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提起居委会，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谁家夫妻吵架，谁家来了亲戚，谁家房子漏雨，谁家媳妇怀了二胎，谁家孩子病了等等，居委会的人都了如指掌。本来是远亲不如近邻，左邻右舍相互照应，“文革”时，居委会也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地方，平日里不起眼的居委会主任，在“文革”时的权力和地位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谁家有孩子在家待业，居委会协助区委，将各家待业的孩子送去上山下乡学习班；谁家属于“黑五类”家庭，是否“对党对社会主义有不满情绪”，逃不出居委会的火眼金星。居委会组织不上班的家属们定期政治学习，居委会也组织家属们劳动，打扫卫生。因为居委会人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被人们冠以“小脚侦缉队”的称号。我离开祖国多年，居委会也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
在美国也有居委会主任，也有“小脚侦缉队”。
在我们社区里，一家人刚从寸土寸金的纽约搬来，习惯还和过去一样，天天将汽车停在路边。不久，就收到居委会的信，被告知此社区的住户必须将汽车停在车库或者车道上，车停在路边，既影响交通，也有碍观瞻。有的人家收到信，告知其院子里的草太长，树木需要修剪。有的人家将车库门新刷了油漆，不久收到信，告知由于其颜色太独特，与其环境不协调，令其改正。有一次，我们家前院里的篮球架网子破了，赶上外出旅行，没来得及去买来换上，不久就收到居委会的信，告知我们需要更换网子。
大家买了房子，住进同一个社区，必然有共同的利益。社区的安全、卫生、绿化需要有保障，公共设施要维护和增建，于是，每户每年都要交纳社区管理费，建立共同基金来完成。有了资金就要有人来管理。邻里间的和谐，需要共同遵守的规矩。于是居委会就应运而生。居委会制定社区的规章制度，监督管理社区资金的运作，负责社区改造、新建项目的预算、审批，并监督计划地执行。
社区的规矩自有其道理。再好的社区设计和建造都不能保证一劳永逸，必须靠持久的维护。社区的优劣除了房子的大小、质量之外，与其环境好坏有很大关系。街道整齐干净，环境维护得好，自然住户舒服，买主也愿意。房价的高低当然也是如此。
我们所住的社区规矩挺多。不容许在自家车库卖旧物，不容许在车道上停放船只、野营拖车，不容许在社区内的湖里游泳、划船，不容许擅自在自家前、后院修建，包括大到凉亭、阳房，小到滑梯、篮球架。如果想建，要想居委会提交申请。当然，不需要请客送礼，只要合理，都会得到批准。
居委会定期开会商讨社区内的事务，也定期举办活动。有些活动是为孩子们准备的。比如：复活节到了，社区组织捡蛋活动；感恩节到了，孩子们聚集在社区俱乐部里，有画彩脸的，有发糖果的。有一年，社区组织走步活动，大家绕着社区走了一大圈后，在俱乐部外的游乐场所野餐。
大人们的活动主要是联谊。除了不定期的聚餐，社区有个传统活动是圣诞节聚餐。这个聚餐开放给社区内每个家庭，但只能是大人，孩子们不能参加。我很喜欢参加这个活动。美国人平日里关起门来各干各的，不喜欢走门串户，更何况我这个上班族的，平时与邻里缺少来往。这个机会向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借此和邻居们彼此相识，更多地了解美国人的家庭生活。我把它当成了一个认识美国社会的学习机会。
话说回来，美国居委会与政治无关，选举期间，许多人家喜欢在院子里插上牌子，公开表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居委会就无权干涉。居委会也不关心各家的隐私，比如谁家上高中的儿子吸毒，谁家未成年女儿辍学，谁家有未婚同居者，谁家夫妻闹离婚。居委会不是纪检机关，不是法院，倒像是卫生局，关心社区的环境卫生。社区公共环境，如草地、树木的修剪、施肥和保养；游泳池和网球场的维护和管理；游泳池救护人员的聘请等等。居委会也像是计委和经委。每年都做社区的预算，用于社区环境的维护、改造和新建。选择相应的公司提供服务，妥善使用大家缴纳的社区管理费。总之，居委会代表社区居民利益，是社区内的最高权力机构。
居委会不是政府机构，居委会主任不是上级政府委任的。居委会是民间组织，整个班底来自于社区住户，由大家投票选举产生，定期改选。居委会还不如清水衙门，工作人员都没有薪水和任何福利，都是义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