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原始的理解，源自马克思。在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剩余价值的生产被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剩余价值规律又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方面和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和危机，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
所谓剩余价值规律则指：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用绝对或相对地延长工人剩余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改进生产技术等方法，最大限度地获取由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相信大家都很了解，里面对剩余价值有个分类，剩余价值中的绝对化与剩余价值的相对化。所谓绝对的，就是本来工人一天要工作8小时，现在强迫工作10小时，这两小时创造的财富，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相对的，就是以前要工作8小时，现在还是8小时，但是工具有了提升，同样时间内生产出的物品更多了，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想对马克思资本主义基本规律里的剩余价值做过多的讨论，我想强调的是第二种剩余价值，是就价值的载体而言，是与“已用价值”相对的概念，指物品经利用后所剩的价值。
这类剩余价值，是属于物品本身的，关于概念，介绍起来很拗口，举个日常生活中比较普遍的例子来解释一下：在没有棉签的日子，牙签一头用于剔牙后，另一头打磨一下，用来做耳挖。耳挖不属于物品的原来属性（牙签），它就是剩余价值。
第一类剩余价值与第二类剩余价值的区别是什么？第一类是从群体行为的角度、剥削的角度来定义的，而第二类则是从物品使用价值的可能、物品存在之意义的角度来分析的。
与第二种剩余价值本质相同的另一个词，则是创新。
说到创新，这里不得不说一个人，历史的戏谑与幽默总是超出人类的想象。
虽然在世界上遇到另一个自己的机会小得几乎不可能，但同样的时代相似的对手，却比比皆是，什么“既生瑜何生亮”、“既生邦何生羽”都是这类历史事件的代表，比较悲情，毕竟俞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遇知音”是百年一遇，不可多得。
经济学上的因相似而悲情的事件有没有？有，并且有的是。老一点的，例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瑟夫·熊彼特；新一点的，例如1908年出生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和1912年出生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两对经济学家中，谁是悲情主义者？新一点的是加尔布雷斯，老一点的是熊彼特。
其中，人们普遍认为，加尔布雷斯是个出色的作家，但只是个普通的经济学家，而熊彼特的受敬仰程度超过知名度。
但事实上，加尔布雷斯和熊彼特一样，理论观点都绝对强悍，却没有得到世人对其学术的普遍认可。至于其中原因，也让世人很无语，有学者指出：两人的经济理论都因为过于注重自我研究，没有时间参加大学学术讨论和会议政治，导致无法影响世界。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尽管你手头抓着一把黄金，而你只是一个把双手插在裤兜里慢步行走的路人甲。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为何在评价凯恩斯的文章里流露出或多或少的苦涩。在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出版后，熊彼特把“一个能给予其他人信心和鼓舞的天然领袖”评价给了凯恩斯，而把“我异常缺乏领袖的特质——只需要一小部分我的思想，一种新的经济学可能就已经创立了”这样的评价留给了自己。
在当今的世界，认识凯恩斯的人的确比知道熊彼特的人多，多很多。
和马克思《资本论》、斯密《国富论》一并被认为是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三大经典经济学理论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很早就奠定了凯恩斯在经济史上的不朽地位。
而熊彼特没有，虽然他的理论在当今世界开始被企业家、创业家反省、重读，但他的历史地位依然比不上凯恩斯。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凯恩斯和熊彼特的人生轨迹做个对比，会发现两人至少有六大相似点，别人总结如下：
1．两人都生于1883年；凯恩斯于1946年去世，熊彼特于1950年去世；
2．两人都来自活跃的学术圈：凯恩斯在剑桥（Cambridge）和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熊彼特在维也纳；
3．两人都很早就进入了政治事件的中心：1919年，凯恩斯参与了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谈判，熊彼特则是奥地利财政部长；
4．两人在高级金融方面都曾经历过成功与失败：凯恩斯曾经炒股，熊彼特用了10年时间来偿还欧洲核心金融机构崩溃产生的债务；
5．两人都与剑桥有不解之缘：凯恩斯的学术生涯在英国剑桥大学度过；熊彼特在1932年移民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
