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人物系列之一前言：清末，金山（早年华侨对北美洛基山一带的统称）唐人街几乎清一色的男人群里，开始出现了少数几个年轻女子。她们漂洋过海来到金山，或为人妻，或为人婢，后来由于各样的因缘际遇，进入了当地的公立学堂，与白人的孩子们一起接受教育。在大英帝国体制下的教育系统里，她们遭遇了另外一种窘迫——那是与她们生来就熟稔的贫穷不完全相似的窘迫。她们被众多的敌人包围，诸如肤色，诸如性别，诸如年龄。她们的故事，与同时代许多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所以，她们就轻而易举地被人淡忘了。连她们的后代回忆起她们时，也是一脸茫然。我的主人公阿喜，便是那几个少女中的一个。
阿喜搬了一张小板凳，坐到窗前那一块太阳光斑里锁扣眼。阿喜手里的这件衣裳极小，摊开来只有她两个手掌大。三个扣眼，个个小得像米粒。广东巷尾李记杂货铺的阿昌叔新添了一个男仔，这个月十一号喝满月酒，这衣裳就是阿妈备下的礼。阿妈新近着急上火得了烂眼病，两个眼睛肿得如同面团上戳出的两个窟窿，锁扣眼的活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阿喜手里。
窗外嘎地一声响，把阿喜惊得颤了一颤，针险些扎了手指。阿喜抬头看了一眼，是一只红肚皮的鸟，踮着脚尖站在树枝上探头探脑地朝屋里张望。花已经落尽了，有花的时候，鸟藏在花里是看不见的。墙上的皇历被阿爸翻到了三月初四那一页。三月初四在天底下哪个角落都该是春天，春天里哪里都有花儿树儿和鸟儿。只是咸水埠（早年华侨对温哥华的俗称）的花儿鸟儿和开平乡下的不一样。咸水埠的鸟儿好看倒是好看，却叫得鸭公似的，仿佛被人掐了脖子，实在是难听。咸水埠的花儿一串串一团团，云雾似的，只是不禁开，一阵风过就没了。阿弟告诉她，这洋花儿有个名字，叫樱花，是东洋人带过来的树种。开平乡下的花都是日常的名字，鸡蛋花、牵牛花、芭蕉、狗尾，没那么粉嫩，倒是结结实实地开个一年半载的。
“阿喜，去阁楼把剃头剪子拿下来。”阿妈说。
阿妈正坐在屋角的那张藤椅上换裹脚布。阿妈的那个角落很暗。阿妈五岁就裹了脚，阿妈闭着眼睛也能把那些长长的布条一个结也不缠地解下来，裹回去。阿妈换下来的裹脚布在地上死蛇似地盘成一团，空气里飞腾起一股汗酸味。阿喜抽了抽鼻子，放下手里的衣裳，朝阁楼走去。
阿喜来咸水埠才半个月，还来不及跟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熟稔起来。她只知道家里有上下两层楼，上层住着自家的人，下层分成前后两片，前面是阿爸的中药铺，后面空出一个房间，搭了三张格子铺，住了六个房客。在楼上阿爸阿妈的那个房间里，沿着那把折了一条腿的梯子爬上去，可以爬到屋顶上一个鸽子笼似的阁楼。她想问阿妈剃头剪子放在阁楼的什么地方，可是她不敢。她知道阿妈会飞给她一个什么样的眼神。阿妈的那些眼神从最暗的角落里飞出来，也像磨得雪亮的猪刀，扎得她浑身都是洞眼。她知道她活该。她只有用沉默做成一件厚棉袄，牢牢地裹在身上，才不叫那刀子伤着。
