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女诗人，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党员，坚强勇敢的好战士。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她不怕艰难险阻，敢于深入虎穴，降伏敌人，不惜牺牲个人的名誉、地位，虽身败名裂而在所不惜，为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像她这样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坎坷、曲折的人，在中国妇女界是少有的，在中国文艺界更是少有的。
——许幸之
一、从才女到“汉奸”
1939年的上海滩，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已沦为“孤岛”，这个外表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到处都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此时的关露，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
可以说，关露是一代才女，能够和张爱玲、丁玲享受同样的称号，这绝非是等闲之辈。那首流传百年的歌曲《春天里》就是由关露填词。
除了创作之外，她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很多读者都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女作家。
在日军侵略的铁蹄践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之后，她更是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正是这样的一种爱国情怀，很多人都称她为“民族之妻”。
可是似乎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关露突然之间离奇的失踪了，等她再次亮相于上海的时候，竟然成为了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更是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于是在众人眼中，看到的都是关露和那些阔太太们一起逛街、看戏、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很多人都诧异，为什么关露会投靠了汪伪特务呢？她消失的那段日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谜底到1943年后才彻底揭开。原来，这位本名胡寿楣的女诗人已是中共秘密党员，她接受了一个非常任务——打入“76号”，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策反。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什么会选择关露呢？这就要从关露的家庭说起。
那是1907年的7月，在山西省右玉县这个长城边上的小城，一个新生命诞生了。父亲胡元陔望着襁褓中的女婴，想到一句古谚：“生女亦可壮门楣。”她这一代正是寿字辈，加上一个“楣”，胡寿楣就成了这女孩的名字。到上个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女作家的胡寿楣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关露”。
关露的成长充满了各种坎坷，在她十岁那年，她的父亲过世了，好在她的母亲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她身上的坚强深深地影响了女儿关露。可是最终将关露拉入了红色浪潮中来的却是她的妹妹-胡绣枫。姐妹两个的感情非常好，从小就在一起读书、写字，或学写作文、写旧体诗，还常常在一起诉说着属于女孩子的那些小秘密。后来胡绣枫加入了共产党。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捕之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下，胡绣枫接待了她，所以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基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的，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于是推荐了她的姐姐关露。也就是这个时候，关露正式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
不过一直以来，关露都没有太多的任务，她可以专心于自己的写作。直到1939年，这时候的关露已经进入对长篇小说《新旧时代》
最后的修改工作，一天夜里，她突然接到了一份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廖承志是当时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关露一看密电，就知道事态严重，时间紧迫。她二话没说，放下手里的工作就直奔了香港。这也就是所谓的关露失踪。
在香港，关露见到了廖承志以及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潘汉年。
据说那是一次绝密的谈话，具体说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只能通过许多后来的材料发现，当年潘汉年所下达的任务就是——命令关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
李士群是民国十大汉奸之一，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因无法忍受日军的酷刑而叛变，后来他竟然与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勾结，打击抗日子。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关露又怎么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完成任务呢？
最后潘汉年是如何说服关露的，我们已无法知晓，通过史料能查到的是，潘汉年最后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说：“我不辩护。”
紧接着，关露回到了上海，也成为了李士群面前的红人，可是在外人眼中，关露的确成为了“汉奸”、成了“特务”。这样的情况让很多文艺界的进步人士，他们开始逐渐疏远关露，甚至还对她产生鄙视、愤恨的情绪。关露走在街上，也常常被无缘无故地谩骂，甚至是吐口水，这一切的一切，关露都忍耐了下来。
据胡绣枫透露，在此期间关露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胡绣枫说，接到关露来信后，自己立刻向邓颖超汇报了此事。没多久，八路军办事处一个人就找到胡绣枫，随后胡绣枫回信给关露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对于这一切，关露很痛苦，却无法去辩，她牢牢记着潘汉年对她说过的话，如果被别人说成汉奸，绝不辩护。但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
关露得到消息之后，哭了一晚上。想到现在连好友也不信任她，也唾弃她，热爱的文字写作也无法进行，恋人也不得相见，就异常难过。只是哭过之后，她还是强打起精神，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
忍辱负重了两年后，关露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
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有迹可寻的对话。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
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之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负责。关露又迎来了她新的任务。
二、忍辱负重的“特工”生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不仅是国土还有文化。
日本军部在华新办了很多中文刊物，网罗了一批汉奸文人。1942年5月，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招来了一个新的编辑，这是一个穿着时髦且面目和善的中国女人，她就是关露。
之前两年的磨炼，令关露更为成熟。之后的日子里，她行使编辑的权力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我们可以来看看关露在这段时期的工作，她在《女声》杂志中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痛苦。
但是为了能够接近日本左派人士，为了能够找到日本的共产党员，能够接近日本女作家佐藤俊子，她也只能忍受着。
当然，她要忍受的不仅仅是名誉上的污点，还有生活的拮据。在很多人眼里，当了“汉奸”不就能够大鱼大肉了吗，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节简，早餐几乎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关露买不起木炭，想去卖血。可是医生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屋子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的代表十几人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
如果经过这次的亮相，关露的“汉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
就在关露犹豫之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为了党的任务，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在日本，关露圆满地完成了给秋田送信的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国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坚决地拒绝了，她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关露讲话的内容大致是来日本后由于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一些对方的语言，以利于交流云云。通篇并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
当关露回到上海后，她得到两个消息：其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9月在家中神秘暴毙；其二，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
一篇登在1943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写道，“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
达到了顶峰。
关露忘记了那些日子是如何熬过的，必定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她的内心，在敌营苦熬六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
三、困境中的诀别信
熬过了六年敌营生活，关露终于回到了自己人的身边，单纯的她并不知道，自己要经受的煎熬还没结束。
初到解放区，关露认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她甚至又萌发了写作热情。可她却发现署名“关露”的文章都得不到发表。
此时的解放区的整风运动正进入审干阶段，任何一个来自白区的人都要受到审查。没有多久，关露成为严格审查的对象。
抗战胜利却仍然要忍受误解，作为一个女人，关露的精神已近崩溃边缘。这时，有人给关露送来一封信，当她看到寄信人名字的时候，她整个人在一瞬间振奋了起来。
关露一直有一个恋人，他是我党的高级干部，两个人的感情很深厚。抗战时期关露在敌人的营垒里始终是以汉奸文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的恋人则以爱国分子身份在国际友人之间活动，身份的差别导致两个人聚少离多。关露以为到了解放区，他们就可以结合了。
但，关露绝想不到，这封珍贵的来信竟然是一封绝交信。
原来，关露的那个恋人当时正陪同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考虑到关露当时已是一个公认的“汉奸”，所以，他就给关露写了那封绝交信。
为此关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过了一段时间，潘汉年等人为关露送来了证明材料，关露才渐渐地康复了。
可关露的厄运还没结束。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而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
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次关了8年。
8年的牢狱之苦，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
她在狱中读《红色娘子军》的剧本，对洪常青与吴清华不曾相爱，深感遗憾。她认为：自古英雄情义重，常青焉不爱清华。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气逼仄，气味难闻。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
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没几天，她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关露临死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当年关露写下这句豪迈诗句时，她是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
1982年12月5日，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有细心人发现，在那次追悼会上有一个并不属于文艺界队伍但是神情极其沉郁的老人，自始至终都未与任何人说话，他一直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面……
可以说，她的一生被三个角色纠缠：才女、汉奸、特工。“汉奸”
的骂名令她蒙冤四十余载，她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了心底，甘愿拿自己的名誉和生命为共和国的诞生而奉献。这就是民国奇女子-关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