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九七一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而这两大胜利，毛泽东本人“都没有想到”。这里提及的“林彪”就是指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乔冠华是最早知悉林彪出逃的高级官员之一，他在得知林彪“折戟沉沙”时，曾戏仿卢纶《出塞曲》而创作诗一首：
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
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
1971年9月15日
时任新华社记者的崔奇叙述了这首诗的来龙去脉：“据我所知，他这首诗写作的背景是这样的：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下午，即‘九一三’事件当天，我在冠华家中参加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第九稿），我二人分别接到电话通知，周总理要我们下午五时去人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当时总理着睡衣出来接见，通知林彪于九月十三日零时叛逃，向蒙古方向飞去，情况不明。十五日凌晨三时，总理又叫去开会，告知林彪座机已坠毁于温都尔汗沙漠，人机俱焚。当时我坐在冠华旁边，随手凑了几句：‘黄沙有幸传捷报，白铁无辜焚佞酋。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两句是杜甫的诗，因冠华曾于一九七三年七月写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过，故我递给他看。他看了会心一笑，随后拿起笔来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首打油诗给我。他的这一幅手迹，一直保存在我手中，现在随文发表于此。需要说明的是，手迹中‘林贼’一词，在他病中整理抄录自己的诗作时改为‘林彪’，因此应以他最后的字迹为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周恩来召集乔冠华到会的目的是让他起草谴责林彪叛国的声明，准备在林彪到达莫斯科时发表。
根据章含之的回忆，后来郭沫若读此作，赞不绝口，书录后赠乔冠华：“唐人卢纶有‘塞下曲’四首，其第三首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知乔冠华同志仿之，另成新曲一首。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应命，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庆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一九七三年郭沫若。”
“九一三”事件过去一个多月以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他这次访华的代号是“阿波罗二号”，乘坐的是“空军一号”总统座机，目的是为尼克松即将访华做前期准备，并起草在尼克松访问结束时将发表的联合公报的基本框架。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随即指定由乔冠华与基辛格就尼克松访问结束时准备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初稿进行谈判。乔冠华随同周恩来几次会见了基辛格，双方就尼克松访华问题进行磋商，达成了初步的共识。
据章含之介绍，当时外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组。就是在这个接待组，她第一次近距离与乔冠华接触，他们在一起开会，商量工作。她回顾说：“这年十月初，我接到通知借调到基辛格接待组任翻译。当时，我接到通知后非常激动。中美关系的解冻是举世瞩目的大事，能参与基辛格的首次公开访华的接待自然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也是我接触到中国核心外交的开始。通知是王海容传达给我的。当时她已是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掌握了整个接待工作。”
她又说道：“我随即到钓鱼台四号基辛格接待组报到。那时，我对中央各部的领导几乎全不认识。我去报到时，大办公室里还是空荡荡的。我只见到一位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穿蓝色布料制服、布鞋的老同志在打扫房间，擦抹办公桌。他的模样特别朴实，我以为他是这楼层的服务员，负责打扫办公室。我问他是否在此报到，他说是，不过管报到的人还未来。我就问他是不是这四号楼的工作人员，他笑笑，说他是接待组的。我坐在一旁静候，也没有去帮他打扫。后来陆续来人，我看进来的人都十分尊敬这位老同志，并且抢他手里的活，我心里就有点发毛。老同志收拾完办公室，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不记得是谁主持的会议，但当会议第一项宣布接待组成立并介绍成员时，我才知道那位打扫办公室的老同志原来是赫赫有名的熊向晖部长！后来，他一直积极参与中美关系的工作，也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中国第一个赴联合国代表团的五位正式代表之一。”
就在接待组成员开始报到的那天下午，乔冠华也来到了接待组。外交部的干部对这位部长十分尊敬，也都很喜欢接近他。不过，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圈外人”，章含之的直觉却是在他颇为傲气的举止中有一种忧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夫人龚澎头一年刚刚去世给他的打击，还是他大病初愈的虚弱，乔冠华那天的情绪始终比较低沉。他给大家讲了中美关系的形势和这次的接待任务。章含之记得他说重要的是要争取对中美公报达成一些原则的共识。他提醒大家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中美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和分歧，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幻想一切都会顺利。谈完话，他谢绝大家邀请他留下来吃晚饭的盛情，上车走了。这与当时许多领导愿意在钓鱼台吃饭，是极不相同的。
但是当基辛格到达北京，乔冠华与他针锋相对开始谈判之后，章含之惊奇地发现他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开会时嗓音高了，而且神采飞扬，说到谈判得意处，他那世界闻名的“乔的笑”就在会议室中荡漾，感染着每一个在场的人。
