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被缓缓地推开了。身材修长、面容瘦削的斯诺悄悄地侧身进来。斯诺穿着一件朴素的短大衣，举止安详，神情持重，一脸的微笑是那么诚恳、亲切，眼光里充满着同情。陆璀一下子就感觉到这个外国人是友善的，是个可以亲近的人。这时，斯诺伸出手来，和陆璀握了一下，便自我介绍起来。
“我叫埃德加?斯诺，是个美国记者。我亲眼看见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是跟着你们走过来的。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你是哪个学校的？”
“我叫陆璀，是清华大学的。”
“清华大学，好！”斯诺高兴地自语了一句，一边在笔记本上写下来，之后接着问，“你们为什么要上街？你愿意谈谈你们游行示威的目的吗？”
陆璀激动地说“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要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斯诺微笑着，一边迅速在本子上记着一边问：“但你们只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你们已经受到镇压，你认为你们能达到目的吗？”
陆璀说“我们相信人民大众，只要把人民大众唤醒起来，中国就不会亡！”
斯诺仍在本子上记录着。这时，几个武装警察吆喝着走进来“走！出去！”说着一使劲将陆璀拽着推出门去。
陆璀回头看了一眼斯诺。斯诺无可奈何地跟在后边，缓缓地移动着脚步，一脸的同情和无奈。警察把陆璀推上了一辆敞篷大卡车。斯诺看到，在陆璀的左右，各站着一名警察，对面还有两名持枪的士兵。
斯诺站在卡车旁边，用充满同情和忧虑的眼光注视着陆璀。卡车的马达发动了。斯诺勉强地笑着向陆璀挥手致意，举起相机拍了一张照片。陆璀站在车上大声向斯诺呼喊，声音都变得嘶哑了：“再见吧！我会出来的！”斯诺也大喊起来：“再见！祝你平安！”为此，斯诺专门为勇敢的陆璀写了一篇专稿，称赞她是“中国的贞德”。
游行回来，天已经黑了。斯诺和海伦立即脱下外套，随便啃吃了一点面包，就开始工作。
斯诺说：“佩格，我敢肯定，学生运动常常会改变中国的历史。因为它是革命的，今天，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会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海伦说：“埃德，说真的，在这里我都快憋死了。我们竟然不能跟中国人谈中国。更可悲的是，燕京大学的中国人也不谈中国问题。他们好像只想把一切隐瞒起来，特别是不想让我们外国人知道。他们不愿意把中国如何落后，如何绝望的情况发表出来。”
“中国有句话叫做‘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欺骗人民愚弄人民的人，终究是在欺骗和愚弄自己。”斯诺说。
“埃德，今天，我好像和中国学生一样，也似乎发泄了满腔仇恨似的，在大街上走了一天，一下子扬眉吐气了，心里特舒畅。是不是大家沉默太久了的缘故，你看，中国的青年是有朝气有希望的。”
“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今天的运动像一道闪电，划破了沉闷黑暗的中国的天空。我一定要把它报道出去。”
“可是中国自己的报纸却不敢发表，实在是一种悲哀。”海伦说，“燕京大学的许多教授以及政府的官员，甚至蒋介石本人，我感觉他们都是在靠外国人吃饭——特别是靠美国人吃饭。他们有的是一种买办心理，连民族思想也没有。他们对中国的前途满不在乎。他们只顾自己的家庭，他们害怕学生运动，有的甚至说这多半是领了莫斯科共产党的津贴，真是可笑。”
“佩格，我今天晚上就把稿件写出来，寄给《纽约太阳报》。我相信，今天的运动是中国的又一次‘五四运动’。”斯诺说。
“对，我们要把中国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英勇斗争的消息告诉全世界，引起全世界进步学生和青年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海伦兴奋地说。
为了把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及时客观地报道出去，斯诺和海伦在打字机前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昏黄的灯光下，斯诺坐在桌前写新闻通讯，写一页就递给海伦一页，海伦就坐在打字机前，不停地打印，一直工作到天亮。天一亮，海伦就骑着自行车，牵着爱犬“戈壁”，到外国记者朋友那里把稿件发出去。
几天后的夜里，张兆麟、陈翰伯和王汝梅等高高兴兴地一起来到斯诺家。他们每人手中都拿着一些报纸，有中文的，有英文的。
张兆麟说：“斯诺先生，你看，你们写的报道发表了。”大家纷纷打开自己手中的报纸，铺在桌子上。
“哟！埃德，你看，中国的报纸也报道了！中国的报纸也报道了！”海伦指着一份中文报纸兴奋地说。
“是的，你们的报道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报道了我们的运动。现在全国各大城市的青年学生也闻讯行动起来了。”王汝梅说。
斯诺翻阅着报纸，说：“好！同学们，祝贺你们，你们成功了！”
陈翰伯说：“斯诺先生，这更要感谢你们，没有你们这些外国记者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也许被镇压下去了。”
斯诺谦虚地笑笑，没有说话。海伦欣慰地笑着说：“这是我们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一次真正的体现。孩子们！我们已经结成了反法西斯阵线喽！”
王汝梅说：“我们学生要求面见何应钦，递交请愿书，何应钦吓得不敢见我们，只派一个秘书出来敷衍我们。”
“因此我们不能就这样罢休，要准备乘胜追击，再接着搞几次示威，进一步扩大影响，把爱国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一个全国性的高潮。”张兆麟说。
“斯诺先生，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王汝梅问道。
