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喜不说话。阿喜脸上的鲜活如水漏了下去，看不出悲，也看不出喜，只剩下死人一般的硬冷——那是阿妈未曾见过的一种表情。阿妈心里有些害怕起来，但是阿妈没有把害怕放在脸上。
一屋谁也没有吱声，空气脆薄得如同三月里的河冰，轻轻一碰就要碎裂，谁也不敢动一下。
半晌，才听见阿文嘟囔了一句话。这句话很轻，轻得如风，却把河冰哗的一声碰碎了。
阿文的那句话是：“阿姐不上学堂，我也不上了。”
阿武也说了一句话。阿武的话骑在阿文的话上，声气就足了一些。
“阿哥不上学堂，我也不上。”
阿妈的眼睛惊讶得飞出了脸外，半天捡不回来。
“你阿姐是要嫁人的。她嫁人，你也嫁人？”
阿武被阿妈这句话噎住了，半天才想出一句回话：“我不嫁，阿姐也不嫁。”
阿妈起身就去了屋角，阿武知道阿妈是去取藤条。阿妈的藤条经常是虚张声势的，举上去的时候多，落下来的时候少。可是阿武却吃不准今天阿妈的藤条是不是要派真用场。阿武撒腿就跑，跑了几步，回头看阿文没跑，便又慢吞吞地走了回来，脸上有些臊。
阿爸呵呵地笑了起来。阿爸刚刚碾完药，阿爸今天碾的是甘草。阿爸从药碾上跳下来，抓过阿妈手里的藤条，来拍掸裤腿上的药末，一屋便都是甘草的香甜味。阿爸很久没这么笑过了，阿爸的笑让一屋的人都怔了一怔。
“她阿妈，这女仔的命是硬，却有菩萨护着她呢——难关都过去了。她要上学堂，就让她去吧。难得这两个百厌仔（调皮捣蛋的孩子）这么听他阿姐的话呢。”
阿喜没吭声。
阿喜这回没吭声，是因为阿喜喉头哽了一块东西。
她知道，今天她又捡回了一条命。
阿喜从放学起，就在等待着这个时刻。一直等到日头西斜了，才终于等到了。阿爸阿妈的脚刚刚迈出门槛，她就迫不及待地朝后院跑去。她要赶在日头还没完全落下之前，做成她要做的事。
今天是元宵节，唐人街有灯市。唐人街今天热闹得很，卡城（卡尔加里市）来了一个十二人的醒狮队，从片打街头一直舞到街尾。片打街两边的店铺，都已经早早备下了喂狮子的红包。旧金山也来了一个戏班，是女全班，演全本的《李后主和小周后》。戏是从早上就开始演的，一直演到夜里，换人不停戏。随进随出，日场是两个毫子，夜场是三个毫子。阿爸今天早早把药铺关了，带全家去逛灯市，夜饭也在外边吃——有的是摆摊的小食铺。连四眼阿叔，也跟着去看热闹——今天是周一，轮到四眼阿叔歇工。
其实阿喜也很想去。阿喜想看灯，想看狮子抬起身子时底下露出来的那些脚，也想吃铺子上那些油汪汪的糕饼——阿喜闭上眼睛，油仿佛已经顺着她的指尖流了下来。她更想看的是戏班演的戏。阿喜从前看过男人演的女人，可是阿喜从来没看过女人演的男人，她不知道娇滴滴的女人演出来的李后主，会是个什么模样。
可是她不能去。她有紧要的事要做。
阿喜跑到后院，去开那间小屋的门。叫它小屋实在是一种夸张，事实上它只是一个几片旧木板搭起来的窝棚而已——那是阿爸存稻草和修理家什的工具，阿妈放过季换下来的鞋子的地方。过年的时候阴阴绵绵地下了几天雨，稻草很是湿潮。阿喜掀起那块当作门用的旧布帘时，一股霉味熏得她打了个喷嚏。阿喜屏住呼吸，在那堆脏鞋子里翻来翻去，终于翻到了那个铁盒子。打开来，还好，没干。
那个铁盒里装的是鞋油。正月初五喜来过周岁生日，阿爸在家里摆了两桌酒。阿爸就是用这盒鞋油，刷了他那双棕色皮鞋的。从那天起，阿喜就盯上了这个盒子。