谈判进行两天后，几乎陷入了僵局。乔冠华很气愤。但气愤之余，他也很讲策略，提议休会半日，由他亲自陪同基辛格游览天坛。当然，乔冠华是不会让基辛格博士轻松地漫步天坛的。他们两人在北京秋日和煦的午后阳光下又开始了一轮台湾问题的激烈争辩。古老的天坛见证了这两位世界一流的外交家的风姿才华！从天坛回到钓鱼台四号楼，乔冠华十分兴奋。看得出，这天下午的天坛散步是他的得意之作。
他说：“有些话在谈判桌上不好说，说出口就收不回来，变成僵局。主席的意思是一定要谈成功，要把原则定下来。可是在公园里散步吵架就什么话都可以说。我对基辛格博士说，明年二月是你们的总统来中国访问，这件事向全世界都宣布了。如果公报谈不成，你们如何向美国人民，向全世界交待？我们倒无所谓，大不了再发表个声明，说因为分歧无法统一，尼克松总统推迟访华。”
乔冠华深知这一点击中美国的要害。中美对峙二十年后，美国宣布他们的总统将亲自到中国来访问，世界媒体都予以报道。如果尼克松由于中国不接受美国的观点，中美分歧不能统一而推迟访华，这是美方无论如何也无法承受的。乔冠华从天坛回来后的那种胜券在握的神态以及那种充满自豪感的激情极具感染力。因此，给章含之的感觉是，他不像其他部领导那样沉稳、谨慎；他更多是性情中人，喜怒溢于言表。
后来，章含之披露了当时基辛格“不让我吃饭”的内情。当年的七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十月首次公开访华，章含之就是基辛格这次公开访华后担任他的翻译。章含之说：“要说近距离印象，我最初见到的基辛格完全不是后来大家见到的潇洒的、风趣的、睿智的基辛格，他那时非常拘谨，见到周总理就紧张，身体绷得很硬，说话不流畅，有一次周总理去钓鱼台看他，他率队等候总理，我看到他们的表情紧张得真像诚惶诚恐地迎接老师检查的学生。”
她又说道，看一个翻译老练不老练，就是看他陪同国宾时能不能边翻译边吃饭。基辛格是她翻译生涯中唯一“不让我吃饭”的人，因为他和乔冠华、周总理谈得最多最深，又都是当时最敏感最棘手的国际问题，三个人都才华横溢，兴之所至，都海阔天空，引经据典。这么一来，她哪里还敢吃饭……相反，做尼克松的翻译就轻松得多了，他说话非常平民，简洁。
十月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基辛格准备起程回国，周恩来送他到钓鱼台国宾馆门口，第一次用英语高兴地对他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叶剑英、乔冠华陪同基辛格乘红旗轿车去机场。途中，乔冠华故意问：“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吗？眼下联大正对此进行表决呢！”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进不了联大！”
“那么，你估计我国什么时候能进去呢？”乔冠华又问。
基辛格沉思片刻回答：“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乔冠华哈哈大笑，说：“我看不见得吧！”其实，乔冠华去钓鱼台国宾馆时，周恩来已通知了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美国炮制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被否决，阿尔巴尼亚等二十三国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于十月二十五日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周恩来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才未将这消息告诉基辛格。基辛格的飞机启动了，叶剑英抑制不住兴奋说开了：“基辛格上飞机得知了联大的消息，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对这段历史，基辛格自己的回忆颇有些苦涩：
我的飞机刚刚起飞，电传打字机就传来消息：我们在联合国保持台湾席位的那场战斗打输了。周恩来后来告诉我，在我刚要离开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联大表决的结果，但不愿意第一个告诉我，使我难为情。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访问期间，我并没有感到中国人期望在那届会议取胜。周恩来只有一次提到这个问题，而且没有多说；他指出，对北京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会员资格更重要；北京不会按照我们“双重代表权”的方案接受它的席位。表决比预计的日期提早了一星期，这主要是因为想要发言的国家比预料的要少。阿尔巴尼亚提案的倡导者们决定在10月25日即星期一的夜里迫使联大进行表决。我们驻联合国的大使乔治·布什作了很大的努力，未能把它阻挡住。晚上9点47分，联大表决牌上的计票灯光亮出了投票结果：我们仍然指望取胜的那个“重要问题”提案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输掉了。除卢森堡、葡萄牙和希腊外，我们所有的北约盟国都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送走基辛格后，乔冠华赶回外交部。不久便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给“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电报，正式通报了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内容，并邀请中国派代表团赴会。
毛泽东这次亲自点将，指示由乔冠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还亲自审定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名单，指派了随团翻译。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团主要成员。作为代表团的主要翻译的章含之也参加了这次接见，她忆及：“记得那一天我坐在主席的会客室里，心情真是激动极了。毛主席说：‘我们进了联合国，当然要去！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毛泽东说，“乔老爷”懂几种外语（包括英语、德语和日语），知识渊博、中西贯通，不光文章写得光彩夺目，而且演讲口才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团长非他莫属。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由毛泽东亲自拍板，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也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