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设想按照以前的伎俩，把这次挑衅搞成一场“局部事件”，然后压迫中国退让，又轻易地占领一块中国领土，这种蚕食策略已成功过很多次。但这次日本的盘算打错了，中国全国抗日呼声高涨，国民政府也决心不惜与日军一战以保卫国土。
随着皇军在遥远的中国战场上凯歌频奏，日本人狂热地沸腾起来，到处都沉浸在一片欢呼、鼓噪声中。虽然日本百姓为战争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但疯狂的战争宣传和对天皇的顶礼膜拜，又使他们对这场战争投入了惊人的热情。数十万人自发来到公园欢庆胜利，庆祝日本军人的“勇武”。
日本军方被频频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懂得到什么地方收手，把战争的范围控制在与自己的国家力量相匹配的规模上。中国的抵抗把日本拖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日本当局面临着财力支绌、兵力短缺等诸多困难。
1937年，日本军费占政府开支的70%，每天的军费高达500万美元。议会批准的临时军费20亿日元半年就已花光，被迫实行全国总动员。国内物价暴涨，物资缺乏，老百姓连买一个炒菜铁锅都很难。为战争而狂热的普通日本人面对着工时的延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和营养不良，每天干十四小时的活是很普通的现象。当然，中国政府也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宋子文认为3个月内日本将处在破产的边缘，并面临革命。
无奈之下，1938年5月，日本近卫内阁实行改组，政治上将对华政策调整为“和平”的方针，经济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中国占领区里进行残酷的压榨。
首先是明抢。在被占领区，每占领一地日本宪兵便四处搜查、扣押所有中国政府的财产，用炸药炸开银行金库，挨家挨户大肆破门抢劫富人及中产阶级的黄金珠宝、艺术品、线装书籍、文物等。据估计，仅此一项中国就丧失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财富。
日军在各地沦陷区无限制发行军用票购买商品和劳务，后来嫌麻烦，干脆就直接抢劫。到1943年，汪伪中储券取代日本军票成为汪伪地区唯一合法货币，但海南和香港地区仍继续使用军票直到日本投降，这些以刺刀强加于人的废纸给当地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7年，随着日军对上海附近地区的占领，上海租界“孤岛”形成。租界依托西方势力免于被日军占领，大量人口和资金纷纷流入。南京政府留在租界的经济机构继续开展活动，仍然控制着上海的金融市场。而民族资本工商业则视租界为避难所，许多大老板一边在大后方办企业以保持“政治正确”，一边在租界办公司捞取实利。到1940年，从各地流入上海租界的游资增加到50亿元以上，租界呈现着空前的畸形繁荣，大多数人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直到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接收了全部租界为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立即没收了所有西方资产，上海各西方银行保险箱内的金银被日军洗劫一空。这些金银大部分用于换取外汇和购买物资，以增强其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实力。
面对日伪大量掠夺黄金和白银，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禁止黄金出口和运往沦陷区资敌。1939年又明文取缔黄金交易，实行黄金国有，以最快速度收购黄金和白银，积累了可观的资源。然而在抗战后期由于战争日益扩大和残酷，这些措施显得苍白无力，不少地方管理松弛，出现了混乱局面。
随后是经济扩张。“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企业纷纷登陆，仰仗武力的支持在经济上卡住了中国的脖子。许多中国本土企业或被接管，或是名义上作为“中”日合资企业，实际上受日资控制。1942年，日本企业独占了60%以上的华北工业生产，对铁矿、煤矿以及盐田资源进行疯狂开采。三井、三菱和大仓进入煤炭工业，日本制铁所和大仓兴业会社进入钢铁工业，东京电灯、日本电力和大同电力进入电力领域，东洋纺织公司进入纺织业。
日本对关内的经济侵略，主要是掠夺资源以补充日本经济的短缺部门，而不开发配套工业，严格限制中国民族资本对轻工业和民用重化工业的投资，以避免与日本工业的冲突。
一切战略物资与原料，都是日军搜刮的目标，比如最好的大同煤在平津地区售价每吨1000日元，而在日本横滨则仅售40日元。在江苏，苏州、松江一带产米区被全部划入军米区域，出产的粮食由日本军部直接收购，中国人的粮食来源只限于苏北。
再次是一些摆不上台面的手段，比如毒品经营。日本最高决策层负责并组织实施“鸦片战略”计划，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作为获取侵华军费、毒害和削弱中国人反抗能力的重要手段，有极强的“以毒制华”构想，具体推行由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由此可见，“鸦片战略”并非仅仅是日军的自发行为。
