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特殊年代的“吃文化”，过去也有文字涉及，但多为文艺性作品，如阿城穷尽吃相的小说《棋王》，张贤亮描写饥饿在胃里叫喊要吃要吃的《绿化树》，相形之下，《顾准日记》中的谈吃文字要更朴素本色更能震撼人心。《知堂谈吃》、《雅舍谈吃》都是高明的选家替作者编出来的，不知道有人曾想到要编一本《顾准谈吃》否？笔者且先抄其中几段文字，但愿能抛砖引玉吸引选家的注意。
“用稀饭汤冲代乳粉一大缸，美极。”
“清晨烤红薯一块。五时许柳学冠等来，无法取出……天明，我找机会取出我所烤的那块，里外熟透鲜美绝伦。”“沈，每回晚回，必另做饭吃。昨天，我特别观察谢德征给他做的饭，面疙瘩，加大量猪油，用芫荽。”
“今晨，稀饭吃七勺，大便极端良好。”
“中午饭多，晚饭破稀饭，极绝。今晨大便，还是拉了稀的。”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烤白薯北京很难买到，窝窝头是美味……想这些事竟至不能入寐。”
老实说，第一次如此密集地接触这类干巴巴的近乎鄙陋的文字，既让人不舒服更让人困惑：为了一点烤白薯窝窝头竟至不能入寐，而且时时关心吃后排泄物的干稀，这像一个思想家之所为吗？思想家不是更应该关注形而上的东西吗？如当下某些读物告诉我们的，那代知识分子尽管面有菜色但心忧天下，哪怕饿得浮肿，最痛苦的却是没有书看没有精神食粮。但很快，我就为自己这些矫情、残忍的想法感到羞愧。到底是精神的压制还是物质的束缚更能左右一个人哪怕一个思想者的行与思？书生气的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常会给出一厢情愿的回答。事实上，一个成熟的思想者，再黑暗的文化专制也无法遏制他自由思想，正如冯友兰先生回忆的，他当年在大会上一脸肃穆地挨批，心里却在默诵惠能那首“菩提本无树”的偈，相反，如果冯先生也被弄到了食不果腹的境地，他还能这样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地自由翱翔于他的哲学王国吗？所以，当生存权都已岌岌可危的顾准如此绞尽脑汁地关注个人的一己之“吃”时，我们除了为之心酸泪落，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他关注那些本应由肉食者筹措的宏大命题？一个第一流的头脑终日被“吃什么怎样弄到吃”的问题所困扰（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等书都是他生活稍稍安定后“呕”出来的），也许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深刻认识到那场悲剧所具有的国家意义和民族意义：试想，当中国的顾准在为窝窝头烤白薯不能入睡的时候，异邦的伯林、哈耶克、哈贝马斯在做些什么？
“文革”已经远去，重提顾准这些人的文字未免不合时宜。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中也几乎没有人知道，有一个时期曾以国家行为来宣传诸如饮露或静坐练功式的食物替代法。荒唐也罢，悲悯也罢，这已经成为当代史上不可更改的一页，谁都没有资格以现世的精神嘲笑和回避它。
人生忠告
但愿有心人能站出来编一本《顾准谈吃》，同时写一部有关特殊年代的吃文化的专著。这里用得上那句用滥了的格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的审丑观
美学里欣赏分为两种，一为审美，指对美的事物的鉴赏；一为审丑，指对丑的事物的鉴赏。审美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饶舌了。对于审丑我想罗唆几句，因为，我觉得周围许多人对丑的东西往往容易意气用事，特别是对家丑和外丑，常常一碗水端不平。
今年10月18日某报有这样一条消息，说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一份关于美国饥饿状况的报告显示，美国有十分之一的家庭即1000万人在饿肚子，另外还有2600万美国人处于较轻程度的食品短缺状态。说实话，这条消息我并不感兴趣，因为一个两亿人的国家有人饿肚子正常得很，我所感兴趣的是这家报纸为这条消息所做的标题——《超级大国咋整的？美十分之一家庭饿肚子》。我觉得此标题活脱透出一副幸灾乐祸的面孔。
