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等候的时间很长，长得超出了何跃进最远的想象。时间一分一秒细砂轮似的打磨着他的神经，把他的耐心磨得像一张纸——是那种用钢笔轻轻一勾就勾出纤毛来的薄纸。
预约的时间是九点一刻，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三十五分了。玻璃窗之后的那位黑人移民官，已经掩着嘴打了好几个肥胖的哈欠，热气在玻璃上凝成一个洇着毛边的圆圈。午餐在隔着冰箱的金属门发出形色暧昧的呼唤，移民官的眼睛里有了一丝接近于湿润的慈祥。大厅里等候的队伍渐渐细瘦起来，何跃进的耳垂上拂过一片蚊蝇的羽翼——那是坐在他右边座位上的那个女人发出的细碎鼾声。在眼角的余光里，他看见她露在严实的黑面罩之外的眼睛发出炯炯的亮光——她在睁着眼睛睡觉。她也许来自阿富汗，也许来自伊朗，也许来自阿联酋。此刻世界地理在他的脑子里滚成一锅烂粥，但是他至少知道：在世界的某些角落里，人们早已学会了在炸弹的间隙里以最敏捷的速度抢出稀烂的睡眠。
这间屋子里至少没有炸弹的危险。
梅龄挨着他，坐在左边的位置上，一动不动。他有时觉得她的脸是用砖头一类的材料制成的，寻常看不出一丝裂缝，既没有悲也没有喜，更没有激动和焦虑，有的只是认命以后的平和。平和可以像水，平和也可以像铁。她的平和是像铁那种的平和。此刻他真想用锥子捅她一下，看看锥眼里流出来的，到底是不是血。
尿意已经积攒了很久，早晨出门时的那一大杯咖啡在他的小腹里蛇一样地蠕爬着，想找到一条出路。可是他不敢离开。他不敢把这件事全交给她。他已经等了那么久，一年零六个月零五天——不算她来之前的那几个月。他已经走完了九十九步，他不能让那一泡尿引领他错过第一百步。
这绝不是臆想。他对如厕的恐惧，事出有因。几十年前，他父亲就是因为忍不住一泡尿，把他和他母亲带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生活之路。他的父亲是右派，可是他的父亲和别的右派不同，既没有言论也没有行为。他父亲在单位里只是一个老实到极点的工程师，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的名单上都很难找到他的名字。父亲的单位，和全国许多单位一样，必须完成上级指定的右派指标。在一次僵持了很久的指标讨论会上，父亲去了一趟厕所。当他从厕所回来的时候，指标已经完成——他被评定为单位里唯一的一名右派。
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父亲告诉他的——父亲没有来得及。在他还是母亲肚腹里一团形状模糊的血肉时，他父亲就已经死了。他母亲是在他十五岁那年告诉了他实情的。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敢在任何略具意义的场合里随便离身上厕所。
在有些日子里，
河不流向海，
海也不流向洋，
冬天后面还是冬天，
绵绵阴雨不被太阳截获，
骆驼背上，不止一根稻草，
人也不能随意处置
一些无法启齿的窘迫
比如尿急……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揉成一团的餐巾纸——那是早上从提姆霍顿咖啡店里带出来的，随意写了这几句话。他不再年轻，可是诗的灵感依旧还会光临，而且来得总不是时候，比如说当他蹲在马桶上为一坨铁砂一样的屎而憋得满脸通红的时候，当他在午夜梦和醒中间那条模糊不清的窄路上走得一身是汗的时候，当他被最后一片秋叶的落地声猝然惊醒的时候……他依旧会把它们记下来，在餐巾纸上，在旧报纸的夹缝里，在任何他能抓得到的废纸片上，然后他会把它们揉成一团，随意丢弃。他早已不把它们叫作诗，因为它们来的时候，他的心底没有期待的颤悚；它们去的时候，他的脑子里也存不下一丝牵挂和念想。
一些廉价的情绪消费品。
他这样称呼它们。属于诗的年月是久远以前的事，和现在隔着千丈百丈宽的壕沟。
“黑鱼精！”
渐渐空旷起来的大厅里响起一个浑浊的声音——是移民官在叫下一个名字。
“黑先生！”
梅龄捅了他一下，他猛然醒悟，他叫的是他的名字。何跃进这个名字写成罗马拼音很难发音，经常被篡改成数十种无法识辨的洋版本。
他斜了梅龄一眼，她抓着他的手站起来，向窗口走去，脸上是波澜不惊的微笑。
可是他觉出了她手心的汗。
2
“你是？”
黑人移民官拿着他的加拿大护照，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目光职业、老到、干涩、尖利。玻璃窗后的这双眼睛见识过世界上人脑所能炮制出来的任何一种狡诈。他觉得他的脸上突然有了无数个洞眼。
“我是，何跃进。”他说。
此刻尿意已经不再是蛇，而是一条细细的绳子。绳子的一头，系在他绷得发亮透明的膀胱上。而绳结，就衔在他屏得紧紧的呼吸里。他只要略一松气，绳子就要飞快地逃离他的躯体，洪水泛滥成灾。
