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吴敬梓的经历和《儒林外史》之间的关系；分析周进和范进的形象；分析匡超人的形象；了解《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成就；分析《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第一节 吴敬梓的生平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迁居南京以后又自号秦淮寓客，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出身于一个科举世家。早先的时候，吴敬梓对于自己先人以八股起家的历史充满了自豪。高祖吴沛虽然屡挫于场屋，却终于将5个儿子中的4个培养成了进士。而曾祖的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也是由于刻苦钻研八股的结果。从吴敬梓的祖父开始，家道渐渐中落。父亲去世以后族人争夺遗产的一场家难，给了吴敬梓很大的刺激，他从此变得愤世嫉俗、放荡不羁，以致家产日竭，他因此被族人看作败家子的典型。他在33岁那年，从保守闭塞的全椒迁徙到繁荣开放、人文荟萃、处处得风气之先的南京城，结识了很多学者文人。家道的中落，增加了他的阅历，培养了他对于虚伪和势利现象的敏感。来自本阶级的鄙视，长期的贫困生活，与大量失意贫穷知识分子的朝夕相处，加强了他的叛逆反抗意识。和进步学者的频繁接触，从理论上深化了他的认识，使他冲破个人穷达荣辱的局限，从个人的坎坷与不幸中解脱出来，看到全社会的腐败和没落，并进一步考虑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去思考造成这一命运的社会根源。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出身科举世家的吴敬梓而变为讽刺巨著《儒林外史》的作者，中间经历了多么痛苦的思想斗争的过程。艺术家的本能迫使他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写出来。他的创作是那么认真、一丝不苟。在一个蔑视小说，连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都不理解它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这种态度是多么令人感动。吴敬梓最后一贫如洗，连一餐一饭都难以为继。1754年，他终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第二节 对科举和政治的批判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但描写的重心是知识分子。其他阶层的描写，从属于这一重心的描写，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揭示围绕着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的性质和特点。
在《儒林外史》诞生以前，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一直是小说家和戏曲家感兴趣的题材；但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道路、历史命运，只是到了吴敬梓的笔下，才得到了那样全面、充分而深刻的反映。吴敬梓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讽刺才能，成功地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命运这一具有丰富内容和巨大历史深度的题材。
《儒林外史》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但向读者表明了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道路和历史命运是什么样的，而且用艺术的形象向读者表明这一切为什么是这样的。作者通过环境和世态的描绘做到了这一点。这种环境和世态的描绘十分深刻、十分出色，在小说里很显眼，以至于使有的研究者误以为世态的描写是作者的主要目标。其实，现实环境和世态的描写无不从属于知识分子这一主体的描写，而科举和政治正是知识分子所涉及的普遍问题。
《儒林外史》对科举的批判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它不是仅仅批判科举的弊病，而是根本否定这一制度。小说告诉我们，科举制度是知识分子堕落的根源。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是一个周进、一个范进的真实，而且是产生了周进、范进一类人物的整个社会环境、生活氛围的真实。通过梅玖、王惠、胡屠户、张静斋等一大群人物的描写，通过那些不知姓名的左邻右舍的描写，深刻地反映出促使周进和范进在科举道路上苦苦登攀、至死不悔的社会根源，从而有力地突出了人物的社会意义。在这里，陪衬人物的设置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胡屠户这一形象就集中体现了范进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环境的特点，没有胡屠户这一形象的栩栩如生的描绘，范进这一形象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就不可能表现得那么鲜明和深刻。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忘不了这个胡屠户。胡屠户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活跃起来。作者在范进身上着墨不多，却腾出大量篇幅来写胡屠户这一配角，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点喧宾夺主；其实，写胡屠户正是为了写范进。科举制度在匡超人蜕变过程中的作用，正是通过环境和习俗的描写体现出来的。
