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其木格
摘要：《金瓶梅》呈现了晚明行将易代的末世气象。身处王纲解钮、礼崩乐坏的时代，士人的人生理念、人生追求、生活趣味、生活方式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鄙弃传统家国天下的担当意识，也不以道德修持为己任，转而追求世俗化的人生。纵情放性、人生自适成为士人阶层风行的时尚。《金瓶梅》作者正是敏锐地捕捉到士林的这一巨变，冷静客观而又入木三分地予以揭示出来。
关键词：《金瓶梅》；士林；欲求
中国古代之士人，一直与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最重要的人生出路就是入仕。十年寒窗后，期望“货卖帝王家”，这是士人毕生追求的理想人生目标。他们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是政权的掌握者和参与者。但是，由于科举制是一种人才的选拔，在残酷的竞争下，必然有大量的士人不能进入政权的中心，成为游离于仕途边缘的人，由此他们选择了坚持人格的操守，独善其身。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他们都秉持一种风骨和担当的责任意识。历史的洪流演进到晚明，士人的面目却不再那么高洁修雅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幻灭使他们把人生的寄寓从仕途经济转向了市井曲巷的声色犬马及对财富的贪婪欲求。在恶浊世风的浸淫下，他们与世俗和光同尘，畸变为财色生活的奴隶。有感于此，《金瓶梅》的作者让魑魅魍魉的士林人物一一粉墨登场，揭露了他们丑恶、贪婪的人生欲求，达到深刻指斥黑暗社会之目的。
一、金钱的万能
诚如作者所言，世上钱财乃众生脑髓，最能动人。在《金瓶梅》的世界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都在积极地为金钱奔走。这是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畸形社会。那些有幸进入仕途的士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地收受贿赂，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为了得到不义之财，他们可以寡廉鲜耻，可以卖官鬻爵，可以草菅人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被他们弃若敝屣。
西门庆的发迹变泰充分诠释了金钱的万能魔力。他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在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后来靠勾结官府敛财发迹。精明的他又凭借不惜血本的贿赂权奸蔡京，得以由商而官，平步青云。小说不吝笔墨地描述出他给蔡京几次送礼的情状。第十八回，因为杨戬案的牵连，派家人来保、来旺给蔡京送了五百两银子，并在蔡京儿子的指点下，又给具体经管人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韩邦彦贿赂了五百两，就将一桩罪责不小的公案轻轻松松地化解了。果然是“钱到公事办”！两位当朝大员，为了收受钱财，可以置国家的法度于不顾，官僚机器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蔡京更是将官职明码标价地进行交易，当西门庆派来保和吴主管给他送去价值不菲的生日礼物时，兴高采烈之余，他慷慨地安排西门庆当上了执掌刑狱的理刑副千户，不仅如此，还不问青红皂白地使吴主管和来保两个奴才也成为官府中人，拿国家的职权来送“人情”。在蔡京眼里，为了满足贪婪的占有钱财的欲望，什么都是可以发卖的。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劣迹斑斑，有好几条人命官司在身的西门庆却当上了执掌刑狱的理刑官，从此他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不法，收受贿赂、滥施淫威、包庇残忍杀害主人的苗青，让他得以在杀主之后，毫无顾忌地侵吞主人的家产和霸占主人的妻妾。如此胡作非为，被巡按监察御史曾孝序调查清楚后，据实奏了他一本。得知消息的西门庆马上用“金镶玉宝石闹妆一条，三百两银子”打点了蔡京。果然是“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事情的结局竟是秉公执法、忠心耿耿地维护王朝的法律秩序的曾孝序被罢官流放，“窜于岭表”。可见，腐烂的官场正是孕育西门庆一类暴发户的促发剂和纵容他们逍遥法外的保护伞！
