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睁眼，房间前所未有得洁净透亮。吓得印飞一进门就嗷嗷叫：“啊，我进错屋啦！”确认没错后又晃着我的肩膀大吼，“不会是你干的吧？你精神分裂还是梦游啊？这样很危险的！”
我在床头发现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婕的名字、职务和联系方式，左上角还有一个可爱的头像。我当然不会去联系她，我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以指肚抚了一下头像，然后决然扔掉。
但是下一秒，电话响起，那头的声音轻柔关切：“你酒醒了吗？头还痛吧？”
我在对婕的回忆中入睡，被尿憋醒的时候才发现电视没有关，荧幕的光亮在黑暗中一帧一帧地闪烁，周身森冷。
就近在田地里解决，回房的时候被门槛绊了一跤，屁股着地的声音很响。我下意识往瞎子卧房看去，他没有醒，鼾声平稳而有节奏。他呼出的气中带有一种很浓重的味道，是酒味。我放回去的白干估计都被他喝光了吧，原来瞎子还是个酒鬼。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鹦鹉尖锐的叫声吵醒了，真叫人恼火。我赤着脚跑到大门口，捡起一块石头就对准鸟笼砸过去。它受了惊，扑腾着翅膀从晒杠上跌下，岂料叫得更起劲了，声声透着凄厉。瞎子宝贝它，给水缸填满水，食罐里撒上碎玉米和稻谷，像哄小孩似的念念有词地问：饿着了吧？
切，真肉麻。
接下来的时间我都在和瞎子玩游戏。
他背着施肥器在地里来回走的时候，我找来一柄短尺，将它当作手枪一样举握在胸前，鬼鬼祟祟地跟踪瞎子“嫌疑犯”。他前进我就前进，他一旦停下来，我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蹲下，以丰密的麦林作为掩护。我忘却了真实的贼的身份，想象自己是超级无敌大英雄，是警队雄鹰，是狙击队神枪手。每一个贼在没有做贼之前，大概都有过如此的所谓梦想。
待瞎子结束务农，转身回屋，我逮捕的时机终于来临啦。我学港片里那样半蹲，利落而充满力量地出枪、瞄准。“砰！”我轻声模拟枪声，谁知竟马上得到了回应——那只似乎通了人性的鹦鹉望着这边，发出一种惨绝人寰的啼叫……
他看书，喜欢大声把内容念出来：“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居然是《雷锋日记》，会不会还有红宝书什么的？我很烦，他像是在忘我地进行一场万人朗诵会。我逃到田里去都能听见那声音，吵吵得头疼。
我要泄愤。待他停止朗诵，我便回到屋里，把《雷锋日记》拆开（线装本），床头柜上的另一本也拆开，拼装组合成为两本全新的书，再用针线盒里的线捆扎。
他第二次表演图书朗诵会的时候，只听他念道：“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大灰狼一听连忙推开门，走到奶奶床前，掀开被子，一口就把奶奶吞了下去……”瞎子砰地合上书，愣怔半天喊了一句，“杀千刀的卖盗版给我。”
我也一怔，瞎子的品位很独特啊，另一本书竟然是《格林童话》。
他如果睡觉，我就给他做造型：摘一朵粉白的山茶花插进乱糟糟的头发窝里，又挖了软泥巴来给他涂深色眼影。等到他洗脸，山茶花会自动掉落。眼皮嘛，有时候洗得干净，有时候则会把整张脸都抹得像叫花子。
我跟他玩捉迷藏。他想拿茶缸，我就把碗放过去；他要取菜刀，我便把剪刀放在那儿。不会造成太大的困难，只是取个乐，看他用碗喝水，用茶缸吃饭，用剪刀剪菜……还要一边自我反省：“人老了没记性，东西都放错位了。”哈哈，挺好玩儿的。
偶尔吃饭，他的唇边沾上米粒，我看着不顺眼，也就轻轻探过身去帮他摘掉了。他的面庞对着我，嘴里还在咀嚼，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怀疑他是否真的毫无感应。我希望他有感应吗？当然不是。
我时常在厨房里观察瞎子做饭。炒粉是他的拿手菜，在油锅里明火翻炒，放大量的辣椒，做出来的口感焦香四溢、辣得过瘾。有天半夜我忍不住馋，自己爬起来试着炒了一锅。入口一尝，我的妈呀，粉已经炒得跟铁丝一样硬了，而且辣椒粉撒太多一下子把我给呛着了……
有一次我拿板凳出去，踩在上面摘枣子。还好心给了鹦鹉两颗，不过它似乎不感兴趣。然后我把凳子搬回大堂。可是我已经记不清原本的位置是在哪里，只好随便摆在一旁。中午，瞎子端着饭菜径直走过，眼看就快要撞上它，我抽走了板凳。
