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之中取大”的择优原则，是主体意志自由的体现，即主体根据需要而主动采取的行为，彰显的是价值选择中的优化原则。价值选择的本质特征就是选优，选优即是从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各类价值中或同类价值的不同量中，选取最适合于主体需要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因此择优原则所要求的乃是从主体的内在尺度出发所做的主动选择，而非不得已所采取的行为，所以《大取》说：“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然而，价值选择又不是一种绝对的意志自由，它仍然依一定的价值意识、价值取向为标准，最终能否实现，还将受制于某些客观条件所给出的可能性空间。
与“利之中取大”并列的还有“害之中取小”的问题。《大取》说：“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价值选择本来是一个趋利避害的过程，就是说按人的主观愿望，既不付出代价又能获取最高的价值。然而，在现实的价值选择中，往往需要付出必要的代价，方能换取当有的价值。因此，这就要考虑怎样才能使人们付出的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对此，《大取》提出了“害之中取小”的原则。害之中取小，并非取害，而是取利。因为主体活动的目的在于取利而非取害，在于求取正价值而非负价值，因而人们总是希求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利益价值。由此足以看出，“害之中取小”，无论从动机看还是从效果看，乃是由“代价”向“利益”的转化，亦即由“害”向“利”的转化，故《大取》说：“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所谓“人之所执”即被别人所执持、迫不得已的行为。此与“利之中取大”的自主性选择不同，它只是主体的一种迫不得已的被动性选择。此种选择受到客观条件的强制性约束，其选择权不完全决定于主体自身。《大取》又说：“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为义也。”这是说，于害之中取其小，并非苟且偷生、自私自利，而仍然是一心求行义以利天下，但“迫不得已而取小害”本身并不是行义，而是为行义创造必要的条件而已。
墨子提出的利中取大、害中取小决策原则就已经暗含了人们在选择行动方案时是理性的，即选择那些对决策者具有最大利益的方案。所谓“选择理性”，是指人所具有的自主选择行动策略的能力。事实上，在后面所讲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中，墨子敢于孤身犯险以谏楚王，就是相信楚王具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理性”。
在影响行动选择的诸因素中，通常只有经济因素是可以明确计算的，其他的社会、政治、情感、伦理以及传统等方面因素很难比较并计算其优劣得失。先秦思想家们大多设定一个先验的伦理范畴，以此为核心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个伦理范畴往往属于信仰层面，不需要严密的推演和论证。但墨学的思想概念有着比较明晰的论证逻辑。《大取》：“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类”是一种推理的方式。墨子总是通过类比、类推的方式，把各种复杂情势转化为可以计算的单位，根据“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的规则进行比较，选择最优策略或者策略组合。墨子止楚攻宋就是从经济上“得不偿失”来游说楚王，把攻战的损失与楚国通过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人口的获利进行了比较，从而获得了楚王的认同。其他影响选择的因素也可以通过“由小知大”或由具体到一般的类比的方式，量化以后进行比较。甚至作为价值观的“义”也是可以进行比较的。试举两例：《非攻上》云：“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现在假如有一个人，进入别人的园圃，偷窃他家的桃子、李子。众人听说后就指责他，上边执政的人抓到后就要处罚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人利己。至于盗窃别人的鸡犬、牲猪，他的不义又超过到别人的园圃里去偷桃李。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至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内，偷取别人的牛马，他的不仁不义，又比盗窃别人鸡犬、牲猪者更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一旦损人更大，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至于妄杀无辜之人，夺取他的皮衣戈剑，则这人的不义又甚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盗取别人牛马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一旦损人更大，那么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对此，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他，称他为不义。现在至于大规模地攻伐别人的国家，却不知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去赞誉他，称之为义。