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还在她的头脑中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种子。她经常给丁玲讲古今中外慷慨悲歌、忠勇壮烈的人物的故事，如讲秋瑾的故事，讲法兰西革命女杰罗兰夫人的事迹。她从母亲口中知道秋瑾是个女革命家，参加革命党、办学校、办报纸，宣传革命道理，策动推翻清朝帝制，穿男子服装，骑马，射击，准备武装起义。革命计划泄露后，她从容指挥学生、老师撤退，以保存革命实力。当大批清兵包围了秋瑾的大通学堂时，她临危不惧，焚毁文件，被捕入狱后，忍受酷刑，后英勇就义……丁玲为秋瑾所感动。每次听母亲讲这些故事，她都要流下激动的泪水。秋瑾大义凛然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丁玲的脑海中。在充足的文化阳光、雨露、水分中，丁玲得到滋润，民主主义思想迅速萌芽。母亲的奋斗精神、为人处世的方式，是丁玲人生的最初学习教材。
丁玲说：“因为有了这些最初的影响，我能够抛开那堆积在我幼小心灵里的忧郁感伤。”
女人天生爱美，爱打扮，可是丁玲自小“却如女子不可缺少的穿衣扑粉的本行也不会，年轻女人媚人处也没有”，“没有年轻女人的做作，也缺少年轻女人的风情”，“在做人方面，却不大像个女人。”我以为：这些与丁母的言传身教大有关系。
丁玲回忆道：当她还在读幼儿园的时候，过年了，她看见表姐表兄们穿绸着锦，穿新衣，她就向妈妈要新衣。妈妈总是教育她：“一个人只穿得好，就活像一个绣花枕头，外面虽好看，里面还是一团稻草。妈妈只希望你书读得好。有学问，有知识，这是比一切穿戴打扮都重要的，也是比一切财富都值得骄傲的。”丁玲听了马上说：“我一定要做个好学生，做个将来有学问的人。”于是，她对于穿好衣，戴首饰不感兴趣了，而且把自己最心爱的小金戒指交给母亲，说自己再也不做“绣花枕头”了。孩子那纯洁无瑕的小心灵，犹如一张白纸，母亲可以在那上面画上最新最美的文字和图画，也可以撒下最美丽的希望的种子。曼贞是丁玲第一个文化的播种者，第一个启蒙老师。正如穆尼尔·纳素夫所说的：“母亲对于孩子是第一所学校”。（柯捕：《名人名言录》，第302页，北京，华节出版社，1997年监。）丁玲有幸从小就进入了这样好的一所“学校”，有这样一位好的启蒙老师。
“五四”风雨的滋润——叛逆的种子发了芽
有百折不挠的信念所支持的人的意志，比那些似乎是无敌的物质力量有更强大的威力。
——爱因斯坦。
1918年7月，刚刚小学毕业的丁玲，离开了常德，坐船逆沅江往上游走90里路，来到了桃源县城，投考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二女师是辛亥革命后湖南省办的3所公立女子师范之一，19t2年由宋教仁先生创办。宋教仁是辛亥革命著名领袖，国民党初期创建者之一，他出生于桃源县上香冲。1913年3月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
二女师学生除交10元保证金以外，食宿、书籍、纸张都由学校供给。这所学校风景宜人，办学条件好，办学成绩突出，颇有吸引力。学生大部分来自湘西边境辰河上游各县，同时鄂西、黔北接壤湘境者由于方便，来学的也不少。它坐落在桃源县城，那时城里只有临江一条街，二师在上街的西南端。出县城西行十余里，便是著名风景胜地桃花源；二师对岸是绵延的青山，层峦叠嶂。校门口大树参天，郁郁葱葱；踏进校门，校舍整齐，运动场宽敞，周围也都是参天大树。丁玲喜欢在操场散步、谈天。离开那个家规很严的舅舅家，她觉得自由、舒畅。
入学考试时，丁玲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从此开始了中学的生活。这是丁玲寻求真理和文学启蒙的第一站。它在丁玲的一生中可以说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二师的生活学习既新鲜又有趣。她功课全面，数学、图画成绩最为优秀。她的每幅画都被学校放在玻璃框里展览，同学们很羡慕，于是请她代画，她高兴地画了一张又一张，她略施小技，将每张画画得不同一点，竞骗过了老师。有时，玻璃柜中展出的七八张画。其实都出自丁玲一人之手。她看了，偷偷地笑了，非常得意。丁玲对体育、音乐也很爱好。班上的早操都是这个小个子大眼睛的女孩喊口令，学校开运动会，她又做司仪又兼教练，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晚上回到寝室，她总是把九姨（向警予）教给她的进步歌曲又教给同学们，唱到管宿舍的胖妈敲她们的房门为止。
说到丁玲的作文，她不喜欢抄范本，全是写自己心里想的东西，联想又丰富，因此总有些拉杂重复，但不知为什么，老师总爱在她的文章后面加上很长的批语，这使那些抄范本的同学羡慕不已。校长彭施涤对丁玲倍加赏识，说她是“学校的一颗明珠”，对她加以培养，在丁玲的作文上加批加点，悉心指导，既表扬她思维活跃，又指出她写得拉杂、潦草。在二师，她受到了文学的启蒙，孕育了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最初的胚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5岁的丁玲，热忱地投身于这场运动中。二师沸腾了。一天之内，七八十名同学同时剪掉长发，丁玲也剪成短发。在大班同学王一知（后为张太雷夫人）、王剑虹（后为瞿秋白夫人）等人的组织下，学生会成立了。她们率领几百名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等口号。同时，她们又组织“救国十人团”上街演讲、查禁日货，宣传爱国的道理。丁玲成了宣传队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她们还利用一些机会讨论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校长彭施涤不赞成学生们的活动，王剑虹等人便与他辩论。这些女学生口若悬河、随机应变，常常博得听众的热烈掌声。丁玲是她们忠实的小伙伴，经常为她们扬威助阵。
