建设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同步、协调的精神文明。对综合国力的强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有利于营造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文化氛围，渲染和论证党的执政合法性。
历史上许多阶级或政党由于只是暂时代表先进生产力，因而也难以始终代表先进文化。而苏东共产党由于未能保持先进文化的阵地，从而丧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的沉痛教训时刻警示着我们党，只有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充分发挥优秀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增强党的指导思想的号召力与动员力，才能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国文化的价值创新和整合，建设和巩固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从制度上加强执政合法性，引导人民在维护祖国统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从而在思想文化上强化人们的价值认同，在发展中增强人们的政党忠诚。可以说，“三个代表”对先进文化的强调是对综合国力标准的丰富与发展，是时代发展和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三个代表”发扬了“从思想上建党”的优秀传统，弘扬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动员和理论支撑，从而实现民族传统文化整体上的现代转换和人类进步文化发展的一致性，为我们党长期执政奠定文化基础和道义上的合法性。
（三）“三个有利于”中生活水平的标准凸现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优越性，回应了公众的利益诉求；而“三个代表”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强调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系统构筑了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任何政党都会谋求其相应的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和价值本源，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利益归宿，两者利益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巨大成就彻底改变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但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革开放的目的仍在于“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正是由于始终坚持这一根本目标，备受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克服了执政历程中的众多困难和阻碍。因此，邓小平坚持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价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标准，以“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真实性和认同感。
“生产力说到底是人们为生存发展而形成的物质力量”，因而理当让广大民众在发展中普遍受惠，实现其利益需求。历史上的一些阶级或政党在一定时期或一定范围内也能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但往往具有暂时性和偶然性。面对普通民众和既得利益集团间不断扩大的利益差距，阶级的局限性使其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差距的根源，因而严重消解了民众的情感认同，制约了合法性资源的供给。历史与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从国民党的两失政权，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印度人民党在选举中的失败，无不显示出人心向背的决定性作用。而“八十多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构成了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动力，也构成了广大民众自愿认同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摈弃过去“左”的执政理念，充分发挥执政党阶级整合和利益整合的功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且要积极回应公众反腐、廉政、公平等价值诉求，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健全畅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机制，实现公众的政治、文化利益，使改革成果惠及普通民众，让他们在发展中切实感受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全面性和真实性。“三个代表”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强调，是对社会转型和党的执政环境变迁的回应，表明其已充分认识到利益整合、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现实意义，体现了中共日益广泛的政治代表性，必将增强党的政治整合能力，也必将在更高的层次全面建构党的执政合法性。
（作者单位：江苏警官学院）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兼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费迅政治文明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反映的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文明水平，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所实现的政治进步和所取得的政治成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它所表达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党、政治制度、人民的政治权利等的文明程度。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执政过程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过程。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执政规律和经验，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党合法、有效、稳固地执掌国家政权，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达到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就由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党转变成为代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就是不断地改变旧中国政治极不文明状况，不断地进行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并在总结社会主义前期党执政的成功经验与失误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创新并完善党的执政体系，大大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制度建设最具有根本性。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特别是中共八大以后的时期，党的制度建设没有被提到应有的高度上来认识，导致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问题的症结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没有根据执政党地位、任务变化的需要适时改变建党的思路，对执政党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其次是对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制度建设的辩证关系认识不足，忽视了作为执政党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第三是对苏共在制度建设上缺陷认识不深，并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苏共那套过度集权、缺乏民主的体制影响。正是通过深刻总结这些沉痛教训，通过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如何实现执政党使命的战略思考，邓小平作出了“制度是决定性因素”的重要论断。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中指出，在党的建设中，与人的思想、作风相比，“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关于怎样才能避免“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时强调：“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
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这些论断表达了对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重大发展。
（二）
中国共产党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这些经验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其主要内容大体有下列数端：
一是制定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执政纲领。纲领是党执政的宣言书，是领导人民建设国家、实现社会发展的旗帜，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执政的最高纲领，指明了共产党奋斗的终极目标及价值取向，并与时俱进地提出并实践自己的最低纲领，即各历史时期执政的具体行动纲领。党在领导建立新中国之后，坚定地实施中国革命的第二步，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着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自己执政的具体行动纲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作为执政的具体行动纲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在世纪之交又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执政宣言，并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为具体行动纲领。在制定执政的目标纲领问题上，党始终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
二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体制。执政体制即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运作模式，是政党牢固执掌政权的制度保证，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与西方国体、政体及政党制度性质完全不同的执政体制，这就是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所决定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求共产党始终处于执政地位，这种执政地位的本质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制”民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同时，并不排斥其他民主党派的存在以及与他们合作共同管理国家。
这种政党制度有利于实现多党的长期合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是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历史经验，联系执政党的特点，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中共八大曾经作出把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作为执政目标的正确决策，但后来未能有效地坚持下去。经过20年的曲折发展，党在犯了严重错误、付出巨额“学费”以后，终于在邓小平领导下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巩固执政地位、努力执政为民的新思路。即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党的执政目标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经过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以及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以及为十六大作政治和思想理论准备的5·31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正式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