阿喜刚刚爬了一级梯子，就听见有人在楼下咚咚地敲门。今天阿爸盘货备货，药铺关半天门。敲门声很响亮，手掌拍在门板上发出嗡嗡的回响。阿爸的药碾子吱的一声停了下来。
“耳朵塞了狗屎了？”
虽然屋里住了十一口人，五个家人，六个房客，阿喜却明白，阿爸的这句话，是单单讲给她一个人听的。她爬下楼梯，瞬间把剃头剪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慌慌地跑下楼去开门。
就在那艘载着她漂洋过海的“日本天皇号”轮船抵埠的第二天，阿妈把她从睡梦中叫醒，告诉她阿久死了。当时她便猜到，她在金山的日子，大抵就是这个样子了。
她和阿久定亲的事，阿人（开平方言：祖母）是到了接聘礼那天才告诉她的。那阵子林家的大儿子阿久的大哥阿元从金山回来，常到家里看阿人。回回都不是空手来的，有时是一只鹅，有时是一块花洋布，有时是一挑狗肉。林家住在上河村，阿喜家住在下河村，中间隔了一条河。阿喜不认识林家的人，只听村里人说林家的两个儿子，阿元和阿久，都在咸水埠揾钱。阿元回乡，是来接大儿子去金山的。阿喜见阿元来自己家里，关起门来和阿人叽叽咕咕地说话，只当是金山的阿爸阿妈托阿元捎信来，直到有一天四个脚夫抬了两个沉甸甸的蒙了红布的箩筐来到家中，才知道家里已经把自己许给了阿久。
阿喜虽然没见过阿久，却见过阿久的照片。阿久的照片是在咸水埠唐人街的照相铺里照的。照片里阿久坐在一张当作道具的梨木太师椅上，穿着一件带着折痕的仿绸长袍，高颧骨，矮鼻梁，粗粝的脸上带着一丝急切而隐忍的微笑。阿喜不敢多看，只匆匆扫过一眼，觉得说不出是好看还是难看。不过阿喜用不着说——没人问过阿喜的看法。
直到上了去金山的轮船，阿喜还不知道，阿久那件仿绸长袍覆盖着的两条腿中，有一条是一根木棍——阿久年轻时在菲沙河谷修铁路的时候，被炸药炸飞了一条腿。阿喜也不知道，阿久今年四十一，比自己大了整整二十七岁。
阿喜不知道，阿妈却是知道的。阿妈什么都知道。
半年前，阿久那条断腿收口的地方，突然长了一个疖子，就到阿爸的药铺买药饼。阿久在等阿爸调药饼的空隙里，和阿爸说起他想讨一房女人。唐人街的男人，谁不想讨一房女人？阿爸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并没当一回事。阿妈坐在阿爸旁边补阿弟的裤子，阿妈的心里却咚地落进了一块石子——阿妈动了心。
阿妈动心，是因为阿妈已经九年没见着阿喜了。阿妈去金山跟阿爸团圆的时候，阿喜才五岁。阿妈在咸水埠住了九年了，生了两个弟弟，一个八岁，一个六岁，都在见风就长的年纪上。夜晚睡上一觉，早上起床就比昨天长高了一截。见风长的不仅是弟弟，还有官府的过埠人头税，先是五十个洋元，后来长到了一百。等阿爸终于攒足了一百个洋元，准备接阿喜过埠的时候，它却又长到了五百。五百洋元，那得阿爸一小秤一小秤地称出多少帖药，才能攒够啊。阿爸没了指望，就不攒了，说一个女仔，反正是要嫁人的，来不来金山都是别家的人，算了。
阿爸没见过阿喜。阿爸回乡娶阿妈，阿妈怀着阿喜的时候，阿爸就坐船走了。阿爸走得急，是因为阿爸要快点回金山揾钱，好给阿妈攒过埠的税银。五年后阿妈来了金山，阿爸偶尔也会想起留在开平乡下的阿喜。想归想，阿爸的想跟阿妈的想是不一样的。阿妈是用奶水把阿喜喂大的。阿妈的奶汁喂进了阿喜的小嘴，在阿喜的肚皮里化成了一根看不见的细绳子，一牵一牵地总扯着阿妈的心。