全面抗战前，日本军队就开始在东北、朝鲜、台湾以及中国内地各个城市的日本租界里建立数百家毒品工厂，通过大量走私进口毒品来破坏国民党的鸦片垄断，被指责为操纵着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贸易。
抗战开始后，日军加紧了毒品生意的经营。有1000多家日本公司生产并销售毒品，天津的日本租界成了东亚最大的毒品销售中心。日军公然从绥远、热河等地贩运大批烟土，由华北伪政权在大城市公开销售。一时间，消失已久的烟馆于北平随处可见，生意兴隆。根据国际红十字学会和当时国联的研究，包括东北在内的整个中国医疗用海洛因每年只需15公斤，但仅朝鲜的海洛因年产量就超过了2600公斤。
1939年4月，日军成立了专门的贩毒机构宏济善堂，全权管辖汪伪辖区内的鸦片业务。这家贩毒公司在华经营5年，盈利超过10亿日元，可建造12艘当时的新型航空母舰，毒害了无数中国人。
日伪政府设点专卖鸦片，造成了烟毒泛滥成灾，引起了国内有识之士的不满。当局为遮人耳目，于1940年成立禁烟总局，官员们口喊禁烟，暗中干的却是纵烟勾当。盛宣怀的侄子盛文颐在上海禁烟局长任上成了鸦片专卖局长，家里的鸟笼都是纯金铸成。
为了粉饰侵略，拉拢部分中国人与之合作，日本先后在北平和南京成立了两个傀儡政权：“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1940年统一于汪精卫的汪伪政府。
汪精卫打着和平运动的旗号，宣称要与日本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但这个政府的根基之浅非同一般。从主要收入来源来说，盐务和鸦片税都被日军把持，关税因情形混乱、外贸大为减少而剧降，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等于零。这个政权只得依靠日本吝啬地支付的经费，依靠非法收入、滥发钞票和压榨人民过日子。汪伪政权财政部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4000万元，实现政权的运转。汪伪财政部大印的第一次启用就是用来借款，这让部长周佛海感触颇多，认为实非佳兆。
参加伪政权的汉奸，多数是冲着发财目的而来。日本人和上层汉奸为了笼络人心也为此推波助澜，为各级汉奸贪污和受贿大开方便之门。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笼络部下一向出手大方，处长、局长都给7到10根金条，还有洋房和小汽车，让这些人生活上无后顾之忧，卖力为他效劳。
为了在经济上打击重庆政权，日本积极寻求扰乱中国金融的办法。早在1938年，华北伪临时政府就曾宣布法币只能再流通一年，另成立银行发行“联准券”加以取代。但由于联券的发行准备金有名无实，随着印刷量的不断增加，其价值也就不断下跌。一年以后，法币非但没有完全被联券取代，反而币值和信誉稳步上升。华北的日本人都发现，他们只有用法币才能从市场上买到农副产品。
日本特务机关为了榨取战略物资，获取活动经费，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积极研究如何伪造法币。当时法币是由英美印刷公司代为承印的，印刷技术世界一流。经过苦心钻研，1939年假法币试制成功，成批外运抛出抢购物资，控制贸易。1941年后，日军先后在香港、缅甸占领区获得大批法币半成品，从而获得了印制法币的全部秘密。由于伪法币的流通，日方在国民党统治区获取了大量战略物资，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引起了战时经济混乱。
面对日伪大量抛假币，国民政府断然对法币进行大改版，并在国统区严禁使用敌伪货币，在战区推行地方银行纸币。而且，不等日寇的伪钞攻势进一步发挥功效，国民党自己就开始了通货膨胀。从1937年到1944年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日寇印刷的40多亿元伪钞没有从根本上达到扰乱经济的目的。
防守之余，军统局采取“以假对假”策略主动出击，与美、英钞票公司合作伪造日本钞票。每当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发行一种新的纸币时，军统局就设法获得印版进行日夜赶印，然后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沦陷区使用，购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物品，破坏了日军独霸的金融市场，加剧了日伪统治区内的通货膨胀。另外，国民政府极力将法币渗入沦陷区流通，用法币来联络沦陷区人民的感情，以削弱日伪货币的地盘。
国统区与沦陷区的假币大战迅速波及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日军大批伪造红色区域的纸币，收购根据地物资，严禁使用和保存根据地货币，还派出伪装人员，在集贸市场以查禁假钞为名，专门没收真币推行假币，使抗日根据地蒙受了经济损失和物资损失。
各抗日根据地也开展了一系列反假币斗争，军民一起查假币，并明确奖励办法，千方百计堵塞假币向根据地流入的通道。同时严格控制对外贸易，限制伪币输入和物资输出。八路军总部利用山西产的本地纸张，在纸浆中加入各种有色纤维制成土纸货币，全部以手工印刷，使日伪无法仿冒，维护了根据地的金融秩序。
货币大战给普通百姓带来了很大灾难。物资被套购、蒙受经济损失不说，一不小心在错误的场合使用了错误的货币就可能会带来身家性命之忧。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伪政权严禁使用法币。在山东，日伪发现携带根据地发行的纸币超过5元者就抓去枪毙。很多小生意人因为搞不定手头的花纸头宁愿歇业或改为以货易货，乱世人民的生存环境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