“出生日期？”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三十日。”
他没想到他竟会被这样一个简单而直截了当的问题击中。他为今天的面谈做了无数次的设想，他知道他也许会绊倒在某一个刁钻古怪陷阱密布的关卡上。可是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然倒在开战之前的信号弹里。他已经丢失了一分，那至关紧要的第一印象分。
这时他感觉他的手心有一阵细细的酥痒，仿佛有一条软壳虫子蠕蠕爬过。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那是梅龄的手指，在他的掌心画了一个圆圈。
“对不起，移民官先生，我丈夫一紧张，就会口吃。”她说。
她的英文比任何时候都流利，她甚至使用了“口吃”这样一个生僻的单词。
“哦？那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这样紧张？”移民官问道。
他的心缩成一个软绵的球，浮到了他的喉咙口。他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哽噎得难受。他想咳嗽，可是他不能。他略一松气，系在他膀胱口的那根绳子就要开结。前是狼，后是虎，他被夹攻得满脸通红。
他又丢失了一分。
“因为，他太想我得到这张移民纸了。”梅龄说。
他的心咚的一声坠落到地上，把地砸了一个坑。他感觉满眼都是飞尘，移民官的脸渐渐丢失了五官。
完了。尚未开战，全盘皆输。
“因为，我已经怀孕，我们想在这个美丽的国家里，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她说。
砖头裂开了一条缝，他看见了她的笑容。他从没见过她这样笑过，从心尖尖上渗出来的，被幸福浸泡得失去了形状的，能叫铁树开花，冰山融化的那种笑。
天哪，这个女人！他从来不知道她有这份胆子。可是很明显，她已经为他扳回了丢失的一分，因为他看见黑老头的脸上，也裂开了细细的一条缝。
“那么，你就是……梅龄？”他拿起了她那本印着五颗星的红皮护照，上上下下地打量她。她的名字很好发音，中文英文听起来都差不多。
她的笑容已经退潮，脸颊上依旧残留着暖流舔过之后的湿润。
“我是。”她镇静地说。
“出生日期？”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她的生日，她只说过一遍，他就记住了，而且从来不需要提醒。她出生在天塌地陷的一天里。当她钻出母腹哇哇啼哭的时候，一个叫唐山的城市正陷入万劫不复的黑暗里。当然，这个日子对黑脸移民官来说，不具备任何意义。
“你和你那个，一紧张就犯口吃的丈夫，是怎么相识的？”黑老头问。
他知道这个问题是一切问题的门，这道门不是通往天堂就是通往地狱。有很多人做好了穿越最幽深迷宫的准备，却在这道门槛上绊倒了，连迷宫的影子也没见到，就被淘汰出局。所以一接到移民局的面谈通知，他们就对这个问题做了多次的深入探讨，最后从无数个可行的故事中筛选出了一个最可行的版本。这一个月里，他们的脑子像最细码的锉刀，不停地在打磨着任何一根可能引起怀疑的毛刺，直到这个故事光滑到无懈可击。
可是今天他明显不在状态。今天他好像是一个练了半年台词，上台时却忘得一干二净的小学生，脑子一片空白。白也不全是白，倒像是黑白电影的结尾部分，有几个芝麻点在飞来飞去，看是看见了，却一个也抓不住。
他轻轻地捏了一下她的手。这是他给她的信号：我挂彩了，现在轮到你上场了。
梅龄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慢慢地打开手提包，从里边掏出一叠纸来——是各式各样的餐巾纸、手纸、报纸，还有其他废纸，都是从字纸篓或者垃圾桶里打捞出来的，虽然抚平了，依旧带着明显的皱褶，厚厚地起着毛边。每张纸都写了字，有些字的边缘上沾着也许是咖啡也许是菜汁也许是其他形迹可疑的液体留下的印迹。
她把这些纸一张一张的铺展在柜台上，小心得几乎像是在对付她的定期存单。当她终于把它们都铺展开来的时候，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是诗。”
他听见她说。
他的脑子轰的一声炸了开来，满屋都是碎片。来不及了。他即使能捡回所有的碎片，他也搭补不回今天的残局了。
这不是他们原先打造的那个故事。在最后一分钟里，这个叫梅龄的女人，抛弃了他们经过千锤百炼得来的方案，擅自铤而走险，踩上了这样一条单行小道。