这可以算是明白义与不义的区别吗？杀掉一个人，叫做不义，必定有一项死罪。假如按照这种说法类推，杀掉十个人，有十倍不义，则必然有十重死罪了；杀掉百个人，有百倍不义，则必然有百重死罪了。对这种（罪行），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它，称它不义。现在至于攻伐别人的国家这种大为不义之事，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称赞它为义举。他们确实不懂得那是不义的，所以记载那些称赞攻国的话遗留给后代。倘若他们知道那是不义的，又有什么理由解释记载这些不义之事，用来遗留给后代呢？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看见少许黑色就说是黑的，看见很多黑色却说是白的，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白和黑的区别。少尝一点苦味就说是苦的，多尝些苦味却说是甜的，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苦和甜的区别。现在小范围内做不对的事，人们就都知道指责其错误；大范围内做，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称赞他为义举。这可以算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所以我由此知道天下的君子，把义与不义的区别弄得很混乱了。）
五、决策标准的层次性
在西方传统的决策理论中，对人的决策行动持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这里的利益主要是指经济利益。
墨子的决策标准是利中取大，害中取小，但是墨子的决策理性不是“经济理性”，而是一种“社会理性”。即综合考虑社会生活中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各种因素，权衡利弊，进行策略选择。《贵义》载：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墨子说：“万事没有比义更珍贵的了。假如现在对别人说：’给你帽子和鞋，但是要砍断你的手、脚，你干这件事吗？‘那人一定不干。为什么呢？因为帽、鞋不如手、脚珍贵。又说：’给你天下，但要杀死你，你干这件事吗？‘那人一定不干。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不如自身珍贵。因争辩一句话而互相残杀，是因为把义看得比自身珍贵。所以说：万事没有比义更珍贵的了。”）这段引文概括了墨子决策标准的三个层次的顺序：利（予子冠履），即经济利益；身（手足安全），即人身安全与国家安全；义。追求经济利益是人最基本的理性，先秦诸子大多也是承认这一点的。能够平安得到“冠履”，当然很好，如果需要牺牲手足才能得到冠履，则宁可舍弃冠履而保全手足，显示生命安全是在经济利益之上（在个人选择上是要保证个体生命的安全，在国家而言，是要保证国家的稳定和秩序）；而“万事莫贵于义”，“义”更高于生命安全，“义”才是选择理性的最高境界。
在《大取》中墨子谈到遇到强盗，如果砍断指头而免遭身亡，那就砍断指头，这是取利。然而，他遇到强盗，却是害。当一个人断指可利天下，断腕也可以利天下时，那就不应该在“断指”与“断腕”之间考虑如何选择，而是根据具体形势，“断指”或“断腕”皆可。当一个人的生死关系天下之大利时，也不应在生与死之间加以选择，而是当天下之利需要生时即生，需要死时则死。换言之，把生死置之度外，唯天下之利是取。可见，这里所说的“无择”是指在对人利大、利小、害重、害轻之间不必加以选择。不能因为“断指”比“断腕”对自己来说害轻利大就取“断指”，或者“生”比“死”害轻利大从而取生。如果这样选择乃是计较私利的表现，并没有把“天下之利”、“万民之利”摆在至上的地位。
墨家的“义贵于生论”与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论，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但二者所追求的目标及所达到的境界却有异。墨家追求的是公利价值，儒家追求的是道德价值。公利价值所达到的境界是“天下之利”的实现；道德价值所达到的境界是自我道德完善的“成仁”。同时还应看到，在墨家的公利价值中已蕴涵着道德价值，因为“天下之利”就是“义”，而在儒家的道德价值中却不必包括功利价值，所谓“不成功便成仁”。
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再一次把义利、公私、义生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地摆到了国人面前。如何正确地处理义利关系、公私关系、义生关系等问题，这不仅直接涉及有效地提升人们道德境界的精神文明建设之成败，而且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历史课题。从世界范围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如何建立与当代人类交往方式相适应的全球伦理，已经成了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历史的主题，但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冲突时有发生，这就更加迫切地需要全人类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在重铸健全的人际关系方面尽快达成共识。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认为墨家关于义利关系、公私关系、义生关系的思想能够提供值得挖掘和借鉴的宝贵精神资源，并能鼓舞人们为实现崇高的价值理想去奋斗献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