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不景气到相声几乎到了灭绝的程度，便可知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美好。虽然，如今已不像反右时代那样肆意摧残争艳之百花，但是让每一朵花儿都开放仍是难度极大的，因为“左”的风气仍顽固存在着，一些挥舞“左”棍的人仍牢牢地把在山口。难怪邓小平生前曾敏锐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了。
一些外国友人很不理解“文革后”一些中国作家“被允许讲真话”时喜极而泣，因为他们是老外，不了解“国情”。而身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怎能对此没有恰如其分的真情实感，又怎么可以环顾左右而言它呢？
人生忠告
当我们在这个时代中找不出大手笔时，首先弄清楚的当是：我们尚未处在大手笔的时代。
而这个时代责任，又岂是区区作家负担得起的吗？！
关于“见马克思”
秦牧在《语林采英》那本书里，谈到“委婉词语和隐语”，说在英语中，“死”的委婉说法有102种，汉语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前前后后加起来，恐怕也有好几十种。他列举了“夭”、“殇”、“逝世”、“作古”，以及“撒手人寰”、“与世长辞”，直到“翘辫子”……不下十数种，偏偏没说到那最“委婉”的：“见马克思。”这“见马克思”，肯定是英语中所无，古汉语中也当然没有的，但在中国却尽人皆知。把“死”换成“见马克思”，尤显汉语“语林”之“英”的丰富多采。
我从《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查到，“见马克思”的注为：“喻指共产党人死亡。诙谐语。”又从另一本《新惯用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里，看到“见马克思”的注为：“指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逝世……说法婉转，有戏谑、诙谐意味。”两部词典，注释大同小异。共产党人自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却未必都是共产党人（《新词新语词典》还收有“党外布尔什维克”一词呢，即指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非党人士），但“见马克思”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专用”则是确定无疑的；而显然“戏谑”
与“诙谐”并不是一回事，戏谑难免诙谐，但诙谐不一定戏谑，否则另一本词典何必多此一义？不过，“见马克思”之说不宜用于庄重肃穆的场合，也是确定无疑的，悼词里就没这么说的。
而这两个“确定无疑”，值得思考。首先，上述两词典，在收有“见马克思”一词的同时，又都收有“见上帝”一词。这两个词的“喻指”一样，动宾结构也一样，一般整体使用，通常做谓语还一样。但信仰上帝的人都能见上帝吗？《巴黎圣母院》里那个集拜金、野心、好色之恶于一身的副主教克罗德·孚罗诺以及《牛虻》里那个伪善、卑鄙、奸诈“三位一体”的神父蒙泰里尼，都是笃信上帝的，一是他们有资格见上帝吗？二是上帝肯见他们吗？同理，“见马克思”也不是共产党人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有此“殊荣”的。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跳蚤”就没资格见马克思，马克思也肯定不会见“跳蚤”。因有“跳蚤”的滋生，马克思甚至激愤地说：“我只知道一点，我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致拉法格》）那么，共产党人死亡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逝世，这一“喻指”就不能一概而论。
再则，“戏谑”也好，“诙谐”也好，说“见马克思”的多是自谓，至多说个“咱们”少有说“你”和“他”的。然而评价一个人，不能全看“自我鉴定”，得看“舆情”，即众人的评说。身为共产党人，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共产党宣言》）甚或一屁股不干净，拜金、野心、好色、伪善、卑鄙、奸诈，乌七八糟什么都有，这样的人无论怎样戏谑或诙谐地说“见马克思”，人民也是不会相信的；对实在不像样子的，甚至会不客气地奉送一句：见鬼去吧！