其实，在《金瓶梅》所暴露的浑浑噩噩的士林丑态时，唯一一个以正直面目示人的就是曾孝序。这一人物正与晚明一些耿介忠诚的士林不断谏诤的史实暗合。明代后期，臣工的谏诤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为后代所称道。然而，明代高度集权的皇权却往往抑制言路，《明实录》对谏诤之臣“打着了来问”的记载不胜枚举。更有诸多人物受尽酷刑被折磨致死。有明一代，慷慨赴难的谏诤之臣比比皆是，如嘉靖朝的杨继盛、沈炼等。曾孝序正是士林中坚持良心的清正官员，但是在权奸蔡京的陷害下，惨遭失败。忠于职守、嫉恶如仇的官员无罪而被罪，而贪赃枉法之徒却平步青云，世事颠倒，难论黑白。《金瓶梅》的作者艺术地再现了这场残酷的忠奸斗争，对士林人物客观地进行透视，使我们得以窥见晚明这个腐败不堪、无法收拾的末世王朝的种种罪恶。
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亲自去东京给蔡京庆寿诞，长长的礼单上是这样写着的：“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汗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余花素尺头共四十匹；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双，明珠十颗；又梯己黄金二百两，送上蔡太师做贽见的礼。蔡太师看了礼目，又瞧了抬上二十来杠。心下十分欢喜，连声称‘多谢’不迭。”重礼之下，蔡京与西门庆一拍即合，收西门庆做干儿子。从此，这桩钱权交易就更加的牢固和持久了。蔡太师充当西门庆的后台，保证他宦海的风平浪静；西门庆则是蔡太师的金钱之源，保证他长久地获取不义之财。同时，作者通过西门庆在太师府的所见所闻，也充分暴露出蔡京豪奢无比的生活。首先是他居住的府邸，雕梁画栋，恍如仙宫般的富丽堂皇；其次是他养了一班共二十四人的家乐，凡是他早膳、中饭、夜宴都要奏曲；最后，在他的书房中，共有二三十个美女，簇拥在他身边。其奢侈精致的享乐生活让西门庆这个见多识广的富豪也瞠目结舌。
资深的朝廷大员如此，刚刚进入仕途的新贵们也未能免俗。新科状元蔡蕴侥幸得到了“状元”的桂冠后，马上迫不及待地投靠了蔡京，如跳梁小丑一般也做了蔡太师的“假子”。寻求到政治靠山后，金钱实利的好事也降临到他的头上。经蔡太师府的大管家翟谦的牵线搭桥，他得以在省亲的途中，堂而皇之地去西门府打秋风。一进西门府，他就肉麻地吹捧西门庆是“贤公”“阀阅世家”“清河巨族”，表白自己“久仰德望”“晋拜堂下，为幸多矣”。享受完羊羔美酒、观戏听曲的款待后，一向假装文质彬彬、风雅有余的他竟厚颜无耻地公开索要银两，直到西门庆给了他满意的答复后，才放下心来。次日一早，西门庆送给他“金缎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面对厚重的馈赠，蔡蕴又恢复了他的惺惺作态，假意推辞再三，昨晚索要钱财的嘴脸仿佛从未出现。然后即信誓旦旦地对西门庆表白“倘得寸进，自当图报”。蔡状元还未真正掌握权势就先进行了权钱交易，贪图钱财的急迫心情可以想见。不久，做了两淮巡盐御史的蔡蕴又一次到了西门府，并将新任的宋御史也一同带来，得到了西门庆更为隆重的接待，一顿酒席就费够千两金银。俗语云“拿人钱财，替人办事”，蔡御史豪爽地承诺：“四泉有甚事，只顾分付，学生无不领命。”毫不犹豫地答应给西门庆早支盐引一个月，让他把握先机，获取巨额利润。接着，西门庆又请蔡蕴为苗青之事向宋御史“借重一言”，他也尽心尽力地替西门庆办得妥妥当当的。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人情，完全建立在钱权的交易之上，各取所需而已。
此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其他官员也大有人在。如安进士、宋御史、李知县等人，都在西门庆的金银攻势下一个个俯首称臣，积极地为西门庆办事。他们丢掉了士林的操守，置朝廷命官的脸面于不顾，大搞权钱交易，破坏纲纪，甚至草菅人命，而主导他们这样做的根源就是对金钱的贪婪欲求。