所以那天，当阿久抓了药饼走后，阿妈就对阿爸说：“要不，托李记的阿昌去林家说个媒，把咱家阿喜娶过来？阿久的哥阿元下月回开平，正好下定。”
起先阿爸是不情愿的，阿爸嫌阿久比自己还大一岁。可是阿爸经不起阿妈三番五次地磨，阿爸就松了口。
阿妈的话不是随口说的。就在阿久跟阿爸讨药饼的时候，阿妈已经飞快地把这件事想过了几个来回。阿久虽然缺条腿，阿久的脑子一点也不缺。阿久跟他阿哥在城西城东开了两家肉铺子，尽管只有几年光景，生意却比阿爸开了十几年的药铺强了许多。唐人街的男人想女人时，只能去番摊馆（赌馆）隔壁那间蒙了一块厚窗帘的黑屋子里，花三五个毫子跟那种女人寻一盏茶工夫的快活。可是阿久想女人，却是要正正经经地讨一房妻室的。阿久兄弟两个，兜里是踏踏实实地藏了一沓子钱的——那是两笔五百个洋元啊，一笔是让阿元回去接儿子过埠的，另一笔是叫阿久风风光光地娶个女人的。阿久若肯替阿喜付这笔过埠税，阿妈就能见着分别九年的女儿了。
阿妈的算盘算得再精，也没能算得过天意。谁能想到一个疖子，竟能要了阿久的命呢？不知贴了多少副药饼，喝了多少剂汤药，阿久腿上的疖子迟迟不愈，最后烂遍了全身。阿久死的时候，身上没有一块好肉。
阿喜从阁楼跑下来，看见阿爸正从药碾子上跳下。
阿爸的药碾子是个大铁臼，中间那个坑是放药材的。阿爸碾药的时候，双手套在从梁上挂下来的吊环上，两只脚踩在一个铁滚子上，来回推碾着滚子走，身子荡来荡去，荡得像面饼阿公手里的软面团。药材在石滚子底下哼哼唧唧地碎裂了，一屋都是辛苦味。
阿爸扯下绕在脖子上的辫子，满地找鞋，一脸是汗，远远看过去，额头脑门上像抹了一层青晃晃的猪油。阿喜想打一盆水给阿爸擦脸，阿爸顾不上。阿爸的眉心蹙成一个乱线团，光着脚匆匆地往楼上跑去。一边跑，一边叮嘱阿喜：“要是他，就说我没在。”
阿喜知道阿爸嘴里的那个他，是阿久的大哥阿元。
阿喜抵埠的头几天，林家没来人——都在忙着办阿久的丧事。阿久一落土，阿元就来了。
阿爸早就知道阿元会来。阿爸已经备下了好酒好烟。阿爸平日自己抽烟，是用鸡蛋和集市上的红番（印第安人）换来的土烟卷，可是阿爸却买了五包三五牌洋烟，专门给阿元抽。阿元来的时候，阿爸脸上堆满了笑，说话的声气里仿佛给抽走了筋骨，只剩了一摊水似的烂肉。阿爸的笑脸是用来抵挡阿元的丑话的。阿爸的笑脸是棉花，阿元的丑话是钉子。再厚的棉花，也挡不住一颗哪怕秃了头的钉子。
果真，两根洋烟之后，阿元的丑话终于说出来了。
“你家那个女仔，命怎么这么硬，生生把我家阿久克走了。”
阿爸没有说话。阿爸的笑潮水似的落了下去，露出底下一片荒滩。
阿妈停下手里的针线，哼了一声，说你家阿久还没到我家问名（提亲）的时候，就得病了，怨不得别人。
阿爸重重地咳了一声，喝道：“男人说话，没有女人插嘴的地方。”
阿妈不吭声了。可是阿妈没说完的话还在肚子里翻腾着，满屋都是咕咕的声响。
“聘礼和买舟的钱就不说了，谁叫阿久命衰呢？可是过埠费，那是我兄弟两个一个毫子一个毫子捏出水来才攒下的，总得还吧？”
阿爸吸了半根的烟卷在阿爸的指间一动不动地呆了很久，一坨烟灰落到地上，把地砸了个坑。