“我建议你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讲清楚你们这次示威运动的意义和目的，这就圆满了。”斯诺说，“但是，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我感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会积极鼓励你们这么做下去，我预计他们将会镇压你们的这场运动。哦，对了，那天下午，被捕的那个清华大学叫陆璀的女学生释放了没有？”
张兆麟说：“我知道，傍晚她就被放出来了。”
斯诺说：“好，那就放心了。你们以后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一定不要客气。你们的行动振奋人心，也增强了我对中国前途的信心。而从你们的政治胆识中，我懂得了历史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
燕京大学校园内的临湖轩。12月12日，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接受斯诺的建议，在这里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由燕京大学自治会副主席龚普生和财务部长龚澎（龚维航）主持。张兆麟、陈翰伯、王汝梅等学生领袖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亚细亚》、《密勒氏评论报》、法新社、天津的《华北明星报》、《大学》等报刊的新闻记者在斯诺的组织下一起参加了招待会。
有记者问：“请问你们为什么不好好读书，而起来向政府示威游行？”
张兆麟答：“记者朋友们，首先谢谢你们参加我们的招待会。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东北四省，但他们侵略我们中国的野心不死，今天他们又通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策划搞华北高度自治的阴谋，目的就是要继续侵占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华北五省，并企图灭亡中国。这是我们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中华民族正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但我们的政府目前却采取不抵抗政策，我们青年学生是中国的未来，我们不能做亡国奴，我们要起来向一切法西斯帝国主义作斗争！”
有记者问：“那么，你们示威有什么作用呢？”
王汝梅答：“我们青年学生起来示威游行，就是要告诉全中国人民，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一致抗日，呼吁政府停止内战。”
有记者问：“你们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游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陈翰伯答：“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是我们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希望政府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政党和力量，收复东北失地，保障爱国自由。”
记者招待会产生了极大反响，扩大了“一二?九”运动的政治影响。海伦对龚普生说：“你们亲口对他们讲一句，胜过我们代讲一百句。”
尽管国民党反动当局竭力封锁“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学生们却以自己的努力千方百计扩大了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赢得了全世界的支持。然而，再过四天，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要粉墨登场了。于是大家又聚到斯诺在盔甲厂的家中，秘密商议对策。
斯诺问：“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再次行动？”
张兆麟说：“你看，报纸上已经登出消息，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2月16日宣布成立，我们想，就在16日举行。”
斯诺点点头说：“可以。”
“斯诺先生，希望你们到时候仍然参加我们的运动，给我们支持！”王汝梅充满期望地看着斯诺。
“没问题，我和佩格一定去！”斯诺说。
“放心吧，孩子们，我们永远站在你们这一边！”海伦说。
中国青年学生充满感激地望着这两个和善友好的美国人。他们是老师，更是亲密的朋友。
1935年12月16日，北平学生举行了第二次示威游行。
天阴沉沉的，好像又要下雪似的。风越刮越大，破絮似的云层时而被刮开一块，透出一缕淡淡的阳光。树脚下墙角里，仍能看到一些没有融化的积雪。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再次高举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打倒伪独立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标语，举行了声势更加浩大的示威。他们高呼口号，发出了震天的怒吼。
愤怒的学生们开始焚烧日本国旗。斯诺又来到学生们中间，继续拍照采访。警察的水龙头并不能阻挡学生的爱国热情。广大群众和教师也参加了示威活动。大家一起高喊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释放被捕学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
学生们的示威游行，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厉镇压，约有四百多人受伤，许多青年学生被捕。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很快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爱国风暴，迫使反动政府不得不宣布推迟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游行示威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兆麟、王汝梅、陈翰伯等人陪同斯诺、海伦一起到医院看望受伤学生。海伦像母亲一样心疼学生，为他们盖被子、喂饭吃、端水喝，查看伤口，询问病情。斯诺看望了每个受伤的学生，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候。受伤的学生深受感动，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