不，不是最后一分钟。她似乎早就有了准备。当他们还在聚精会神地锻造着打开城门的最佳钥匙时，她却已经在悄悄地谋划着她自己的逃路。只是，他们中间，不存在一个人的逃路。他们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她逃脱了他就逃脱，她陷落了他也陷落。她的陷落只不过是遣送回国，而他的陷落才是万劫不复的黑暗。
他们原先那个版本的故事，和诗没有任何关联。诗是他一个人的私产，是污杂的世界里唯一个还算干净安静些的地方。那也是以前的事了。就在她开口对移民官说出“诗”这个字的时候，这块地方已经脏了。他以为他把它藏过了，藏在了一个谁也不知晓的去处，没想到她还是发觉了。她把他那样比裤裆还隐秘的东西，掏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从此，他再也没有，一个私密之处了。
不，不是这样的！
他很想这样对那个满脸褶皱的移民官大喊一声。可是来不及了，黑老头的好奇心已经像一张引火纸一样，被梅龄成功地燃烧起来了。
“哦？我这辈子在这个窗口坐了几十年，什么样的恋爱故事都听过了，可就是还没有听说过，一个和诗有关的故事。”他说。
3
何跃进决定和这个叫梅龄的女人见面，是在他从雷湾搬到多伦多，连续失去了三份工作，存款户头上只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房租时。
他在雷湾住了六年，一直在一个华人养殖场里工作，每天和鸡鸭蛋打交道，几乎和外界失去了所有的联系。后来那个养殖场一直亏空维持不下去了，他就搬到了多伦多。他在多伦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里端盘子。他会说几句英文，却从没有认真学过英文，对所有的英文单词一概一知半解。有一天一位洋客人问他春卷里包的是什么内容？他想说“卷心菜”（cabbage），然而脱口而出的，却是“垃圾”（garbage），于是他失去了一夜小费和一份工作。
第二份工作几乎不需要说英文，是在一个木材加工场做电锯操作工。他看错了图纸，把一批四分之三寸厚的木板，全部锯成了半寸。他不等老板发话，便自己卷了行囊走人。
第三份工作是电子装配线上的发料工。这份工作不需要英文，也不需要看图纸，只需要把几样零件按顺序放进一个小盒子，然后把小盒子放到运送带上传到下一个工序即可。他干了四个月，感觉如鱼得水。可就在第五个月开头的时候，他和老板吵了一架——是为别人打抱不平。老板失去了风度，而他则失去了工作。
那位使他失去了工作的同事过意不去，就请他到一家餐馆吃了一顿饭。席间那位同事犹犹豫豫地问他是否对一笔生意感兴趣？他说他一辈子也学不会做生意。那人呵呵地笑，说这笔生意其实不需要“做”，只需要等。他对他伸出七个手指头，说只要他肯等个两三年，就可以得到这个数。他以为是七千，他说是七万：见面的时候给一万，算是定金。领证的时候给一万，拿到探亲签证到了加拿大时再给一万。最后的四万等拿到移民纸的时候一块儿补齐。
七万加元是一个令他晕眩的数字，但他没有马上答应。他问如果移民纸被拒，会有什么风险？同事说那你就白拿了前面的三万。他又问如果东窗事发，会有什么后果？
“监狱。”同事说。
他开始犹豫。同事叹了一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无产者还能丢失什么？除了镣铐锁链？”
他想想也是，就答应了下来。
第二个星期，他就订了回国的机票。那是他第一次回国。出国将近七年了，他从来没有产生过回国的冲动，因为国内已经没有任何值得他牵挂的人了。母亲在他出国之前就已去世。他有个继父，继父进入他家时，他已离家上大学，所以他和他都幸运地避免了两个成年男人在同一屋檐下磨合的尴尬。母亲去世后，继父再次成立了家庭。无论是他还是继父，似乎都没有保持联系的欲望。
他回国后，并没有立即赶去梅龄所在的城市，而是先去了徐州。去徐州，是为了去潘桥。去潘桥，是为了看端端。那一次他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把端端带出来。
4
你可以不信
但日头可以作证
你是我的手，我的脚
月光也可以作证
你是我的舌头，我的眼睛
我独自一人远行
品味人生五味杂陈
我从来不需刻意想起你
因为你，就是我自身
——致D.D
在他前半生的记忆中，端端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背景。
端端比他小六个月。端端的父母，和他的母亲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端端出生时，端端的母亲没有奶，端端曾经吃过他母亲的奶。端端和他上的是同一家幼儿园，同一所小学，同一所中学。后来，他和她又去了同一个公社插队落户。端端的路，和他的路重合了很久，直到端端累了，走不动了，才撇下他，独自走了另外的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