吴敬梓生活在18世纪的上半叶，从康熙的后期（1701-1722），中经雍正一朝（1723-1735），直至乾隆的前期（1736-1754），恰值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是我国古老的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盛世。虽然封建制度已经行将就木，一切都在散发着末世的陈腐、压抑的气息；可是，封建制度还没有把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帝王，都是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君主。乾隆时期，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更是达到了巅峰的状态。但是，太平盛世之下，享受繁荣之果的，不是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也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而是满汉地主阶级、大商人以及各级官僚。从康熙后期至雍正、乾隆时期，阶级矛盾日趋紧张，而不是日趋缓和。人民的反抗规模由小到大，零星的反抗逐渐地变成有组织的反抗。至乾隆末年，终于燃成了燎原的烈火。所以，盛世的繁荣使劳动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太平景象的背后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我国文学史上两部深刻揭露封建社会腐败和没落趋势的现实主义辉煌巨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诞生在康乾盛世，绝非偶然。正是在我国古老的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这一历史瞬间，吴敬梓和曹雪芹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一种“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和悲哀，从而表现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对时代本质和趋势的可贵敏感。面对着歌舞升平的盛世，吴敬梓看到的是势利和虚伪，曹雪芹看到的是真、善、美的死亡。
《儒林外史》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中心，进而涉及吏治、教育、民生等广泛的社会问题，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晚期腐败和没落的趋势。知识分子问题本身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巨大的历史深度。所以吴敬梓对知识分子这一题材的深入开掘，必然会涉及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对科举的否定隐含着对科举制度的制定者的否定，对科举的批判隐含着对政治的批判。到处都是营私舞弊，到处都是腐化和堕落、积重难返、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就是《儒林外史》给我们的整体感受，这种描写充分说明了吴敬梓对盛世的否定。
第三节 人物形象
一、周进和范进
周进和范进，他们的生活道路很相似，都是出身贫苦，暮年得第，除了八股以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能的人。他们利用八股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幸福的大门，终于从社会的底层挤进了统治者的行列。周进是久试不售，痛极而疯；范进是一朝得志，喜极而疯。作者写的是两条相似的人生道路，两个同样的科举制度毒害之下扭曲的灵魂。作者写周进，着力写他中举前的穷困潦倒，写科举制度摧残之下知识分子麻木空虚、卑微委琐的精神状态。贡院痛哭，撞号板，满地打滚，是周进故事的高潮。作者写范进，着重写他中举前后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写他中举后的荣耀光彩，反映科举制度所造成的虚伪势利之风。中举而发疯组成了范进故事的高潮。两个人的故事都写发疯，写科举制度诱惑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对周进的刻画尤见功力。面对新秀才梅玖的侮辱和嘲笑，周进没有什么表示，没有愤怒，他的眼泪只是往肚子里咽。多年来科场上的失败已经彻底地摧毁了他的自尊和自信，他在一个小小的自命不凡的新秀才面前直不起腰杆儿来。范进中举的描写充分地表现出吴敬梓勾勒世态的卓越才能。几十年的屈辱和歧视就这样结束了。那长长的报帖分明地在范进的茅屋里挂了起来。人人都在向他微笑，人人都在向他讨好。范进受不了这巨大兴奋的突然袭击，他疯了！读者看着他满身泥水，疯疯癫癫的样子，是为他喜呢，还是为他悲呢？恐怕是兼而有之吧。这种悲喜剧兼而有之的艺术效果反映了作者对于科举制度深刻的认识。腐儒的迂腐、卑微是由科举制度造成的，所以腐儒的形象才使人觉得又可笑又可怜。
二、匡超人