6．两个人的私人生活都很丰富多彩：凯恩斯是个活跃的同性恋者，但还是娶了一位俄罗斯芭蕾舞演员；熊彼特结了三次婚，放言要成为全球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情人和骑手——他承认，他一度曾不得不从事马术工作。
我们暂且不八卦两人的私生活，我想说的一点是，熊彼特才是王道。他的价值在1983年被认可，《福布斯》杂志（Forbes）在1983年庆祝两人的诞辰时断言：“为席卷现代世界的变革……提供了最佳指引的是熊彼特，而不是凯恩斯”；而《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在纪念熊彼特逝世50周年时宣称，他是“美国最热门的经济学家”。
为什么熊彼特的理论被认为真正意义上影响了世界的经济原理？我认为，凯恩斯价值理论的基础，是架构在剩余价值第一含义（行为、心理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即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他的关注点在于（绝对/相对）剩余价值基础上投资、消费、储蓄的关系；而熊彼特理论的基础更多的是立足于剩余价值第二含义之上的，即生产工具、产品超越自身固有价值之外的剩余价值（找到另一种角色，就是创新）。
于是，两人对经济危机都做了自身的论断，但出发点不同，论断的逻辑也不同。
在凯恩斯对经济危机的论断中，他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三个基本心理规律构成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灵活偏好规律。
第一个心理规律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简单说就是你手头的钱越来越多了，但是你消费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消费占你收入的比例在下降。这点是和马斯洛五大层次的需求有关的。
马斯洛五大需求是：
1．生理需要，是个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如吃、喝、住处。
2．安全需要，包括心理与物质上的安全保障，如不受盗窃的威胁，预防危险事故，职业有保障，有社会保险和退休基金等。
3．社交需要，人是社会的一员，需要友谊和群体的归属感，人际交往需要彼此同情、互助和赞许。
4．尊重需要，包括要求受到别人的尊重和自己具有内在的自尊心。
5．自我实现需要，指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对生活的期望，从而对生活和工作真正感到很有意义。
钱越多，你的等级越高，消费比例就越小。你有10元钱，用5元钱买面包，你的消费比例为50%；而你有100元钱，你用5元钱买面包，你的消费比例为5%。这是对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最直白表述。
第二个心理规律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
这个是从供求关系去说明的，例如你花1000元买个烤箱卖烤鸡。一个烤箱可以一小时能烤出300只烤鸡，一只烤鸡卖10元。你现在要扩大生产，你要买100个烤箱，这时候，卖你烤箱的人觉得烤箱好卖，开始进入卖方市场，开始提高价格1100元一个烤箱。你买完100个烤箱后，一小时能生产出30000只烤鸡，数量增加了，但是因为烤鸡多了，你要快速卖掉烤鸡，所以大降价，这时候你一只烤鸡卖8元。
用数学公式一算，以一小时为单位。
一开始：
300只×10元/只=3000元（收入）
3000元/1000元=300%（收益率）
扩大生产后：
30000只×8元/只=240000元（收入）
240000元/110000元≈218%（收益率）
显然，218%要比原来的300%低，收益率明显下降。
第三个心理规律是“灵活偏好”。
这个是指“钱多了，更不想花钱了，把钱存起来比较可靠”这样的心理认知，其中又包括三个因素：为了生活更方便，需要多点现金；开始对生存安全、环境安全担忧，觉得需要多点现金；更谨慎、对现有的利率不确定，打算留着钱等待更好多的投资机会，
凯恩斯用这样的三个逻辑解释经济危机产生的本质，简单说，就是“钱多了不是好事”，钱多了花钱却少了，钱多了钱却没有发挥钱生钱的作用。于是，他开始向自由经济宣战，得出市场经济不应该是自由的，政府要宏观调控。
于是，在那本世界三大经济巨作之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他将政策建议具体化，并特别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强调政府要调节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出口、政府对货物和劳务的购买），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标，分别指出在萧条时期要减低税率、增加政府开支、实行赤字预算、增发公债、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在高涨时期则提高税率、控制政府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提高利率等，以遏制投资和消费。
