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在中（以下简称石）：在我们“新世纪”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评奖会上，您说过，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是看他对底层人有没有同情心。我觉得您的这种说法很有深义，请您展开谈一谈好吗？
陈应松（以下简称陈）：同情心不仅对一个作家很重要，对任何人都同样重要，而作家，我以为，同情心是他写作的出发点，也是作品的归宿；是创作的方法，也是文字的灵魂；是灵感的来源，也是思想重量的巨大法码；是语言的风格，也是道义的本质。如果这几句话不太直白的话，我可以换一种说法。作家假如连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他如何能够发现创作的题材？他关注什么呢？并且怎么样投入他的感情？现代生活的问题是：我们可能会被报纸、电视等传媒工具的许多表象所迷惑——因为身处繁华的城市，或是写作者们大多养尊处优，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即使我们看到了一些打工仔打工妹致残、烧死的新闻，看到了矿工一次就活埋几十人的消息，可是因为这类事情太多（在全世界最高，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的感觉近乎于麻木了，见怪不怪。在有些发达国家，死了几个人或十几个人，会全国下半旗致哀，并宣布为全国哀悼日，在我们这里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一来，使我们对苦难（底层人的苦难）再也激不起感情的波澜，冷漠成为一种时代的流行病，想一想这是多么可怕。也有作家声称是在写底层人，甚至宣称为八亿农民写作，可他们剔着牙花子的写作字里行间看不到农民的疾苦，并且处处在劝告农民或者下岗工人忍耐，还说这是改革的阵痛，要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我们要反问一句：改革为什么要触及贫困者的利益而不触及贪官污吏们的利益呢？
好了，还是回到文学的同情心上来，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并不只有现实主义作家们具有同情心，比如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基斯，还有写《红字》的霍桑、《红与黑》的雨果等，连浪漫主义作家和自然主义作家也对劳动人民给予了深深的、刻骨铭心的同情，比如左拉，比如吉奥诺，以及吉奥诺的学生卡里埃尔，《巴黎圣母院》作为同情心的伟大浪漫主义小说典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美、丑的终极定义，而这个定义被称为“雨果定义”（我自己的看法），吉奥诺对法国最贫瘠地区劳动人民所投注的感情，注入了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而现代派作家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中对弱者心灵的内窥，实在让人叹为观止，让我们的灵魂得到了洗濯。在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大家，古有杜甫，近有鲁迅，今有张炜、莫言、韩少功。同情心在我们（和前苏联）的教科书中称为人民性，在基督教国家称为人道主义，在佛教国家称为善。记住，要同情，不要冷漠。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愿意引用几段名言。
画家达·芬奇说：“最富有同情的地方一定有最深重的苦难。”美国思想家和散文家爱默生说：“物资的贫困是滋养美德的沃土。”法国作家卡里埃尔说：“贫瘠的土地可以使悲惨的命运处于纯洁和神圣的状态。”福克纳则说：“没有爱、廉耻、怜悯、自尊、同情和牺牲等普遍真理，一篇故事便会昙花一现，注定了要被遗忘。”记住这些话吧，中学生朋友和少年作家们。
石：您读中学的时候，读过哪些书，写过一些什么样的作文？请您回顾一下，让我们的中学生读者了解一下您当时的读写情况。
陈：我读中学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但这并不妨碍我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从小学开始，我就读了包括当时流行或暗中流行的所有小说，像《红岩》、《红旗谱》、《小城春秋》、《三家巷》、《铁道游击队》、《欧阳海之歌》、《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虹南作战史》、《渔岛怒潮》……有时候是买的，有时候是借的。我上高中时，一个星期家里给我一块钱菜金，但我几乎每星期都挤出几毛钱来买一本鲁迅的书，现在这些书都保存在，完全是从牙缝里夺来的。高中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唐诗三百首》，这是我开始写诗的突发性触动。