斯诺站在病房中间，充满感情地说：“同学们，说真的，这是我到中国八年来，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的政治勇气，你们对国家和人民尽了最大的职责，今天全世界都会把你们称作英雄的。”
同学们对斯诺先生的评价表示了极大的欢迎，纷纷鼓掌，投以尊敬的目光。
张兆麟说：“斯诺先生，正如您所预料的，日本人对这次运动毫无准备。宋哲元在我们示威的第二天，就通知日本人土肥原，说他不能违反民意宣布‘独立’。”
海伦说：“宋哲元是个胆小鬼，他怕日本人，更怕我们！怕中国人民！”
同学们都高兴地笑起来。
陈翰伯说：“现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甚至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学生和进步团体，都纷纷响应我们了，他们也开始举行示威游行了。”
“但是南京政府，仍然向各大院校校长发出了指示，要求加强纪律和控制。从南方来的朋友告诉我，那里的学校四周增加了一倍到两倍的卫兵。”王汝梅说。
海伦说：“我也听说东京方面对土肥原的阴谋流产感到震惊，据说马上就要把他召回日本。日本的外务省和陆军省也都发表了和解声明，否认有武力吞并华北的意图。”
当“一二?九”运动刮起的抗日救亡风暴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地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也开始了大搜捕，进步爱国学生开始受到迫害。
2月29日夜里，数千名武装警察在便衣的带领下，荷枪实弹地骑着摩托车开进大学校园，包围了清华大学。校园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警察们凶狠地闯进教室、图书馆，不问青红皂白就将学生带走。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夜晚，警察们突然袭击学生宿舍，把一些学生从被窝中抓起来带走。但这一切并没有吓退青年学生们，他们更加积极地反抗压迫，与警察搏斗，高呼“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等爱国口号。
这些日子北平的大街上戒备森严，火车站里也站满了手持枪、警棍和皮鞭的警察和特务。几天后，组织上安排躲在斯诺家的陆璀去上海参加筹备成立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工作。在姚克广的陪同下，请斯诺夫妇帮助转移。这天，陆璀已被海伦打扮成一个留学归来的大家闺秀。斯诺和海伦一直把陆璀送上了火车，目送她远去。
后来，陆璀代表中国爱国学生赴日内瓦出席第一次世界学生大会，报告了“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得到了世界各国学生的同情和声援。
伟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斯诺的生命中刻下了难忘的记忆。二十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复始之旅》中，用“煽火”为标题对自己在北平的这段岁月进行了追述。他还引用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说：“我没有带燃料来，但期望用雄辩的劲风把火煽起来。”他回忆说：
这一经历使我懂得，引起革命有种种原因，而知识青年对现政权完全失去信心，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这一点恰恰是研究这种现象的学究式的历史学家最容易忽视的。
在这危急的关头国民党由于根本起不到领导、鼓舞的积极作用，因而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而且，在其后的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把大批最有才能、最爱国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
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的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
的确如斯诺所言，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许多学生领袖，后来几乎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的精英人物。像姚克广（姚依林）、王汝梅（黄华）、张兆麟、黄敬、陈翰伯、龚普生、龚澎等后来都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或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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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访“全世界等待了九年的头号新闻”，斯诺开始了“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伟大的历史之旅。
在北平美国大使馆大使纳尔逊?特拉斯勒?詹森大使的办公室里，最显著的摆设就是有一幅书写精美的条幅：无为而无不为。
这天，斯诺和大使馆武官约瑟夫?史迪威上校一起在这位第一个能讲中国话的美国大使的办公室里聊天。因为斯诺在几个朋友的鼓励下，向一个名叫古根海姆的学会申请一笔研究经费，专门就中国土地危机的问题进行为期两年的实地研究。而且这项研究还与“赤匪活动”有关。但斯诺在向古根海姆学会申请时碰了壁，于是又干起了记者的老行当。詹森大使仍然鼓励斯诺去“探究中国的真实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