作者细腻地写出了匡超人蜕变的全过程，从而揭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匡超人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青年。马二先生教育他正经做人，赞扬他孝顺父母；但是，马二先生教匡超人做八股文，点燃了他的功名欲望，使他产生了改变自身地位、跻身统治阶级行列的强烈愿望。小说花费大量笔墨描写匡超人精心照料父亲的细节。他千方百计地要让父亲高兴，给父亲宽心解闷。匡父对儿子说：“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势利见识来”。匡父不幸而言中，匡超人果然“改变了小时的心事”。进学当秀才是匡超人道德面貌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作者把这个转折点和进学联系在一起，显然包含了对科举的否定。杭州的名士群如同一所社会学校，匡超人在那里很快就学会了自我吹嘘、撒谎骗人。原来只要会做几句诗，就可以作名士，可以结交官吏，骗人混日子。斗方名士的穷酸生涯满足不了匡超人的金钱欲望，于是他又上了潘三的贼船。这一次他更是大开眼界。伪造文书、充当枪手。他撒谎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他向景兰江自吹：“像我们这正途出身，考的是内廷教习，每日教的多是勋戚人家子弟”，“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提、镇，都在我跟前磕头”，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堕落是没有止境的，可塑性极强的匡超人就这样在环境的诱惑之下，一步一步地往下滑，把他父亲传给他的那份农家子弟的淳朴和善良，一点点地全部丧失掉了。
三、鲁小姐
鲁编修是鲁小姐的父亲，他时常对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简直是一种八股拜物教论。鲁编修是科场上的胜利者，他的利益已经和八股难以分割，所以就拼命地来吹捧八股。在他的熏陶下，鲁小姐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八股才女。她“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做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难怪鲁编修时常叹息说：“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女儿虽好，毕竟进不了大场，于是，鲁编修又将希望寄托于女婿。很遗憾，鲁编修贪图蘧家的门第和财富，替女儿找了一个蘧公孙这样的少年名士。这位少年名士却偏偏对举业不甚在行，致使鲁小姐终日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有“误我终身”之叹。眼看丈夫已是难以指望，鲁小姐便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儿子的培养上，每天拘着儿子读《四书》、《五经》。4岁的孩子，竟天天读到深更半夜。作者借鲁小姐这一形象告诉我们，八股这个邪魔不但诱惑了无数的男子，而且诱惑了像鲁小姐这样聪明美丽的女子，使她失去了少女的全部纯真和可爱，只剩下功名富贵的庸俗愿望。
四、严贡生
吴敬梓很少写好人就绝对的好、坏人就绝对的坏，唯独对于严贡生，笔笔不肯放过，放手大写他的可恶。这种描写说明，吴敬梓对于市侩主义抱着最大的憎恶。严贡生家刚刚生下几天的一头小猪，跑到王小二家，严贡生借口“猪到人家，再寻回来最不利市”，硬逼着人家八钱银子把猪买去。猪在王家养到一百多斤，“不想错走到严家去”，严家竟把猪扣了，说“猪本是他家的”。严贡生还用一张根本没有付过钱的借约，讹诈农民黄梦统，昧着良心向人“要这几个月的利钱”。为了赖掉12两船资，严贡生硬把船家偷吃的云片糕说成是“费了几百两银子”合成的“药”，口口声声说要把船家送到汤老爷衙门里去。在吞并弟产的过程中，作者更是把严贡生的刁钻无赖、贪婪无耻刻画得入木三分。弟弟严监生尸骨未寒，他就雄赳赳地打上门去。严贡生以接收大员的姿态来到老二家中，首先一口咬定赵氏是“小老婆”，不承认她有财产继承权，接着就把家人媳妇都叫来训话。总之，“小老婆管家”的局面是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严贡生终于打赢了官司，得到弟产的7/10，“仍旧立的是他二令郎”。在明清社会，产生像严贡生这样的市侩是毫不奇怪的。明清时期，亦即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酝酿出在政治经济上独立的资产阶级。但是，金钱的势力却培养出一批为数不多，能量却很大的市侩。他们毫无道德上的顾忌，连地主阶级那种虚伪的伦理规范也不愿遵守。利之所在，无所不为。明清时期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几部重要的长篇小说，都塑造出了市侩式的人物。《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梼杌闲评》中的魏忠贤、《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歧路灯》中的夏逢若、《醒世姻缘传》中的晁源，加上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都是极端利己主义，把封建的伦理规范踩在脚下的市侩。明清小说中出现这样一系列的市侩形象，并且一个个栩栩如生，绝非偶然。这正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金钱势力的猖獗。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定条件限制之下，这种金钱势力不是向产业资本转化，不是与封建官府分庭抗礼，而是与封建官府相勾结，以求得后者的庇护，官商结合，融为一体。不是酝酿出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观念，而是培育出一种连封建道德都不顾的市侩主义。从经济上去看，商业资本在封建社会的体制之下，不能转变为产业资本，它没有真正的出路，不能转向扩大再生产，转向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而是被用来贿赂官府和肆意挥霍。贿赂官府的结果是加速了封建国家机器的腐败，肆意挥霍的结果是加速了自己的腐败。明清时期的盐商最后一个个走向衰败，是最好的证明。这种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孕育出一个怪物，这就是市侩主义。这种市侩并不一定本身在从事商业的活动，它是一种风气的产物。
