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这里茅塞顿开：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原来脏话也能“化腐朽为神奇”，变成“艺术”拿来卖钱的。可同时又不免对自己固守多年的“不说一句脏话”的最低防线怀疑起来：不说脏话，怎么“发泄”？如何“现代”？何以“潇洒”？岂不成了跟不上新潮的老古董？正心慌之际，猛地想起一个人来，顿时气壮如牛。这人便是鲁迅先生。他分明是对脏话疾恶如仇的同道，有文为证：“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鲁迅先生的笔犀利如刀，骂起坏人来从来都是“一鞭一血痕”，酣畅淋漓，世所共知。但从未见先生用脏话“发泄”过一句，反只见他对“国骂”恶习的厉声痛斥。或许鲁迅先生不会想到，在他作古多年之后，脏话、国骂非但不见一点退潮的迹象，反而大有“蛙声一片”之势，并开始向小说、电影、电视、广播、杂志等媒体大举进军。现在看，连音乐也不能幸免了，不敢想接下去该轮到什么。前几年，有一本由西北挺进到全国的小说，书内除了数不胜数的“此处删去多少字”之外，几乎隔几页就有露骨的肉欲描写和脏话扑面而来，躲不胜躲。结果，本来呼声不错的作者落得口碑不佳。有一部电视连续剧，主题、内容、表演还算上乘，可惜脏话连篇，演来演去，只听得屏幕上骂声朗朗。再翻翻那些街头报摊上的垃圾刊物，更是语言污染的重灾区，除了“×”，就是毫无遮拦的粗话。
在我们提倡了多年“五讲四美”之后，叫文明人羞于启齿的脏话竟如此肆无忌惮地出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实在叫人脸红，也叫人费解。粗分起来，那些有“脏话癖”的“作家”、“明星”无非是两类人：一类是自诩为观念很“前卫”的人。在他们眼里，不说脏话不潇洒、不时髦。似乎艺术越是粗俗，越是痞气，骂骂咧咧，那才越“现代”，也越“大腕”。另一类是自身文明素质本来就很低的人。这些人从来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不懂得文明修养为何物，一夜之间突然成了什么“星”。这些“星”们满口污言秽语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们本来就这样。要让他们学好，得重新送到幼儿园去回炉。
出于艺术上的需要，在文学作品中极谨慎地用一点粗话是可以理解的，这连名家也不能免。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人已经走到了拿脏话卖钱的地步。他们的价值观、廉耻观变了，不以说脏话为耻，反以为荣，把舞台、荧屏、文学当成放纵自己、炫耀自己的天地，而不讲社会责任、社会公德，连最低的语盲文明都不要了。艺术家们如果有心净化别人，先把自家打扫干净。那些有说脏话瘾的“家”们、“星”们，如果拿不出有思想、有品位的东西来，至少别用脏话来污染环境。有关部门要理直气壮，对脏话就是要“管、卡、压”，不可认为是“小恶”而让他们恣意妄为，玷污我们的语言。
人生忠告
不说脏话是一种廉耻心，是文明的底线，我们还能往哪儿退呢？
真正的幽默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其实怕出名的又何止人猪二兄？名烟上市之后，我公安战士每年都得捣毁许多制假窝点；一百元的票子面世以来，再愚蠢的店铺老板也得拿在太阳底下查看一番。幽默也一样，自从西风东渐、国人又大倡“轻松”以来，我们走路都得戴上放大镜，生怕踩着了幽默的主儿。
置身于这样的时代而不懂幽默，就像名列官场而不会蛇行匍匐，坐拥包厢而不知眉目传情，你注定要寸步难行。于是幽默——这个所谓的“幽默”，逼得我们“幽”也得“幽”，“不幽”也得“幽”。
所以我们的影视名字都改成了“戏说”和“调侃”，报纸上每天都刊登漫画和幽默小段，这些杂志的主编和编辑，每月都约好时间，要我们站在书报摊前，跟着他们成群结队地笑个不断。
然而，真的幽默产生了吗？没有。就像羊毛太贱，牧主就往里面渗清油：辣面畅销，买主便会发现一些用红水染成的麸子；学雷锋喊叫得过火了，一些孩子就把自己家里的钱偷来交给解放军。同理，对幽默的大肆宣扬，并没有产生幽默家，只是多了无数的二丑和小花脸。
真正的幽默得之于天然，它的本质是讽刺，是对世相人生中一些无价值事物的热嘲和规劝。用鲁迅的话说，是“恰如父母对于孩子的痛斥，是与热泪俱下的鞭子”。而我们今天无数打着幽默的招牌，大做其调情生意的幽默家，之所以使我们头晕、恶心、胃里的东西往上泛、并伴有轻微房颤，原因正在于这些主儿缺乏知人论事的脑袋、洞晓人生的眼睛和拷问死神的勇气和神经。
我曾经见过两则令我终生难忘的故事。
一个说，在沙皇专政时期，有路人掉进了冰河。他就大喊：“救命啊，救命。”可岸上的警察却充耳不闻，仍旧吃他从摊上抢来的果子。最后，落水人心生一计，改口大喊：“打倒沙皇，打倒沙皇！”警察遂转身向他奔来，将他从水底捞出，并判了刑。