对此我有几点不说不快：一、我们为什么喜欢对人家落后的、丑陋的，甚至不幸的东西津津乐道，为什么某些播音员在播人家难民和灾难等消息时也老挂着微笑？为什么有报纸制作这样的标题：《东泡汤（美东部发生水灾）西烧烤（美西部森林发生火灾）克林顿晕菜》？二、咱中国人民是人，人家外国人民就不是人吗？美国人民饿肚子咱中国人民有什么好幸灾乐祸的？三、人家美国3600万人温饱有问题，可咱们也有4200万贫困人口呀，真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管“超级大国咋整的”，反正咱们的留学生老是几万几万到人家那里一去不回头。
我觉得这典型地反映了很多人的“审丑观”，即“家丑不可外扬”，“外丑津津乐道”。就说那体育媒体吧，经常津津乐道里杰卡尔德和沃勒尔口水大战的趣事，经常播放坎通纳飞腿袭击球迷的镜头，经常回味泰森大咬霍利菲尔德耳朵的新闻，然而当国内足球联赛中队员和裁判发生纠纷时，正在转播比赛的电视镜头马上就会调头定格在准计分牌上，生生地把电视机前的全国人民给吊起来。
因此，我觉得许多人都有一些窥丑甚于爱美的心思。“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就是这个意思。“五十步笑百步”就是这个意思。“自己一身白毛翼，反说人家是妖精”，这就是一些人审丑的心理定式。
分析起来，“家丑不外扬”的方式不外有三种：一、将家丑捂严了，不让人看，自己也不看，时间一长就忘了丑，比如说现在不少人对“文革”已经要忘了。二、将家丑捂严了，不让人看，自己关起来门来欣赏，再丑陋的疮疤，也能看得“艳若桃花、美如醴酪”。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三、将家丑捂严了，不让人看，自己总结。不过据我分析，这三种无论哪一种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前两种自不必说，后一种好像有一定道理，但仍然是一种关门政策，还是不敢正视落后。
人生忠告
鲁迅先生说，将美丽的东西撕开给人看叫作悲剧，将丑陋的东西撕给人看叫作喜剧。那么我说，将丑陋的东西捂住不给人看应该叫闹剧。
此德美吗
近日一部《徽州女人》的戏引发了争议，戏讲的是一个女人“守活寡”的故事：皖南山区一少女出嫁，丈夫却剪下辫子逃婚而去，女人在泪水中苦等35年，最后丈夫在外娶妇携子回来，她称自己是孩子的姑姑，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有人说这故事凝聚了中华民族为他人着想的献身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十分美丽动人；有人说这是鼓吹殉道，表现封建糟粕。
这种故事在今天引发争议是必然的，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让人们了解一点历史也未尝不可，但主创人员的一些话却使我大开了眼界。该剧编导陈薪伊说：封建糟粕说是十分粗浅的提法……我想在剧中表现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人格魅力。这部戏中的徽州女人就是我母亲，在我们皖南，许多女人都是这样。主演韩再芬说：“徽州女人的现实意义在于，徽州女人故事中没有一个坏人，她盼夫等夫是自觉自愿的，并没有谁强迫她……它原始质朴，没有污染，这是最能打动当代人的。”（见1999年11月26日《文汇报》）我毫不怀疑“在皖南这样的女人很多”，岂止是在皖南，翻开各地的府志县志，哪一部不记录着成串的“节妇烈女”
的名字？就是当代，福建沿海还有“寡妇村”哩，那些女人从20世纪50年代初“守活寡”到80年代，守回来的丈夫也是娶妻携子，她们也“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只是这“美德”真的美吗？21世纪这“美德”还有“打动人”的现实意义吗？