令人深思的是，封建社会愈接近衰亡，这种市侩主义就愈得势，而那些恪守封建伦理规范的正人君子就愈是失势。《醒世姻缘传》中的晁夫人、《儒林外史》中的几位真儒、《红楼梦》里的贾政、《歧路灯》中的谭孝移等都是那么软弱无力。而《金瓶梅》就几乎不写正面人物（贾政自然没有被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这里是就其恪守封建伦理规范这一点而言的）。愈是固守地主阶级自己所制定的伦理规范，就愈是不能得势。明清小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社会现象，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接近灭亡的一种生动的预兆。
五、王玉辉
王玉辉是一个迂腐的穷秀才，他的三女儿出嫁不到一年，丈夫就去世了。三女儿“哭的天愁地惨，要绝食殉夫”。“公婆两个听见这句话，惊得泪下如雨，说道：‘我儿！你气疯了！自古蝼蚁尚且贪生，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养活你，要你父亲养活？快不要如此！’”可是，身为父亲的王玉辉却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老妻骂他“越老越呆”，“一个女儿要死，你该劝他，怎么倒叫他死？这是甚么话说！”在王玉辉的怂恿下，三女儿饿了8天，终于死去。王玉辉说她“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故事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不仅写了这样一幕礼教吃人的人间悲剧，而且通过王玉辉的形象，写出了这一个深受礼教毒害的腐儒内心深处的礼教与良心的矛盾。三女儿死了，全县乡绅都来祭奠，要请王玉辉上席，“说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在家日日看老妻悲恸，心下不忍”，便去外地散心。“一路上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在苏州，他“见船上一个穿白的女儿，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第四节 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的讽刺，真实而深刻。它的伟大，首先在于它那无情而深刻的真实。我们从未见过小说的作者具有吴敬梓那种撕破假面、直面人生的巨大勇气，也从未见过小说的世态描绘像《儒林外史》这样接近真实的生活。在清代，《儒林外史》被认为是洞察世态人情的教科书。清人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人们正是天天生活在那么一个丑恶的，而又谁也不觉其丑恶的“日用酬酢之间”。由《儒林外史》的世态描绘意识到自己身边那真实的社会讽刺性的存在，这正是对小说艺术真实性的最高赞扬。《儒林外史》之讽刺势利虚伪，抨击八股科举，之所以说它深刻，是因为它不光是涉及社会的弊病，而且把这些弊病归结到社会的制度，并且从根本上否定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唯其如此，作者才能在辛辣无情的讽刺中不时地流露出同情和谅解，才能细腻地写出匡超人蜕变的全过程，使读者从单纯的人物爱憎中解脱出来，转入对于社会制度的深思。《儒林外史》的全部描写告诉我们，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堕落，造成了社会风气的势利和虚伪。
《儒林外史》的作者不是从个人的恩怨出发，逞恶言、泄私愤，而是出于公心，实事求是地揭露科举的弊病，社会的弊病，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作者从日常的、人人视为平常的事物中挖掘出它的可笑、可鄙和可恶。作者竭力避免直接暴露自己的爱憎，字面上不施褒贬，寄讽刺于客观冷静、不动声色的描写之中，意在言外，含蓄委婉。这是与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丰富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严肃而明确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作者区别不同的对象给予不同的讽刺，对无耻的乡绅、假道学，他的讽刺严厉无情，通过其言行的矛盾，让他自我暴露，当场出丑。对于来自下层的贫苦知识分子如周进、范进和马二先生等人，作者的讽刺中带着同情。譬如马二先生，写他吹捧八股，迂腐庸俗，同时又写他的古道热肠。马二先生把八股当一门学问来对待，这就构成了马二先生特有的迂腐。但是，马二先生迂腐归迂腐，他又没有读书人常有的虚伪和做作。他不阿谀人，不自吹自擂，对一切人都是以诚相待，感动得就连只知讹钱的公差也说：“先生，像你这样血心为朋友，难道我们当差的心不是肉做的？”正是这样一位先生，对匡超人进行了学习八股的目的性教育：“你如今回去，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中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在这里，马二先生用赤裸裸的金钱美女来引诱匡超人走上科举之路。他是真诚的、热心的，但又是庸俗的，这就是鲁迅所谓“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儒林外史》中讽刺的深刻有力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吴敬梓善于抓住最具代表性的细节，把人物的内心世界突现出来。