“见马克思”这一“诙谐语”，只有褒义，不像“死”那样中性，更不像“见鬼”只有贬义。当然，无论怎么说，死就是死，“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虽然死后见谁，纯属“喻指”，但“身没声名在”，对死的褒贬，全在生的作为，流芳千古总比遗臭万年强——这一点，对大人物尤为重要，小人物无所谓，说个“逝世”就算抬举了；大人物不然，“与世长辞”和“翘辫子”、“永垂不朽”和“永朽不垂”可天渊冰炭差远了。因此，“见马克思”一语当慎说，不如在像不像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上多下点实在的功夫。
人生忠告
“见马克思”这一“诙谐语”，只有褒义，不像“死”那样中性，更不像“见鬼”只有贬义。当然，无论怎么说，死就是死，“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重看三国
《三国演义》是一本奇书。
政治家读它的权谋，军事家读它的韬略，士农工商被它的传奇故事所吸引，道学家则抓住了它的仁义道德，大做文章，底层社会视桃园结义为千古楷模，至今仿效不绝。大人物以史作鉴，把《三国演义》当成一本教科书；老百姓饭后茶余，《三国演义》又是他们一份消遣的佳品、聊天的谈资。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者，看其王道，霸者，看其霸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千秋赏鉴，品评不已。所以此书问世数百年来，当称得上“家喻户晓”四个字，在中国文学史上，《三国演义》是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的书籍之一。不知道《三国演义》的中国人，好像不多。
而且，《三国演义》被中国以外的人知道者，好像也不少。
也许，因为这本书，弱者从中看到了勇气，得到或多或少的振作，强者则于英雄豪杰的身影中，看到自己的长短。谋事者从中懂得如何寻找进身之阶，得意者也自然会在这本书里吸取覆辙之鉴。统治者曾经用过它来愚弄人民，人民又用书中的帝王将相，来褒贬统治者。正义之人，共鸣于其中之正义，如同邪恶之徒，偏好于其中之邪恶一样，各取所需，心怀叵测者从中能找到知音，坦荡君子也不难寻到同道。欲杀人者，比之书里血流成河的规模，也许不必于心不安；在劫难逃者，能不为同命同运而一哭乎？兴灭继绝，护道统之不坠，更迭替代，创一己之新图，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振振有词的依据。“分久必合”，矛盾的统一；“合久必分”，又何尝不是辩证法呢？浩浩哉，荡荡哉，读《三国演义》，如入名山，谁也不会空手而返的。
有人说“老不看三国”，生怕人学得更加老奸巨猾。因为再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中炉火纯青的权术如此透露出人性之恶。有人说“看三国，替古人掉泪”，似乎又怕人过多关心遥远的事，为人类仅有的善良，未免太感情用事。在中国，还找不到一本书，能像《三国演义》这样，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得如此密切。所以史学家讶异它浸润正史的力量，以至于扑朔迷离，莫辨真伪。文学家则不能不佩服这部历史小说的既是历史、又是小说的弥合无缝的统一。在历史小说中，至今，它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自古至今，类似的演义浩若烟海，当代人写历史小说者，则更是荦荦大端。但其中有一些，不能不令人遗憾，或是历史的通俗敷衍，拘谨而乏文采：或是虚构得无边无沿，背离史实，无足凭信。甚至还有更扫兴者，把起义领袖写成深谙当代游击战术的将领，令人喷饭；而且跑马圈地，占山为王，把某段历史视作禁脔，不容他人插足。这种自我称霸、贻笑大方的行径，不一而足，让人摇头。
至少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历史小说，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这样深入人心。
中国历史，从三皇五帝到中华民国的孙中山、蒋介石，算起来该是二十六史或是二十七史了，但哪一史也不如魏、蜀、吴被中国老百姓所熟知。要说打仗，比三国的仗打得大者，不可胜数。要说杀人，历朝历代，由古至今，何止亿万，三国死的人，顶多是个零头。要说称王称霸，大忠大邪，文治武略，英雄美人，哪部史书找不出来呢？独是三国的历史，经罗贯中演义之后，便成了普及度最广、知名度最高的一段历史。
这不能不说是《三国演义》的功绩。
当然，也是文学的功绩。
