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的数学问题，海盗博弈涉及比最后通牒博弈更复杂的基本假设和概率计算，在此，暂时不做过多探讨，这里主要说的是“最后通牒博弈”。
“最后通牒博弈”又称为非零和博弈，指的是博弈双方最终得到的不一定全是零，也有双方共赢的可能。而这样的可能是建立在响应方所认为的“满意”上，这个道理比较难解释。举个例子，A在路上拾到100元钱，从道德角度，A是不能把钱占为己有的，恰巧，这个时候遇到了B，并且看到这件事，A作为主要得益者要给B一点回报。至于B会不会告发A，A要给B多少合适呢？每人分一半，还是六四开？这就是“最后通牒博弈”。一旦B认可，那A、B两人分钱，达到双方满意。一旦B最后不认可，那么A、B两人均分不了钱。
“拦飞机”的行为本质就是乘客与航空公司、乘客与乘客之间的“最后通牒博弈”，并且选择了双方都得不到的结果。而这个行为的逻辑推理，还建立在“拦机者”所说的“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维推理下，所以，最终选择规则缺席的极端冒险行为。
从“拦机者”的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要“维权”。那么，这样的“最后通牒博弈”到底是维什么权？真的是所谓的金钱赔偿吗？
某律协对航班延误纠纷所做的调查显示，乘客的诉求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告知延误真实情况；二是更换航班或退票；三是提供餐饮、茶点、休息等服务；四是赔偿。其中前两者如果满足，后两者并不重要。
“拦飞机”事件的生长形态根本上是这样的（来自我的亲身经历）：因为天气原因，航班晚点，但乘客并不知道，他们还在保持好心情等待，生怕错过飞机；接着，发现飞机晚点了，开始询问航空公司的执勤人员，他们说不清楚，得等上头通知；这时，乘客进入第二轮的等待，于是一小时过去了，他们又问执勤人员，执勤人员的回答还是等上头通知；紧跟着，突然间，说飞机取消了。这时简直是晴天霹雳（本身天气就不好）……这样一来，等了一晚上四小时的乘客发现，结果是，我白等了，这四小时的时间我本来可以灵活地支配；接着，乘客开始问执勤人员，现在怎么办？是拉回酒店处理，还是等明天的消息？有乘客提议是否可以直接和您的上头通电话？是否可以立马把这里的混乱与孩子们的抱怨传达出去？执勤人员告诉你，这个还得等上头通知，你可以选择换别的航班；就在这个时候，比你晚一班飞机的乘客竟然被通知可以登机了……
这时就出现了逻辑推理不成立，我们等了四小时，为什么轮到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接着，航空公司安排你去酒店休息，你无奈下之后去了……酒店并不高端（他们会说，太晚了，没有好的酒店，就将就一下吧），然后你无奈下接受了。并不好的睡眠后，第二天，航空公司要给赔偿，给你两百，说是按照误机两小时的标准，你马上联想到今天本来约定的会，以及需要处理的各种事件，如何兑换为你心中不可更改但又确已失去的价值？你开始问他们是否有赔偿标准，一个可量化的数据？航空公司说没有……这时候，原本一副斯文优雅的你再也控制不住了，于是吵架甚至肉搏即将上演……
这就是进入“最后通牒博弈”的完整过程。那么，愤怒的先生们到底维的是什么权？财产权？时间支配权？知情权？还是……
我认为维权的本质是：乘客对整个事件的参与权。整个事件中，从头到尾，乘客是被动的，所有人的参与权都是被剥夺的。在一开始因为天气晚点的时候，执勤人员耽误了乘客的知情权；接着，乘客与航空公司无法形成沟通，在那个飞机无法起飞的夜晚，疲惫而感觉无聊的孩子们哭声一片，乘客无法表达自己的心声，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一边说要勇敢要坚强，却偷偷流下内心的泪；再接着，航空公司的一切决定都容不得乘客的参与。从登记的规则、去什么酒店，到最后赔偿多少钱，都没有征求过任何乘客的意见，所以才会出现最终的不要命事件。
参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基本的权利。如果你想让一个人瞬间从正常人到疯子，只需要剥夺他的参与权。参与权的剥夺是迫使等级出现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最终的表现形式。
而对于被剥夺参与权的群体而言，安全感瞬间瓦解，恐惧感瞬间萌生。人最大的恐惧是对不确定事物的失控。孩子害怕打针、学生害怕考试、孩子害怕家长，很多时候是因为，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智慧的国家，往往重视公民的参与权，甚至形成完好的制度保证每个公民的参与程度。正如：“I do not agree with what you have to say, but I" 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是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所说的，但很多人以为是伏尔泰写的。其实，这句话是喜欢伏尔泰的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的名言，anyway，历史总是很有趣。）