接下来的那样东西，阿喜就熟门熟路了，不用翻也不用找，就在阿妈腌鸡蛋的瓮子旁边的那个瓦罐里。阿喜打开罐子，舀出一小勺粉放在碟子里，滴上几滴水，那碟子就成了一汪的桃红——那是阿妈的染粉。给喜来摆酒的时候，阿喜就是用这些染粉，帮阿妈染了许多红鸡蛋的。
最后那样东西费事一些。阿喜的书包里有一个纸包，里边是阿喜这几天抽空摘下来的冬青叶子。阿喜把冬青叶子放进阿爸捣药的小石臼里细细地捣碎了，再用篦子篦走碎叶渣子，剩下的便是绿汁。
这三样东西都备齐了，阿喜就去楼上拿出纸笔来。纸是学堂里发的白纸，笔就是那杆平素她跟四眼阿叔学字时用的狼毫。阿喜知道狼毫不是派这个用场的，可是阿喜也顾不得了。
上个学期，阿喜又跳了一级。阿喜如今是高读班的学生了。高读班有一堂艺术课，每两周上一回，教唱歌也教画画。就是在艺术课里阿喜才知晓，洋人的画，和从前乡里字铺的老先生画的松梅竹菊，原来是这般不同。纸不同，笔不同，颜料不同，画出来的景致也自然不同。
前一堂课先生派了作业，让每人回家画一幅画，题目不限，两周内交。阿喜就犯了难：阿喜没有笔也没有颜料。阿喜跟阿妈说过了狠话，是绝不能再问阿妈要一个毫子的。明天就要交作业，阿喜一夜没睡，才想出了这个法子。
叫阿喜犯难的是颜料，不是题目。画什么阿喜老早就有了谱——阿喜要画的是桃花。
金山的桃花这时辰连个影子也还没有。阿喜的桃花在阿喜的心里。下河村家门口那口石井边上，就有一株桃树。那株桃树在阿妈生她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季又一季，她看了十四季的花。十四季的花在她心里留下的印记，刀斧都刮不走。阿喜只要闭上眼睛，就能清晰地想起树干上的虫斑和花瓣上的纹理。
阿喜先画的是树枝。鞋油太稠，阿喜用笔杆把油碾薄了，再涂在纸上。涂完了，还湿着，就拿到后院放在风口吹着。风没来，倒先来了一群苍蝇，嘤嘤嗡嗡的叮在纸上，赶都赶不走。过了一会儿，阿喜才明白过来，原来苍蝇是把那一坨坨的鞋油当成了鸡屎——便忍不住笑出了声。
过了一刻钟，等树枝干了，阿喜才拿回屋来画叶子。冬青叶的汁液颜色太淡，阿喜描了几遍，才描出稀疏的几片黄绿，不像新叶，倒像是枯菜皮。
花是最容易的。阿喜把那碟子红水分成了两碟，第一碟不变，第二碟里头多加了几滴水，便有了深浅两样的红。深的是欲开没开的蕾，浅的是盛开怒放的花，层层叠叠地画了满满一纸，倒把那枯黄的叶子压下去了——桃树正开花的时节，叶子本来就不显。
阿喜其实还想画花蕊的，可是阿喜再也没有另一样颜料了，只好作罢。
第二天拿了去交给先生。先生摘下眼镜近着看了，又戴回眼镜放到远处看，半晌才问：“跟人学过吗？”阿喜说就跟你学过。先生叹了一口气，却不再说话。
四眼佬的事，是到了第五天才传到家里来的。传话的，是肥仔的一个远房表兄，跟四眼佬一起在“陈园”里帮厨，也是最后一个见过四眼佬的人。
元宵那日，四眼佬虽跟阿爸阿妈一起上街，却没有去睇灯，也没有去睇狮子，更没有去睇戏。四眼佬那天，其实是去参加洪门的聚会的。
洪门的聚会时时都有，并不新鲜，新鲜的是洪门这几天从旧金山来了个掌门人，姓孙，听说一路上都在演讲筹集军饷，准备回去唐山推翻皇上起大事。四眼佬已经一个星期没去“陈园”上工了，天天都跟在那个姓孙的后头听差。元宵节那夜，四眼佬就没有回家过夜。
第二天也没有回来。第三天第四天也没有。