“饭菜要是撒了，弄得屋子一股味儿就不好了。瞎子又收拾不干净。”我悄声自语。
瞎子是有朋友的，大概住在南边的一个山谷村落里。我闲来无事的时候已经把方圆好几里都侦查过了，只有那里还存在一定规模的人烟。每周两次，瞎子拄着盲杖穿过一条土路，来到一条小河前，和那人见面。瞎子伸出一只手，从他那里接过新鲜的蔬菜瓜果；再伸出另一只手付钱。交易完并不立刻就走，他们会坐在河边钓一会儿鱼，也许还聊天——我隐藏在后面的丛林里，听不到什么。只隐约听见瞎子称呼他为老唐。
大半个月的时间就这样流逝了。这几乎是我人生中最安稳、平静、闲适的一段的生活。除鹦鹉之外，没有其他生物知晓我的存在，我乐得如此。作为一个贼，不被人注意才是真正的安全感。很多时候我甚至在想，下半辈子就留在这里吧，就偷他一个人，和他相度余生。
瞎子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同居者，还是戏弄对象？他收留我，给我提供健康、充足的食物——尽管并非出于自愿，也甚至并不知情，却在形式上就如同一个父亲。在这座小屋里，我们既矛盾又和谐地共存着。
但还是出走了一趟，因为秋收。
我事先并不知情。某天早上一醒过来，正想去树下逗逗鹦鹉，却发现麦地里突然冒出来几个人。我连忙闪身躲到树桩后面，探出半个脑袋察看究竟。原来他们在收麦子，带头的那位正是老唐。对了，这活儿瞎子一个人做不了，肯定得找人帮忙。
这样的话，瞎子得留他们在屋里吃饭吧，也许一天还干不完。待在这里太危险了，我必须离开几天。
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走。身上多了两张二十的钞票，但还是连一个晚上的住宿费都付不起。
穿过山谷，又走了一段崎岖不平的路，终于找到一个公交站点。倒了几班车到城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买个口罩戴上。我说过，我怕吓到别人。
大街上人来车往，这份热闹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了。一无所有的人恐惧热闹，但作为一个贼，热闹对其来说又意味着安全感与时机。像是犯毒瘾一般，我开始手痒，眼神也不安分地四处睃视。如同老道的警察一眼便可以通过微鼓的部位辨认出是否带枪，贼也能够在状似不经意的一瞥中确定钱包的确切位置。女人们喜欢把塞得鼓鼓囊囊的（这和有钱没钱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卡，各式信用卡、消费卡、会员卡……）、像加长林肯般气派的钱包放进MINI Cooper般精致的小坤包里；男人们则会直接插进衣兜。此时我没有携带刀片之类的工具，所以只能瞄准一个最好下手的——前方刚刚掏钱买了一袋苹果的男人。
我数着拍子经过他身边，一、二、三、四、五、六，得手。以前我和印飞常用这种方式比赛，最佳纪录是四秒，由我所创造。
过马路换一条道走，拍子要继续数：七、八、九、十……数到三十的时候，就可以躲进绿化带里，掏出钱包，票子塞进口袋，剩下的卡、钥匙，以及票据之类的物品放回原位，再将钱包丢进垃圾桶内。这种善后工作是小偷界里不成文的行规，我们有我们的道义。
失窃者若足够聪明，回悟到究竟是哪一个时刻丢了钱包，并且在失窃地周围仔细搜索一番，翻翻垃圾桶，那么多半还能把钱包再找回来，省却许多麻烦。
对了，除了像警察般敏锐的目光，我们还有像会计一般，摸到钱就知道个大概数目的好手感。我偷的这个，大概有七八百。
是不错的成绩，该去喝一顿——就这么想着，我已经走到了婕楼下的小饭馆。
尽管穿着别人的、风格也迥异于我的衣服，尽管宽大的口罩捂住了大半张脸，尽管挑了最角落的座位，老板仍然一眼便认出我来。他的瞳孔突然放大，似有些许惊异。对于这些年里在我和婕身上所发生过的变故，他应该从小区居民的茶余饭后里听说过一些吧，所以此刻的神态又变成了犹犹豫豫，大概在考虑要不要过来打招呼。
酒菜一上，我脱下口罩。下一秒，老板径直躲进了厨房。
还好，算是顾念交情，没有直接撵我。
一个十九岁的男孩把睡梦中的父母砍死在床上，证据确凿毫无疑点，审判不过是走一个过场。如果不是婕主动为他辩护，那么他会得到一个法院指定律师，然后被判处死刑或者死缓。
人们认为男孩是可怕的，他的杀人动机仅仅是父母锁了电脑，不给他打游戏。但是婕不同意这种说法，没有人会为了打游戏杀人，那最多是导火索而已。她试图动之以情地从男孩的幼年说起：