当然，很多人只看到这句话对发言权/参与表达观点权的公平性的捍卫，却很少有人看到这句话本质的含义。这句话从行为来看，简单说就是：我不管自己认可不认可你（前提），但是我必须保护你说话的权利。我对这句话的解读是这样的：
第一种解读：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你的发言，或许会改变我的观点。你的发言，也是我最后发言的一部分。
这一种解读，放在企业管理的层面，就是“参与式管理”。
参与式管理是指试图通过增加组织成员对决策过程的投入，进而影响组织的绩效和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它构建于两个基本假设：一个是“社会人”，一个是“自动人”。
20世纪3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梅奥（E.Mayo）在霍桑实验后提出了“社会人”假设，认为人的工作以社会需要为动机，人们希望管理者能够满足自己的社会需要和自我尊重的需要。在梅奥的结论中，人必须将自己融入群体中，只有融入群体，并让别人感知到自己对于群体的价值，才是真正的自由。其中又包括：
1．交往（现在所说的社交）是人行为的动机，是起源，人的一切理性与不理性的行为，都由这个动机掌握；
2．工业革命与机器代替人手，使得人对于工作本身的认同失去感官，而开始转移到人与人在工作关系中的交往中获得认同感；
3．自身对身边同事/朋友的社会影响力要比经济诱因和金钱更为重要（随后发展出马斯洛需求等级）；
4．工作效率随员工的社会满足感而提升。
除“社会人”假设外，另一个假设是“自动人”，20世纪50年代末，麦格雷戈（D. McGregor）等人提出了“自动人”的人性假设，并结合管理问题，概括为Y理论。其中包括五点：
1．人有主动工作的社会需求；
2．大对数人对工作有自主负责心和责任感；
3．能力的限制与惩罚并不能让人更努力（随后出现“信任与忠诚”的理论）；
4．用激励代替批评与惩罚；
5．每个人都有自主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以上两点前提假设下，企业是应该重视参与管理的，而参与管理又代表着四大因素的平衡与优化。
权利的平衡与优化：让员工做决策，形成更好的凝聚力；
信息的平衡与优化：让员工更能了解影响决策层的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更容易形成统一步伐；
知识与技能的平衡与优化：主动让员工发现自身不足，主动在大趋势中自动学习；
报酬的平衡与优化：参与式管理将报酬细分为内在价值（让员工获得自我价值与自我实现的情感提升）与外在价值，内在价值的实现远比工资、晋升等外在价值对目标达成的效果优异。
从企业内部“参与式管理”兑换到市场外部，则是“参与式营销”，参与式营销是指在产品设计之前，就以目标消费者为研究群体，主动鼓励他们的创造力，根据他们要求调整产品细节，在产品亮相后，根据更多用户的反馈，调整产品。
参与式营销有着更多的亲和力和亲切感，真正让消费者觉得自己和商家是一家人。
第二种解读：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因为，通过众多个“你”的解读，可以证明，我的观点是错的。
这一种解读，放在社会学及经济学的角度，就是詹姆斯·索罗维基所强调的“集体的智慧”。
他的观点有个著名的例子，中国有盲人摸象，他找来一群人（数量很庞大）猜测一头大象（或者牛）的重量，结果发现平均值和大象的重量惊人地接近。并且，参与人数越多，越精准。用詹姆斯·索罗维基的话来说：“蚂蚁是低等生物，但蚁群却每每展现出非常惊人的集体智力。那么，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其自组织构造而成的群体智慧也往往能发挥出非常巨大的作用。我的看法是，这种群体智慧其实并非生物学上的某种特殊构造，而根本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数学结构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这段话非常难懂，但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提到了“自下而上”的数学结构导致的必然结果。在解释“自下而上”的结果时，他还提到一种机制，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一个人单独完成这个任务的效果并不理想，但一群人共同做出判断时准确率就很高……
“有些人高估了硬币的数量，另一些人低估了它，但对所有判断进行平均估算得出的平均值就会趋近于准确值。这种机制很容易理解：每个人都观察着同一个玻璃罐，他们的判断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另一方面，每个人犯的错误都与其他人的错误无关，（在没有系统性偏见的情况下）这些错误的平均值趋近于零……
“然而，只有在每个人的观察相互独立、每个人所犯错误之间不相关联的情况下，降低错误率的奇迹才能出现。如果观察者持有相同偏见，就算将他们的判断汇总起来也难以降低错误率。允许不同观察者之间相互影响会减少样本量，进而影响小组估值的准确率。”
综合詹姆斯·索罗维基的理论和机制，为方便大家理解，我摘录三个词一一做解释：“自下而上”、“错误关联”、“偏见”。