譬如严监生临终前伸着两个指头，不肯咽气。两个侄子问了半天，也没问到地方。“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严监生“把两眼睁得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他似乎对于众人不能理解两个指头的神秘含义表示非常的愤怒。此时此刻，只有赵氏和他心心相印，她知道“别人都说的不相干”，严监生“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恐费了油”，才不肯咽气，真是人生难得一知己。赵氏上前挑掉一根灯草，严监生“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几个侄子此时心情之失望可想而知。这个细节把这位守财奴的至死不悟写得入木三分。那财物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身外之物，一根灯草能费多少油！就说费油，那对于严监生自己已经毫无意义。可严监生就是想不明白这个理。作者在严监生身上最后的一笔，锦上添花，完成了这一守财奴形象的塑造。
张静斋带着范进去高要县打秋风。面对着银镶杯箸、象牙筷子，范进忸怩作态，退前缩后，不肯用。范进装作丧期之中要遵守规矩的模样，倒把汤知县为难得不行，“落后看他拣了一个大虾元子放进嘴里，方才放心”。这一细节描写把范进的虚伪暴露无遗。
《儒林外史》的语言简洁传神。譬如第二回，写王惠和周进的吃饭：“彼此说着闲话，掌上灯烛，管家捧上酒饭，鸡、鸭、鱼、肉，堆满春台。王举人也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碗去。落后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周进也吃了。”第二天，“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一边是“鸡、鸭、鱼、肉，堆满春台”；一边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一边是“拱一拱手”，扬长而去；一边是“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王惠的颐指气使，周进的窝囊寒酸，和尚的势利，都在不言之中。
第五节 结构
《儒林外史》的结构比较特殊，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却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我们看到人物一个个地出场，而又一个个地退出。讲完周进，又出来范进，讲完范进，叙事的重心又向严贡生、严监生转移。此外，也没有贯穿全书的故事。当然，这些人物在后面还可能出现，但已经不是叙述的中心。整部小说就像是连环的短篇。
虽然《儒林外史》没有中心人物，也没有贯穿全书的故事，但是，全书却具有集中的主题：抨击功名富贵，抨击八股科举，揭露科举所造成的虚伪势利之风。小说描写的主体是知识分子，这一点也非常突出。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擅长讽刺，尤其是擅长讽刺世态。而这种连环短篇式的结构给了作者最大的自由，使他可以放手组织生活画面，充分发挥他的讽刺才能。中国的小说一般喜欢用人物的命运、特别是用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来吸引读者，而《儒林外史》是用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用主题的集中和鲜明来造成全书结构上的凝聚。
第六节 历史地位
《儒林外史》被人视为讽刺小说的杰作，固然是不错的。吴敬梓的强项正是讽刺，尤其是对世态的讽刺。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它视为一部讽刺小说，那是不够的。讽刺只是这部巨著的一个方面，一个最突出的方面；我们必须将它放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长河中去，才能更清楚更全面地认识它的价值。
从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到兼顾人物的性格乃至内心世界的把握；从兼顾人物的性格乃至内心世界，进而刻画人物所处的环境，将情节、人物和环境的描写融合在一起，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写实手法逐步演进的大致轨迹。《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巨大成功，不但证明了吴敬梓和曹雪芹的伟大天才，而且进一步展示出写实的手法在小说创作中的广阔前景。
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出现以后，传统的手法便被打破了。著书者写书时不再是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皆坏，而是使人物更贴近生活。《儒林外史》即被看作洞察世态人情的教科书。
1.斗方名士
斗方是书画所用的方形纸张。斗方名士指常用斗方题了诗来交往的名士。此词带有贬义。
2.野狐禅
佛教用来指异端，即邪魔外道。
思考题
1.试述《儒林外史》与时代思潮的联系。
2.分析《儒林外史》中周进和范进的形象。
3.分析《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形象。
4.分析《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成就。
5.分析《儒林外史》中对科举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