再后来才是肥仔的表兄来传话，说不要等了，铺位租给别人就是了——四眼佬走了，跟着那个姓孙的去了域多利（维多利亚），一路东行，再不回来了。
阿妈骂了一声死鬼四眼，还欠了我一周的屋租呢。众人就笑，说四眼佬教你女仔读书认字呢，也没算学费，两下抵了。
“他，留，留下话了吗？”阿喜颤颤地问。
“话是没有，屎倒留了一泡——去了一趟茅房才走的，伞也没带一把。”那人说。
众人就感叹，说这个四眼佬看起来就不是个寻常之辈，不是寇就是王的命。若是躲过了皇上杀头的罪，将来改朝换代，混个几品官也未可知呢。阿爸听了，脸色煞白，便叫众人住嘴——人多嘴杂，谁知有没有保皇会的密探。
众人的话，阿喜一句也没有听见。阿喜只是怔怔地往楼上走去。楼梯一级一级的，阿喜好像没了脚，身子一浮一浮地往上飘。到了屋里坐下来了，阿喜才知道，自己不是没了脚，而是没了心。原先长心的地方，如今是一个洞。这洞大得就是把天砸碎了往里填，也填不满。
阿喜把枕头芯子拆开了，拿出里头藏的一双布鞋。鞋是旧年入冬的时候就做下的。她没有问他要过鞋样。她用不着。她的眼睛已经在他的脚上走过许多遭，她毫厘不差地知道他的尺寸。她早就知道他的尺寸，等了那么久才做成鞋子，是因为她在等阿妈存下黑直贡呢的鞋面布。她做完了鞋子，等了这么久也没给他，是因为她脸皮薄。
其实，她是想好了的。她想这回把他派她作的文章交给他的时候，就把鞋子也一并给他。
她把话也想好了，一句话她想了好几个月了。
“阿人叫我给你做的鞋。”她会说。
当然这句话她不能看着他说，看着他说她保不住就会脸红。
用不着了，再也用不着了。
阿喜找出一把剪刀，来剪鞋子。鞋底很厚实，阿喜剪了几刀也剪不透。剪着剪着，鞋底渐渐变了颜色，阿喜才明白是手剪破了。
一九八五年夏天，中国文化部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温哥华的一个城市艺术节。团中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画家，在官方活动的空隙里参观了当地的艺术馆。艺术馆的解说员非常热情地向这位老画家介绍了当时正在展出的著名七人画派画作，可是老画家却置若罔闻——因为他发现了另外一张并不起眼的画。
那张画里是一个中国男人，穿了一件对襟的旧布褂和一条宽腿裤，裤脚处用绳子系紧了，露出底下一双裂了线的青布鞋。男人左手臂里挽着一个包袱，右手捏着一把桐油纸伞，衣裳的下摆被风刮起一个角——像是在急急地赶路。男人的衣着打扮是典型的清末华工模样，可是老画家注意到了两件事：第一，男人没有留辫子；第二，男人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一侧的镜片裂了一条缝。
这幅油画的名字叫“1911年的温哥华”。
老画家摘了眼镜凑在画上找签名。签名很小也很潦草，他看见了，却怎么也看不清。
他就问讲解员这张画是谁画的。讲解员说这是一幅一直没能找到确切画家的画作，原本是哈德森河谷公司的副总裁威利·亚当逊先生的私人藏品。亚当逊先生辞世后，他的后代才把它捐给了艺术馆。从收藏的年代来看，这大概是一位和艾米莉·卡（加拿大著名女画家）先后时期的艺术家所作。
老画家在那张画前停留了很久，离开的时候一直在喃喃自语。
“不像啊，不像那个时期的作品。”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