他四岁那年，双亲离家去城里打工，把他留给爷爷奶奶照顾。他们每年只能回去一趟，呆不了几天就又要走；十一年后，爷爷去世，奶奶的身体情况也不允许再照料他。于是父母将他接到城里共同生活。从来没有人征询过他的意愿。最初，他不想成为留守儿童，可无论他如何嚎啕大哭也阻止不了骨肉分离的局面；后来，他不想搬去陌生的城市，不想和两个名义上为血亲、实际却情感单薄的人住在一起，不想在城里的学校受到冷落与嘲笑……然而对于生命中的这一切，他通通无能为力。
婕甚至请来心理医生，为男孩证明：他存在着严重的心理缺陷。这场谋杀，是心理疾病的爆发点。
婕深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是华生的拥趸者，坚信人的行为是在后天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当一个人出现了问题，首先应该被考虑的是，环境是否有问题。而非单单处罚其自身那么简单。
判决的最后，婕成功使得法官从轻发落。然而在喧嚣的舆论中，谴责婕的声音颇大。
以上，都是我从法制节目上所了解到的。印飞看完那期节目之后的惟一感慨是：“真炫酷啊，我是说，她讲话的架势，跟竞选总统似的。”而我的惟一印象也只是，她热衷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在真实的生活中她表里如一，无论能否得到理解，她总是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比方说，她总是固执地觉得我需要帮助，总是固执地以自己的方式尝试改变我。
那天之后，婕时常会打电话来找我吃饭，有时还叫上印飞。并不挑很贵的地方，更多的时候只是住所附近的小食店或者夜间大排档，因此基本上轮流付钱。吃饭时，她也并不高谈阔论些我们难以理解的东西，而只讲些日常生活，有时还会八卦某些罪犯的秘闻——这是印飞最喜欢听的。
她逐渐靠近我，了解我。得知我当年的高考成绩其实达到了本科录取线，她显得异常兴奋，亮晶晶的眼眸看着我，满心期待地说：“我帮你补习吧，去考个成考，你有这个能力。”其实我很想回答说，小偷要学那么多知识干什么？可是鬼使神差地，我竟然说，好。
而她一个大律师，竟然也真的每周六次地坐公交过来给我补课。周一物理，周二语文，周三数学，周四外语，周五化学，周日综合练习，风雨无阻地教授了三个月，然后填志愿。婕问我对什么感兴趣，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一提笔写了法律，当时我只想到这一个专业。
等成绩的时候她比我还焦急，收到录取通知的时候她比我还激动。接下来要去学校上夜课，我嘴上答应得好，实际却并不想去。第一节课我就旷了，在家里睡大觉。睡到十点钟左右，门外砰砰砰的敲门声，跟讨债的一样。我睡眼惺忪地过去开门，一下子就愣住了。婕红着眼睛站在那里，把一个塑料袋掷在地上，里面一次性餐盒的盖子松开了，牛肉米粉撒得到处都是，整个楼道里顿时香气弥漫。她哑着声音控诉：“你压根儿就没去，你为什么不去，我下了班从城南赶到你城北的学校，等了一个多小时，下课铃一响就冲进教室找你，还带了宵夜。可你人呢！”
我的心脏像被人捏握在手里，霎时剧烈收缩了一下。
我曾经飞车抢走过一个弱女子脖子上的项链，没有愧疚；曾经伙同一些哥们儿诈骗过老人的棺材本儿，没有愧疚；曾经在医院里毫不手软地偷掉一个癌症患者的治病钱，也没有愧疚……这些事对我来说就如同吃饭喝水一样平常。可是这一次，我低下头手足无措，有了些许愧疚之意。
婕是第一个为我着急流泪的人。
之后我再也没有逃课，但千万别以为我就此洗心革面，成为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
我们的老师有一副公鸭嗓，一听他讲课我就头疼。因此上课时间我尽睡觉了，偶尔太无聊了，还会偷偷同学们的铅笔、橡皮、尺子、墨水、眼镜盒、情书、钱包……惟一的一件正经事儿，就是在每学期的期末考之前，我会提早溜进老师办公室里，把题目与答案偷到手。我的同学们都觉得我是个天才，即使不听课、抄作业也总能稳得高分。每当这时我就打个哈欠，耷拉着眼皮，装模作样道：“哪有随随便便的好成绩啊，其实我已经熬夜好几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