“你就是扒了我黄永寿的皮拿到圩上去卖，也卖不了五百个洋元。”阿爸说。
“你别和我哭穷，你好歹有这个药铺，还有房租呢。”
阿妈听了这话，像被雷公掴了一掌，身子晃了一晃，要跌跤，却没跌，撑着椅背站住了。
“阿元你乌贼膏子蒙了心，算计我一家人这口饭食。我们找会馆（指当地的中华会馆）的人做个中直判一判，阿喜是你们林家要带过来的，不关我们黄家的事。没叫你们林家养她一辈子就算便宜你了，还敢问我们要过埠费？”
这次阿爸就没有呵斥阿妈住嘴。阿爸的嘴唇抖了好久，也没抖出一句话来。
阿元不看阿爸，也不看阿妈，直直地走出了门。走到门口，又丢下一句话：
“十天，我宽限你十天。”
阿元走后，阿爸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了很久的烟，脸上泥菩萨似的没有一丝动静。阿妈端了一杯茶，送到阿爸嘴边叫阿爸喝。阿爸抓过杯子一把朝阿妈掼去。
“我什么命呢，听了你的衰话。”
阿妈的脸上烫出了一条红虫子。阿妈捂着虫子一声不吭。阿喜知道阿妈在哭。这是阿妈的哭法，阿妈哭起来就是这样一声不吭。
今天就是第十天。
敲门声一下接一下，越来越响。
阿喜走到门口的时候，脚步突然慢了下来。阿喜实在不情愿开门。躲一刻是一刻。那回她躲在“日本天皇号”船舱里，不就把阿久躲过去了吗？
“踩着雷公大佬的春古蛋（睾丸）了？”在鱼厂做夜班的房客刚睡着就被吵醒了，扯着嗓门大吼起来。
阿喜躲不过去，只好去开门。
门才开了一条缝，缝里就塞进了一只莱克亨母鸡，通身雪白，尾翼上稍稍有几片杂毛，鸡脚上捆着一根红绳。鸡躺在地上扇着翅膀，发出咯咯的傻笑。
“给你阿爸。一个月下二十五六个蛋，是只聚宝盆呢。”
门缝里跨进了一只脚。阿喜不用抬头，就知道来的果真是那个阿元。前次他来，穿的就是这双鞋子。黑猪皮，两接头，鞋尖上蹭掉了一块皮。
“我阿爸后院养了三笼鸡，什么种没有？用不着你送。”
阿喜是想这么说的，可是阿喜却没有说出口。阿喜只是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阿元进屋，自己坐下了，点了一根烟，不着急说话。阿喜只觉得身上一阵刺痒，就知道阿元在打量她。阿喜今天换了件衣裳，是阿妈的。阿喜自己的衣裳穿脏了，洗了晒在院里的竹竿上。阿妈的衣裳是件半新的斜襟布褂，石青色的，襟上袖口包了一圈灰色的滚边，老是老气了些，腰身却剪裁得很是细瘦。阿喜这几个月长了些身个，竟把阿妈的布褂撑满了。
“想睇戏吗？”
阿喜愣了一愣，半晌才明白过来阿元在问她。想是想的。从前在乡下的时候，镇里演琼花戏，阿人和她走几十里路都是要去的。可是她不能告诉阿元她想。
于是她摇了摇头。
“星洲（新加坡）来的红玉剧团，南洋红领衔主演的白娘子，你不想看？”
阿喜依旧摇了摇头。
“你阿爸呢？”
“出去了。”
“去哪里？”
“不晓得。”
“什么时候返来？”
“不晓得。”
阿元踢了踢阿爸留在药碾子旁边的鞋子，嘿嘿地笑了起来。
“我知道他哪儿也没去，就在楼上。你叫他下来，告诉他我不是来问他要钱的，我另外有事找他。是好事。”
阿元说“好事”的时候，很深地看了阿喜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