它不是白话小说，也不是文言小说。半文不白，自成一式。它比白话典雅，而不失平白如话的特点；它比文言浅显，可又并不艰深费解。上自满腹经纶之士，下至引车卖浆者流，居然雅俗共赏；从舞台至银幕，从地方戏到电视剧，搬演出来，也能老少咸宜。无论点头称是也罢，摇头非议也罢，这本书以其自身的政治价值、艺术价值而传世永存。它被人誉为“第一才子书”，高于《庄》、《骚》、《史记》，认为其“扶纲植常”、“裨益风教”而顶礼膜拜。也被人视作“野史芜秽之谈”、“萑苻啸聚行径”，“最不可信”。责之以“太实而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以及“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也大有人在。《三国演义》虽确有诸多不足之处，然而无论如何，这本记叙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到280年孙皓降晋的九十六年中风云变幻的书，不但有观赏价值，有娱乐价值，有消遣价值，而且有文学价值、思想价值。除此以外，还有某种意义的实用价值。
两千年来，天变，地变，国变，人变，沧海桑田，无不变的事物，然而构成社会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强弱转换，进步退化的关系总则，好像并未变，至少未大变，或形式变，而实质未变，或语言变口号变，而内容未变。从这个角度来读《三国演义》的话，这本书真可称得上是有实用价值的一部不同凡响的奇书。
《三国演义》的生命力，也许就在这里。
人生忠告
两千年来，天变，地变，国变，人变，沧海桑田，无不变的事物，然而构成社会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强弱转换，进步退化的关系总则，好像并未变，至少未大变，或形式变，而实质未变，或语言变口号变，而内容未变。
五位则天与四对梁祝
五位品貌迥异的则天女皇，路遇四对梁祝——这不是戏曲小品的滑稽剧情节，而是文艺创作的一大“奇观”：五部《武则天》小说同时问世（为拍电影做蓝本），四部面目全非的梁祝故事影视相继开机。
“古戏今唱”，现已悄然时髦。不知何时起，骚人墨客们沉醉于“说古”，那一番专注，颇有点“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洒脱，当然就不肯泥古，不肯“嚼别人的馍馍碴”。尤其是近年格外受宠的影视创作，先从末代皇后的宫闱聚焦，接着是慈禧老佛爷成了风情万端的明星，康熙、乾隆爷也争先恐后地到深宫之外潇洒倜傥一回，李隆基与杨玉环共浴华清池自该是特写镜头……如此这般的“蒙太奇”，愣是给古人们“装点”了“纯正”的现代意识：三角恋、婚外恋、黄昏恋等等，莫不“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让数朝历代的帝王贵族“一次爱个够”。由近及远、由易而难地循序渐进，是该请一代女皇武则天登场亮相了。只不过尚未开镜，已见五位各不相同的武则天互不相让，这一出“好戏”，该如何开场呢？
“文戏武唱”，也已蔚为时尚。文人们擅长于对古人创作成品做“改头换面”的矫正，颇有，“李杜文章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的胆略。《新白娘子传奇》，展现的是法力绝伦；《唐伯虎点秋香》，示人的是盖世奇功，虽说这些是从台港地区来的，但是，“跟着台港的感觉走”，一出全新的梁祝故事也就呼之欲出——文弱书生梁山伯一摇身，成了惩凶除暴的豪侠剑客，闺中碧玉祝英台也飒爽英姿，成为仗义扶善的江湖侠女，从书院到长亭，他们一路掩杀过去，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潇洒走一回”，岂不给你更新的欣赏快意！只不过，“万变不离其宗”，转眼间四对剑锋相对的梁祝同时登台，一对书友、兄弟、情侣化作四对剑拔弩张的侠侣，这样的“好戏”，只能在一场“古色古香”的“擂台大战”中鸣锣开战、息鼓收场了吧？
古戏今唱、文戏武唱，本也无可厚非。只是，现今的一些文人，以“玩文学”为时尚，时时幽默一回，处处调侃几句，“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催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坛“奇观”，洒脱得也有些“空前绝后”了。笔者愚钝，总看不出，想不到如此“古戏今唱、文戏武唱”的后果，倒是平添一分“替古人担忧”的困惑。一则，作为千余年前对爱情讳莫如深的古人，则天女皇走下屏幕以后，他们再登场时，屈原该与婵娟发生师生恋情了吧？蒙恬该与孟姜女续一段绯闻吧？二则，牛郎织女和董永、七仙女的故事，也该演绎成武林高手之间的痴男怨女的相思故事吧？如此说来，关公战秦琼并非不可能。
人生忠告
呜呼！传统的文化遗产到了现代文人笔下，怎么成了这样的面目？如此玩文学、玩艺术、玩历史、玩文化，于心何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