决不自谦，在高中我的作文就很出色了，小学时我的作文就在全校大会上由老师当范文读过。我们那时上高中，主要是学工学农，做作文总是与这些联系在一起，我最擅长的是描写工厂、农村四季景色、劳动场面，老师在我的作文上总是打许多红杠杠，表示是精彩句子，并在旁边批一些：“很美”、“言简意赅”等等的褒语。记得有一次我写一篇支农的作文，竟被两个同学照抄上交，结果他们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对议论文也很喜欢，那时主要是政治运动，批这批那，在议论中，我喜欢用反问和设问句。只可惜“文革”爆发时我还小，若早生几年，我一定是一个舌战群儒的大造反派（笑）！
石：您说《唐诗三百首》是对您写作的突发性触动，它还包括鲁迅的作品吗？
陈：我家比较贫困，父母皆不识字，加上当时古典诗词都被禁了，只能读毛主席诗词。直到有一天，我高中的语文老师把我叫去，他从床垫下抽出一本《唐诗三百首》，偷偷让我读。我读过之后，才知道这世界上有如此美妙的诗歌，我至今还记得读到《将进酒》、《蜀道难》时的狂喜，岑参、王维、李商隐等人的诗歌都让我震惊，可见，老师的有意引导也是至关重要的。至于鲁迅，我最喜欢的是他的《野草》，也曾经模仿过他那种孤峭、冷寂、清美的笔调写过一些小散文，他的杂文的犀利、幽默，甚至刻薄我以为对写作都很有用，当然，鲁迅文章的思想性也是很能武装人的。
石：您是一位诗人小说家，您的每一篇作品都充满诗意，请您谈谈您的美学追求，好吗？
陈：为了避免对中学生的误导，首先我声明，一个作家的美学追求不是事先预设好的，是在慢慢的创作实践中无意形成的，是摸索的结果，写到后来，作家会自然地呈现一种风貌，而且很难改变，这就是被称之为“风格”或“美学追求”的东西。
不光是诗，我认为散文对于一个小说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作家应该什么都能写，在俄罗斯，小说家和散文家都被称为散文家，你很难说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是小说还是散文。我倾向于小说是应该具有诗意的一种开放性文体，随着中国白话小说近百年的探索和发展，小说写到如今，不光有了诗的成份，而且还有了思辩色彩，有了学术性，比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张炜的《能不忆蜀葵》等。小说被大大地丰富了，不止是故事、人物、语言等要素。我坚信一点，要使小说有与众不同之处。现在小说泛滥成灾，各种读物、音像制品也泛滥成灾。能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是越来越难了，你靠什么写作本钱在这个天才辈出的文坛立足呢？这确是一个很让人怵心的问题。那么，你应该有你的“杀手锏”，我认为，诗歌（当然还有散文）的一些独到心得会助我的小说一臂之力。
石：能不能结合您自己的作品介绍您的写作经验？
陈：这实在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我相信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巴尔扎克说：“生活是最过硬的。”这话永远也不会错。要像一棵植物一样在大地上汲取营养。每一篇作品的写作初衷也许不同，但根本的写作经验是一致的，即：熟悉生活。近来我写了一些受到好评的以神农架为背景的小说，如《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云彩擦过悬崖》和《狂犬事件》，这些小说闭门造车是弄不出来的，不管你有多么了不起的想象力也解决不了问题。编作品和写作品是两回事，必须老老实实地向生活求教，比如说我在《云彩擦过悬崖》中，用了几千字的篇幅写高山上的各种云彩，被评论家形容为此篇的“华彩部分”，如果把它拎出来就是一篇别具一格的散文。但是，这都是我长期的积累和向农民求教的结果。不要太相信才华，才华在写作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才华是小聪明，有生活并能准确表达这种生活的才是大智者。
石：最后请您对当下中学生的阅读与写作，谈点您的看法和建议，好吗？
陈：我的孩子是学理科的，但我要他读了大量的杂书，他读的古典名著比我这个所谓的作家还多，光是《三国演义》，他就读了7遍。一本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被他翻来翻去，因此，谈起中国历史和历史人物来，我相信他是一个高手，在任何场合，他都不会输了文科生，这对一个人的自信心非常有帮助，所以，多读杂书，是我对中学生的希望。课程虽然紧张，又要高考，但读点杂书对放松精神以及触类旁通也很有益处。至于中学生写作，虽然出了不少少年作家，我认为这中间有炒作的成份，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路还长呢。作家一定是思想家、杂家。曹雪芹是个中医高手、烹饪家、美食家和诗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吴承恩是宗教研究家和诗人；当今的作家如韩少功要他在大学教一门“中国思想史”或“当代西方哲学思潮”，一定比教授讲得还精彩，张炜是研究秦代徐福的顶极专家，如果要他去美术学院教一门“西方现代美术”，肯定也会爆堂。因此，我希望中学生朋友好好充实你自己，在创作上不要急于求成。记住一句成语：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