经过凯恩斯主义者的鼓吹和影响，战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把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目标，推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金融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在战后50—60年代对刺激经济增长、缓和经济危机、减少失业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有增无减，而危机和失业并未消除，终于到70年代初，出现了物价高涨和大量失业并存的“滞胀”。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需求管理，即从总需求的角度来调控经济，刺激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从数学计算上天衣无缝，怎么算都是这样的结果。但是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还是不合理呢？
这里有个悖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这正是凯恩斯理论的基础，这个因素就是，其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工具已经革新了，生产工具的剩余价值也在不断被创造中。
市场经济不仅是需求与投资的计算，用上面算式的例子来说，烤箱从1000元到1100元，价格提升的同时，效率也提升了，那就有可能一小时能烤出350只烤鸡。而烤鸡虽然是以8元卖出去的，但如果店家只卖了鸡肉，鸡骨头被作为饲料原料，又以2元/斤的价格卖出去了呢……这些因素在凯恩斯的逻辑里并不存在。
而那个“习惯手抓着金子插口袋走来走去”的男人熊彼特发现了。这个沉迷于私人研究的男人在1908年首次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市场经济的成功，主要并不是依赖于资本的积累，而是依赖于创新，而创新则是创业精神（大多数并不成功）的产物。
这样的创新包括生产工具物理属性剩余价值的诞生与创造。
在其194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探讨了经济制度的可比表现以及它们与政治结构的关系。出于预见性（如果不是反传统的话）的原因，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长期前景持悲观态度。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创新成功产生了收入与财富的巨大不平等。他相信，在广大知识分子阶层——资本主义的繁荣使这一阶级的存在成为可能——持续的带有敌意的助推下，不平等现象导致的愤恨，最终将毁灭创新动力本身。
和凯恩斯一样，熊彼特也预见到经济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不同的是，他把经济危机出现的因素明确定义为：“创新能力的不足，以及创新是间歇式的，具有不可控制性和非连贯性，中间的‘青黄不接’就是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
通俗地讲，熊彼特对经济危机的描述就是，企业家为追求利润、引入创新，他需要先从银行借钱，买生产材料，进行研究创新。而是否真的能创造出新东西来是不确定的，并且，不一定人人都是有勇气借钱冒险的企业家。这两个因素的不确定性，导致经济危机。
其次，由于创新的导入，经济活动变得非常活跃，从而带来繁荣。但由于某种原因，出现逆转，带来衰退危机的局面。如果没有创新带来的繁荣状况，就不会衰退，均衡体系也会保持原来的状态。简单地说，这一模型遵从如下过程：创新活动使企业家获得利润，并为其他投资者开辟了道路。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创新浪潮的出现引起经济繁荣，而当创新扩展到较多企业，赢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就面临经济危机。
创新带来了利润，但熊彼特也认为，超高速的创新有时候会是“创新式毁灭”，主要原因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使旧的一切变得过时，强迫现存企业要么适应新形势要么宣告失败，资本主义就在以改革摧毁并替代旧技术和旧体系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简单说，就是创新是对老格局的淘汰与颠覆，新格局出现时，那些过了气的老东西，价值瞬间为零，这样的瞬间资产负债，引发经济危机。
在熊彼特的论断中，人人有危险。你不但要创新，你还得比别人创新得快一点。不然，你投入的钱可以在一秒内清空为零，这就是创新式毁灭。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男人不把手从裤袋里伸出来是有道理的，这个悲凉的事实一经发现，堪称诅咒。
是啊，创新与呼吸存在，创新就是生命的运动。
那么，如何能在创新式毁灭中生存下去呢（退一步理解生存，多比别人呼一口气也是生存）？一个很土的观点出现了：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
在倡导“每一个设计师都是社会学研究专家”的全球化产品设计公司IDEO中（目前IDEO公司有员工人数约550人，专注于不同领域，如人因研究、商业咨询、工业设计、交互设计、品牌沟通和结构设计等；客户群分布在消费类电子、通信、金融业、工程机械、媒体、食品饮料、教育、医疗器械、家具、汽车行业和各国政府部门等），我们或许可以摸索到保持持续创新源动力的方式。
我总结出简单的一句话：通过细致的日常生活观察，发现需求，并且否定一切已形成固定认知的物品，将不相干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充分发挥你看似荒诞的想法：例如苹果，不是吃的，是空气清新剂、是除蚊器，有没有可能？又如，钥匙扣不仅是钥匙扣，还是个跟踪器，可以给老年痴呆症患者和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再如，电视不是电视，是一个皮肤抗衰老理疗仪……通过大胆的假设，寻找创新的智慧。
当然，一旦你掌握这个创新的技巧，你就会成为物品剩余价值的创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