先说“自下而上”，其实简单说，就是从统计中得出的结论。一切结论基于大量样本统计的结果。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再翻译一下，我们都说星座很准确，知道一个人的星座就知道他的性格，但是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星座的本源？对不同时间段出生人的大量性格、行为进行统计归纳出十二个星座，最后再用归纳出来的十二个星座的不同特点，来描述不同星座的人，这就是自下而上。
至于“错误关联”，这和前文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相似，是指A犯的错误与B犯的错误形成因果关系，一个人的错误影响了一堆人的错误，最终形成集体无意识错误，这就是“错误关联”。
至于“偏见”，这里主要指的是经济学上的“系统性偏见”。在大众的潜意识里往往存在四种偏见，悲观主义偏见、就业偏见、排外偏见和反市场偏见。这四种偏见是经济学系统性偏见的诱因，也是影响着某个群体判断力出现集体错误的主要原因。
悲观主义偏见是：尽管经济学家们倾向于相信经济情况总体在不断改善，但大众往往感觉经济情况越来越糟，这解释了人们积极呼吁社会福利的现象。这就形成了一个观点，只要不是以大众利益为出发点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
就业偏见是：人们普遍认为就业率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好坏，而职业经济学家将就业率为手段。于是，人们普遍拥护“保留岗位”或“创造就业”的经济政策的现象，认为一旦影响到大多数人的就业可能性，就是不道德。
排外偏见是：凡是涉及对外关系的经济政策，大众比起职业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朝着“外国人剥削本国人”的方面理解，这导致产生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之不去的现象。
最后的反市场偏见是：指的是公众舆论会影响市场经济客观地发展，尽管经济学家异口同声地认为“供求”决定了价格，但大众普遍不以为然，这导致产生形形色色的价格管制政策大行其道的现象。举个例子，突然有一天你遇见了政府对西红柿的价格支持，西红柿价格提升了，接着你问你妈妈，你妈妈告诉你，西红柿价格必须提升，不然很多农民就破产了，以后西红柿价格要更贵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反市场偏见，人为的、公众舆论的偏见。
在这四种偏见之下，经济环境会形成系统性偏见。而詹姆斯·索罗维基说的“集体的智慧”，就是将大众分成单一的个体，让每个人不受任何人影响地做出判断，只要没有错误关联，没有群体型的系统性偏见，最终的集体判断是非常精准的。
所以，我经常说一个伟大的国家是能接受全民民主的，让每个人都发挥足够的判断力，对国家是一件好事，作为领导者不妨听听民众的意见。
在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德国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中，英国首相丘吉尔风度翩翩地出席三巨头会议，对即将举行的首相大选信心十足，凭他在大英帝国最危难时挺身而出，率领英国人民击退法西斯的海狮计划，并取得对德作战的丰硕战果，这次大选丘吉尔志在必得。
然而，选举结果却让丘吉尔大失所望，保守党只获得了197席，而工党却赢得393席，工党得以组阁，艾德礼出任新首相。丘吉尔狼狈回国，他走到王宫向国王乔治六世辞职。伟大的丘吉尔万万没想到，伟大的英国人民用选票将自己的伟大领袖选了下去。艾德礼以新首相身份出席下半段的波茨坦会议，英国政府命前首相丘吉尔随行担任参谋人员。丘吉尔屈辱万分，依然前往，世界所有国家舆论哗然。刚刚还是波茨坦会议三巨头的丘吉尔现在成了波茨坦会议的服务员。面对西方记者的话筒，老人是这样评价他可爱的英国人民的：“对本民族的伟大领袖忘恩负义是这个伟大民族成熟的标志。”
丘吉尔充满魄力与胸怀的一句话，体现了他对民众集体智慧的尊重。
最后一种解读：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发言的权利，我不仅要让你发言，我还要让很多个“你”、不同的“你”去发言。我同意不同意你的观点并不重要，我只是通过我的观点把你的观点引出来，只要他们同意你的观点，就够了。
在最后一种解读中，有着更深的谋划色彩。这是真正把主导权交给第三方的做法，通过大众的议论，引发更多的人关注、认可、传播并且购买。
这个观点是把评论当成一种免费的财富。这一点在互联网时代，电商、线上线下点评式贸易中尤其明显。作为商家，并没有花钱购买消费者的发言权（至少没有赋予点评者稿费），而点评者的发言往往从消费群的角度，影响着更多消费者的行为。
消费者更愿意听消费者的话，因为消费者是一个圈子，他们都是商家的目标，而把话语权交给消费者，也是一种变相的圈子型口碑传播。
事实上，民众的智慧是无比庞大的，任何商家只要利用好民众的智慧，把自己的利益与目的藏起来，往往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如果你纯粹去做满足民众发言的平台，也是一种良性的商业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