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艳
摘要：纵观有明一朝主流士风的发展轨迹，从洪武到宣德，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士风沉闷，以台阁体为代表的文风绮靡而无实际内容；从正统到弘治，士风活跃，文风挣脱宫廷而关注实际生活；从正德到崇祯，政治败坏，文人开始转向自然，独抒性灵。整个有明一朝是伴随着文人从高压保守到性灵舒张、从着意仕进到逐渐退隐的心路历程而展开的。
关键词：明代；士风；文学；分期
如果从孔子算起，“士志于道”的传统在中国至少已经存在了2500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思想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他们的中心任务。可以说，士是社会文化的缩影，文学作为社会文化背景中最重要的组成因子，成为士作用于社会的重要载体。从泛文化的视角对有明一代的士风与文学概述，对把握整个时代的历史、社会、文学大有裨益。
文学的盛衰演进并不完全与社会发展同步，但是士对文学的重大影响又确实存在，因此以历史分期为参考，结合主流士风的发展轨迹，可以将从洪武元年到崇祯末260年的历史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明初期，即洪武到宣德；二是明中期，即正统到弘治；三是明晚期，即正德到崇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士风与文风不是在一个分期的开始就表露无遗，也不是在这一分期的末尾就戛然而止的，士风的延续性致使各阶段难免会有交叉。
一、沉闷与绮靡的明代初期士风与文学
“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出身寒微的朱元璋是个马上得天下的君王，他为了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和自己的帝王尊严，曾经处决、监禁或放逐了大批文士。那些着文言及宫闱秘事或政治弊端的自不必说，甚至时文中因有“则”“光”“殊”等犯忌字眼也会招来杀身之祸。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论及明初政治气氛时曾说：“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这一介绍可以使我们体会到当时稍有触犯、刀锯随之的恐怖气氛。虽然这种严密可怖的文网与清初的文字狱相比还只是小巫见大巫，但也足以使文士们噤若寒蝉了。
不同于以往历代的是，朱明王朝注重用女教来侧面影响士风。明初的女教发达，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阶层各领域。丈夫死了要守节，甚至未嫁夫亡的望门寡也要守节。明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贞节烈妇群，且她们都是受正史褒扬的形象。《明实录》中仅正德一朝，因此而被朝廷旌表的女性就多达三百八十七人。女人尚且如此，奈何男儿呢？统治者正是通过这种变态的贞洁观念来牢牢控制士子忠于朝廷的心，以此来控制有明一朝的士风。
同时，粗通文墨的朱元璋有很懂得“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道理。他登基伊始，就定下了教化、善俗、致治的治国要策。他下令要全国各府州县设立儒学，规定各地学校“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其他的书则是“宜戒勿读”，科举考试“科目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其他通谓之制义。则制义不尽用八股体，但仿宋经义，则其本指耳”，并规定“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在这种伴以酷刑强力推行儒学的阴冷气氛中，任何社会风气都要失去它原有的生气，文学也不例外。
虽然在异族的高压统治之下，元代诗人的成就无法与宋时比肩，但元末天下大乱时还出现了王冕、杨维桢等一些优秀的作家。但是入明之后，着名的文坛领袖连遭迫害。宋濂被放逐，高启遭腰斩，方孝孺被杀时还株连十族。这种僵硬残酷的控制摧毁了士子的道德节义感和价值观，使他们不能承受“忠义”之重，不敢“以道事君”。因循、保守、萧条直接导致了明初文坛的奴性、趋附高贵与皇权的倾向。只有以三杨（即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为代表的，以“颂圣德，歌太平”为内容的“台阁体”诗派才能被认可容纳。杨士奇自谓：“秩愈进而忧愈重，宠愈厚而畏愈切。”说杨荣“事君有体，进谏有方”，避免“以悻直取祸”。说杨溥：“性恭谨，每入朝，循墙而走。”三人乃明初能臣，史称“贤相”，且都深得君王信任，尚这般恭谦怯懦，更不用说一般朝臣或其他士人了。
总体上来说，明初统治者采取的高压政策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士子们唯唯诺诺，噤若寒蝉。文学上陈陈相因，极度平庸乏味。虽然间有宋濂《卖柑者言》，虽有三杨自称词气安闲、雍容典雅的文章，但终究改变不了整个时期喑哑、沉闷的风气，无论是诗文还是小说，无论是戏曲还是说书，发展都极其缓慢，文化的活力和创造力愈见微弱。
二、活跃与抗争的明中期士风与文学
从正统到弘治的七十年间，有明一朝却经历大大小小五个皇帝，平均每朝十四年左右。正统时期英宗幼冲、三杨当政、王振弄权，逐渐将内阁架空而酿成土木之变，随后英宗与代宗（景泰）之间出现的残酷帝位争夺，己巳之变，英宗复辟，都给内阁带来很大的冲击。天顺初，一方面要清洗景泰势力，一方面复辟功臣之间也争权夺势，阁臣变动较为激烈。英宗一方面尽量弥合与朝臣间的裂痕，另一方面对前期弊政多有裁革，从而使政局很快稳定下来，大明王朝继续沿着它自己的轨道向前发展。但士大夫与朝廷之间的离心趋向也确实从这一时期开始萌蘖。