又一则说，在文革时期，有一人被指控为特务，革委会就用烙铁刺面，在其脸上写了“特务”两个宇。后经调查，发现其人不是特务，然而烙字不是铅笔画，橡皮擦不掉，于是在“特务”二字前再烙上“不是”二字，以正视听。后又有革命群众送来证据，证明他还是特务，革委会主任想来想去，就又在“不”字上加了一个“辶”字旁。
我理解的幽默就是这种用喜剧的桅杆揭开人生的虚幕，把世相人生的残酷和冷漠化成一阵笑烟给人们看的艺术。它不是葛优，不是陈佩斯，不是一切靠在舞台上扭模特步、翘兰花指、捏着鼻子学鸡叫狗咬的所谓相声和小品。
它是鲁迅，是钱钟书，是马克·吐温；是浑身浸满了眼泪而用大悲悯去了然色空的心；是庄子的箕踞傲生，是阮籍的放浪游吟；是萧伯纳对着自己的幕碑写下的“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得多么久，这一天总会来到”；是哈姆莱特在墓地里捡起几根宫廷小丑的朽骨，打趣似地反问：“还挖苦人吗？你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的滑稽劲儿干嘛不留下来笑笑自己？”
人生忠告
这些幽默令人一千次的读下去，就有一千次的泪流滚滚。然而，他们的创造者又都是些生前没有提倡幽默的人。
天下第一奇计
今夏的北京出了一条颇有趣的新闻。
新闻主角，是圆明园神奇动物乐园猴群中的“老二”。据说因为猴群内讧，这位“第二把手”失败，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海淀路58号院暂住。居民区来了个猴子，起初挺新鲜，几天之后就发现这家伙太扰民，于是就想办法抓它。土办法试验几次无效，惊动了新闻媒体，电视台播了社会新闻，《北京青年报》还专门开通了“逮猴热线”，向热心的读者问计。果然，“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聪明的读者们七嘴八舌，有献“美食计”的，有献“罐子计”的，有献“麻醉枪计”的，有献“美猴计”的。最令人叫绝的是一位读者张先生，居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升官计”，其办法是“把猴大王打晕，放在老二面前，满足一下它的当官欲，它心情一好，没准会跟着饲养员回去”。
如果对众多的“读者来计”进行评比，我第一个要投张先生的票，甚至要评他的主意为“天下第一奇计”。张先生一定是位生物学家，抑或心理学家。他对从猿到人的进化问题的研究，可与达尔文比肩；面对猴与人心理问题的比较研究，其成果说超过了达尔文也不为过。人是由猴子进化来的，所以就不妨“以人之心，度猴子之腹”，用世人心理猜测猴子。人与人争权夺势的事比比皆是，猴与猴又何尝不是如此？仅报端披露，发生在各地的副局长雇凶手杀害局长、副县长雇凶手杀害县长之类的事例，已不止一件。动机何在？就是要取而代之，“满足当官欲”。如此说来，猴子争主与雇凶杀人的心理基础没什么两样。这时再看“升官计”，你能不挑大拇指称“高”吗？
张先生也许是位文学家，且对寓言有专门研究。闭上眼睛，在脑子里用想象实施一下他的计策，你就可能被引入寓言的境界，感到与其说在为猴子出主意，不如说在描摹人间的情状，而且是那么富有哲理。不妨拿古人创作的沐猴而冠、火中取栗、朝三暮四等等以猴子为主角的寓言故事和张先生的作品比一比，细心的人就会发现，后者构思之精巧、寓意之深刻，绝对不在古代名篇之下。开发提炼，说不定由此演变出传世的寓言；以此为素材，搞出一部精彩的电视片来，也未可知。
或者，那位张先生什么“家”也不是，就是个如你我般的普通人。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最亮，所有的人情冷暖、世情世态、官场猫腻，全部被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不是吗？那些为报私仇、为谋取权力而不惜雇凶手杀害同僚、上司的人，暴露出的是地地道道的兽性，与争“山大王”的猴子又有什么两样？普通人也最具幽默性格，他们没有权力撤掉那些冒牌“公仆”的职，也不能直接动手惩处罪犯，于是便采取寓言的方式一泄心中的怨气，同时又制造笑料开心解颐，确也是人生的大智慧。
也许是操作起来难度大、不好掌握吧，张先生的妙计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颇令人惋惜的是，“麻醉计”被首先选用，可那“猴老二”却因中麻药过量，没能醒过来，糊里糊涂地一命呜呼了。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采用张先生的“升官计”，没准儿早就大功告成，把猴二爷领回动物乐园去了。唉！可惜，可惜！
人生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