女师的学生会还办起了平民夜校，向附近贫苦妇女宣传爱国道理，教她们识字、学文化。丁玲自告奋勇去教珠算。由于她年龄小，个子小，大嫂大娘们都称她为“崽崽先生”。（湖南方言，“崽崽先生”意即小先生。）
二师的校长彭施涤是国会议员，反对学生运动，便用提前放假的方式来破坏学生运动，丁玲就在这一年暑假结束了学习，又回到常德。这一年的学习生活，对于丁玲来说，记忆是深刻的。她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伟大的时代给予了她丰富的营养。丁玲说：这次运动给了我最大的启发，把我从狭小的天地，以为读书只是为了个人的成就，可以独立生活，可以避免寄人篱下，可以重振家声出人头地的浅陋的思想境界，提高到应以天下为己任，要出人民于水火，济国家于贫困，要为祖国挣脱几千年来的封建枷锁和摆脱百年来殖民地的地位而学习的境界。（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丁玲文集》，第5卷，第407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版。）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丁玲的思想境界比过去开阔多了，有了“追求真理的萌芽”。与此同时，一颗叛逆的种子在她的心中生了根。她认识到：“旧的应该打毁，要砍断一切锁链！要冲破牢笼，为了光明，为了祖国，要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的、家庭的叛逆。”（丁玲：《中国的春天——为苏联<文学报>而写》，《丁玲散文集》，第89页。）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丁玲来到长沙求学，进入了周南女中。校长朱剑凡，是湖南有名的进步教育家，他提倡妇女解放，思想民主，学术自由，启发学生奋发图强，独立生活。一批批的女青年来到周南求学。在这里，丁玲结识了当时的进步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家的蔡畅、杨开慧等。
在周南，丁玲有幸认识语文教员陈启明先生。他和毛泽东曾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又同是新民学会会员。他经常鼓励丁玲多读书籍和报纸，关心国家大事。丁玲的视野更开阔了。后因陈启明老师被无理解聘，为了抗议学校当局，丁玲和几个同学愤而转学，来到了岳云中学。当时，这是一所男子中学，此次接纳了女生，这在湖南是个创举。在岳云中学，她对于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追求更为强烈，因而和三舅父余笠云发生了一连串矛盾、冲突。丁玲的三舅父是比较守旧的。还是在“五四”运动后的暑假，丁玲回到常德，舅父母看见她剪成短发，非常生气，舅舅说：“你真会玩，连个尾巴也玩掉了！”丁玲回敬说：“你的尾巴不是早已玩掉了吗？你既能剪发在前，我为什么不能剪发在后？”舅母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丁玲反驳说：“你的耳朵为何要穿一个眼？你的脚为什么要裹得像个粽子？你那是束缚，我这是解放。”
1921年寒假，丁玲从岳云中学回家，三舅父在她的几封来信中，发现了一封情书，这是岳云中学的一个年轻的体育教员寄来的，于是他召集余家和蒋家的亲戚，将两族的头面人物请来议事，对丁玲进行讨伐。那么余笠云为什么这样兴师动众、气急败坏？事出有因。
早在丁玲外婆在世时，就由她做主让丁玲与大表哥（余笠云之子）订下了婚约。丁玲不愿成为封建家庭的殉葬品，对这个婚约早已不满。现在舅舅兴师动众，提出一年之内，丁玲必须嫁到余家。这首先遭到丁母的反对，说女儿还小，还要读书。丁玲也反对，并提出解除婚约。她说，这婚约未经她同意，她不承认，并立即把订婚戒指扔到桌上说：“我恨透了这个枷锁。”
这一件事之后，两家关系破裂。丁玲倒很高兴，去掉了一桩心病，从此可以不怕舅舅了。她从心底里恨他们，曾有一次舅舅打丫头，把丫头捆在床前的踏板上，打完了只让她穿一身单衣裤在堂屋里过夜。寒冬腊月，丫头冻得发抖，冻得哭。幼小的丁玲把自己的小被子给她送去，还给她送去烤火的烘篮。后来丁玲将这一切写成文章，投到常德报社，结果发表了。只是报社把舅舅的名字代之以“×××”。
1922年，丁玲在王剑虹的鼓动下，准备到上海求学。她和母亲回临澧找蒋家要点儿补贴。蒋家有祠堂，每年收很多谷子，很多钱，凡是蒋家子弟到省城读书可以补10石谷，像丁玲往上海读书可补贴20石谷，折合40元钱。可是祠堂管事的伯父说：祠堂不补贴女的。丁玲气极了。她说从此再也不想回到临澧蒋家。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人与环境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首先是环境创造人，时势造就英雄，人的思想、性格主要是由后天的一系列环境塑造的。当丁玲步入少年的时候，“五四”运动的风雨滋润着她。时代、社会、家庭的人文环境促使丁玲“有了追求真理的萌芽”。破落的家族，寄人篱下的生活，造就了丁玲在表面的温顺之下掩藏着一种倔强高傲的气质，并促使丁玲成为时代的、社会的、家庭的叛逆者。
在文学中，个性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别林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