成化年间，明代社会的政治、社会风气及习俗观念都处于转型时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社会趋利潮流的流行也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大大削弱，各种违背伦理纲常的现象层见叠出。“天顺以后，居其职者，振风裁而耻缄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习，无不指斥极言，南北交章，连名列署，或遭谴谪，则大臣抗疏论救，以为美谈。”士气下滑趋势所造成的影响直接延续到了弘治时期。每当大臣上疏引疾告退时，皇帝诏旨往往以“卿学行老成”等语予以奖谕慰留。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成化以来的历朝皇帝对自己守成之君的历史定位。它表明，成化以来的皇帝阁臣显然失去了明初君臣的那种进取和自信。在这种形势下，官员们纷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讲求资历，打击异己，排斥后进。李梦阳曰“见人张拱深揖，口讷讷不吐词，则目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圆巧而委曲，则以为善处”云云，就活画出弘治时期以阁臣为首的上层士人那种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在看似太平的成化时期，它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已经不允许士人们再盲目乐观，表现在文学方面，台阁雍容之作也就显然落后于时代形势的要求，而显得不那么适宜了。
这一时期在文学上，台阁体与茶陵派、前后七子派出现了杂糅交叉，后两个文学集团以共同的复古倾向、关注现实的文学态度、以汉魏盛唐的气势和风骨在政治与文学两个层面重新建立大明王朝的博大气象。虽然两个文学集团内部也充满了不一致的声音，既有文学主张的不同，更有为政观念的分歧，但事实上文学较前一时期却相对活泼了很多。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士人心态渐趋活泼，为明代思想文化注入了蓬勃活力，打破前期那种板滞僵化的状态，释放出文人的创造潜能，呈现出一派昂扬奋发、文风浓郁的气象。王阳明心学的创立，吴门画派的兴盛，前后七子和唐宋文派的崛起，杨慎、王廷相、唐顺之、王世贞、胡应麟等一批渊博学者的出现，显示了这一时期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的丰硕成果。但因其处在思想文化由旧变新的转型期，变异中新旧杂糅交叉的现象也是常见的。虽然杀文人的阴影，法令的威严，程朱的影响，还没有从广大士人的心灵世界中完全抹去，但是伴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和君权的削弱，广大士人的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
三、恣意与回归的明后期士风与文学
正德朝不仅是明代朝政由盛到衰的转折期，而且是明代社会风气发生实际巨变的时期。这一时期，以刘瑾为首的“八虎”在明武宗的纵容下恣意妄为，刘健、李梦阳、王守仁等正直朝臣受到排挤和打击，康海、王九思等人则在刘瑾败势后受到牵连，刚刚开始振奋起来的士人们又一次遭到严重摧残。士人或彷徨哀鸣，或沉湎声伎，或在沉默中积蓄反思。世宗朝为大礼仪事件争执不休，万历朝对十年首辅张居正的清算，让致力于在政治上大展拳脚的广大士人寒了心，加上天启皇帝的荒政，孙承宗的归老，后金汗国的兴起乃至清朝的建立，更是加剧了这种状况，特别是万历后期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市民阶层在城市与集镇的发展带动下，成为了新的社会力量，而他们与商人、妓女、卖艺者、工匠等各色众生市井的接触也越来越多，心理上或浅或深地染上了一层世俗的色彩。
明代自弘治以下，几乎没有一个“好皇帝”。武宗是有名的纵欲天子、儿戏皇帝，做厌了皇帝，竟然自封“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滑历史之大稽，住厌了宫殿住“豹房”，最后死在那里。世宗一意斋蘸，神宗妥处深宫，皆数十年不见大臣。熹宗懦弱无能，庄烈帝举措躁狂，终致亡国。帝风如此，官风、士风怎么能不坏？
这一时期的士人们留恋繁华的城市生活，喜欢与市民往来，喜欢欣赏通俗文艺，关心穿衣吃饭、挣钱营利、种田做工、经商贸易等俗事。受到市民社会风习熏染，渐渐俗化的士大夫皆尊情，每每自称有情人、性情中人。例如，袁宏道自谓“有情之痴”，冯梦龙自号“多情欢喜如来”，汤显祖编出了一部生生死死哀艳动人的《牡丹亭》，冯梦龙编出了一部集古今爱情故事大成的《情史》奇书。
这一时期在文学上，不仅出现了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如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汤显祖的《牡丹亭》、徐渭的《四声猿》，还出现了新的诗文流派，比如以三袁为代表的性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等，从作品到诗文流派虽然差别很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反映这一时期士风、文风的共同倾向：远离政治，注重自身性情的抒发与日常生活的表现以及强烈的尚俗倾向。这是晚明政治影响下的士风，士风影响下的文风的集中体现。
总体来说，从正德、嘉靖的三大案到万历的怠政，加之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晚明士人经历了“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的心路历程，拳拳爱国之情、真挚参政之心受到无情的鞭笞，士人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尚俗倾向。这种士风与文风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缩影。
四、结语
纵观整个明代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我们依据主流士风的发展将其分成初中后三个时期，通过对政治、历史的概述与文学风格的简单归纳，力求探析出属于每个时期的特殊的士风文学。明代初期，在统治者高压政策的控制之下，士风、文风都相对保守，屈服于皇权，几乎没有个人性情的出现。但是随着国家政治的安定，统治者思想控制的放松及社会纷乱变化的实际，明代中期，士人有强烈的参政意识，相应的文学作品也摆脱浮靡华丽的文风而转向关注现实的风格。但是好景不长，政治风云的突变使明后期的大批文人放弃仕进追求，在自然山水中放浪形骸。因此可以说，明代的士风与文风反映了当时文人从仕进到退隐、从保守到独抒性灵的心路历程。当然，明代士风与文学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士风包含太多的方面，而文学的外延更是博大精深，还有太多的地方值得展开详细的挖掘。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固于此仅作些许探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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