再说，她们的盼夫等夫真的“自觉自愿”、“质朴美丽”、“没有污染”吗？清人方苞说得明白：“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农市儿皆耳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之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美德”“主张的是男人，上当的是女人”。可见程朱理学就是最大的直接的“污染源”，怎么“没有污染”呢？这千年“污染”的恶果至今仍在深深地产生着影响，仍有一些这种“美德”的女人任丈夫在外胡作非为，而只知道暗暗淌泪，任心滴血。在这样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中，女人敢不“自愿”吗？在这“自觉自愿”的背后，谁知道她们的心淌了多少血？如果要说这种故事的“现实意义”，我认为就在于它提醒我们，“五四”运动虽已80周年了，但封建“美德”还是那么“深入人心”，还有那么多人觉得它“美丽”，这说明“五四”反封建的目标远远没有实现。
最近，参加了几次婚礼，每次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比如吧，在我的家乡，绝迹几十年的结婚时新娘由新郎抱进家门的“优秀传统”如今又盛行起来，这“抱”的寓意就是“我是你抱进你家的，又不是我自找上门的”，以此“抬高身价”，夫妻矛盾时也有一张“王牌”。每每看到此情景，我就为这些姐妹悲哀，这哪里是抬高自己，分明是在自轻自贱。这些70年代才出生的姑娘，在其他方面可以很新潮，对自己的尊严、独立的人格为什么那么漠视？男女平等喊了数十年，为何仍要把自己当作丈夫的附庸呢？
人生忠告
81年前，鲁迅先生就说过：这种畸形的道德是“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他呼吁：“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我之节烈观》）今天，这话仍然振聋发聩。
谁当自省
日前，拜读了《北京观察》第7期毛志成先生的一篇大作《文学不景气，作家当自省》，感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作者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比，认为当今作家缺少勇气和锐气，都是在政治上有了“定论”之后才反思、自省。进而认定是当今中国作家精神弱质导致了文学不景气。我以为毛先生“矛头”指错了，掉进了“脚痛医脚”、“手痛医手”的误区。医生倘如此看病，只是庸医而已。须知大脑才是整个身体的司令部，许多手脚不灵活的表征，问题可都是出在大脑上。
以大一统的人体比大一统的社会，应该是比较贴切的。这里，政治是主宰社会机体的大脑，是社会大气候的主宰，而文坛只能是分支，是受大脑严格控制的肢体。在大气候基调已定的环境下，纵然你有千般锐气万般勇气，也不可能得到发挥而只能是“挥发”。
思想上的诸子百家只能出现在政坛上群雄纷争之时。军阀割据纵然也有其专横的一面，但由于是群雄并起，总有他管不到的地方，所以出于竞争需要，哪怕是装装样子，他们也会显示出拉拢人才、收买人心的另一面。所以，思想者或思想家们便可乘机而起，为各地所容，而不至于未等传播而先行人头落地。
此正所谓“新文化运动”得机会之缘由也。以反封建为己任的斗士们，纵然可能不被督军们内心情愿接受，但为了竞争名声考虑，不得不做个姿态，表现得宽容一点。我不信在“文革”未被政坛“否定”前就没有勇气锐气作家出现予以抨击和剖析，但是，在“一句顶一万句”的红色恐怖年代，他们的作品能够发表甚至为世人所知吗？胡风的万言书与遇罗克的《出身论》的遭遇不是足以“以儆效尤”了吗？！
儿童失学，我们难道就单单埋怨家长乏力？敬业半生突然失业又未受社会保障的家长，他们可堪承受那本属“义务教育”范畴的昂贵学费吗？企业倒闭，就仅仅指责企业家贪婪无能？体制上的亏损和失策他们能左右得了吗？
无论是文学不景气，还是经济不景气，首当反省的当是社会的组织管理者，因为头上有个“大家长”，我们就不该找小孩子撒气。
找出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是良心作家的使命。找来找去万变不离其宗，话也不言自明。
如此就说来话长，不仅仅是文学不景气作家不该负首责，就连那甚至可以为其开追悼会的晚会相声，问题也决非单单出在相声工作者身上。讽刺乃相声之生命精髓，而今相声演员却沦落到只能拿小商贩、邻里甚至自己开涮的地步，有的竟将喊几句吉祥话的宣传板报类的东西也充当相声上台，一门讽刺艺术硬变为一门歌颂艺术，不尴不尬，不伦不类，也实在难为了苦苦找乐的“笑星”们。其实，官场腐败领域何其受关注，素材又何其多，但是这类作品能登“大雅之堂”吗？你知道在座的哪位领导“对号入座”后会如坐针毡进而“三天不管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