那么，没有挤进仕途的在野士人是什么样子呢？《金瓶梅》的作者同样写出了他们在世俗生活中的种种秽行。明代，科举制度一直存在一个尖锐的矛盾冲突，即“科举名额——包括贡生、举人和进士——并未与人口相应而增加，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小”。这势必使大量的读书人落榜，不得不放弃举业，谋求其他的出路。明代曾兴起一个普遍的社会运动“弃儒就贾”，大量的读书人选择经商作为终生事业，当然还有当幕僚或开私塾等出路。好在时代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谋生途径的选择，这一部分士人逐渐地融入到市民生活中，他们不再讳言利，亦更重实利。比如当时的祝枝山、唐寅、文征明、桑悦、都穆等士人都曾公开地卖文卖画来获利。他们这一群体，已经不同于传统士人之讳言金钱了，他们是有着某些商人意识与商人行为的名士。
《金瓶梅》中的温必古即是混入世俗社会的一个下层酸腐秀才。作者在他一出场时即颇为嘲讽地写道：“虽抱不羁之才，惯游非礼之地。功名蹭蹬，豪杰之志已灰；家业凋零，浩然之气先丧。把文章道学，一并送还了孔夫子。将致君泽民的事业及荣华显亲的心念，都撇在东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峨其冠，博其带，而眼底旁若无人；阔其论，高其谈，而胸中实无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难，岂望月桂之高攀；广坐衔杯，遁世无闷，且作岩穴之隐相。”这段韵文真是绝妙地道出了温秀才的低劣人品。作为西门府一个经管来往书柬的小雇工，应该说，雇主西门庆对他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为他专门收拾了一所书院，将他的家眷也接来同住，每月有固定的束修，还将家里的小厮画童儿派过去侍候他。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小厮画童儿便将他的秽行一一地揭露，原来表面上谦谦君子的温必古背地却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不仅用卑劣的手段玩弄小厮，而且还变态地打探西门庆妻妾们闺房之事。财迷心窍的他居然厚颜无耻地让小厮偷银器家伙儿给他！其人格的低下和粗鄙与市井鸡鸣狗盗之徒简直没有什么分别！难怪孟玉楼说他：“怎生这等没廉耻！”无独有偶，另一个水秀才与他也是一丘之貉。虽然他没有进入西门府，但是通过应伯爵的介绍，我们对其寡廉鲜耻的人品、人格还是隐约可见的。
综上，士林人物在激烈的社会变革和唯利是图的黑暗世风中，保持自身修持操守的已经凤毛麟角，取而代之的是对金钱的顶礼膜拜和永不满足的贪婪占有。基于此，他们种种的恶德秽行也就变成司空见惯之常态了。
二、色欲的贪求
一部《金瓶梅》集中展示了人性的不同欲求。雅如士林，俗若市井都各有其欲求，但他们又有共同之欲求。共同之欲即是对财产和金钱的渴求，对性欲满足的要求。晚明时期，王学的广泛流行既为人们挣脱重重束缚，形成独立自主的人格提供了生长园地，亦不可避免地为道德的崩溃和迷失提供了温床。人性无约束之张扬，情欲之泛滥也就在所难免。事实上，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社会强加于他的往往是压抑，而人性的弱点又常失之于放纵，在压抑与放纵之间徘徊迷惘的芸芸众生最终酿成的大多是扭曲而变态的人性。据史料记载，明代中后期，确实有许多士人在放纵与迷失，享乐与恐惧中度过。着名的如屠隆，他终其一生，未脱离开情欲的纠缠。他追求快意人生，及时行乐，但其内心乐过而悔。他不断地记述自己的愧悔心情，“风流得意之事，一过辄生悲；清真寂寞之乡，愈久转增意味”。另一个颇有放纵声名的为名士王稚登。他一生的旨趣落在自我情欲的满足上。他少年时，已是一个浪荡不羁的狂士，凭借富有的家财，到处拈花惹草，但是在其内心中又忧虑过度的放纵会伤害身体，有死亡之恐惧。于是他们找到了禅宗来调和放情纵欲与纯净心灵的矛盾。在抛开窒息人性的伦理纲常、对抗名教心防的同时，又假借禅宗内典、色空之论巧饰生命本能的情欲。晚明放情纵欲的思潮与风尚，从反对道学的层面看，它无疑是进步的。但是这种思潮和风尚一旦走向反面就向着另一个极端发展——极度的放纵。极度的放纵又把人变成非人，带着更多的动物性和非理性，这是晚明时代困扰士人的一个无法解决的人生困境。
《金瓶梅》中的士人即是极度纵情淫滥的。
蔡京的生活豪华奢侈中透出淫靡的气息。通过西门庆进入太师府的所见所闻，隐性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蔡太师周围皆是妙龄美女的簇拥，他在这里过着偎翠倚红、风流快活的生活。同时，他还蓄有家乐班，随时用来愉悦自己的生活或者在贵客来临时歌舞囿酒。蓄声伎这种风气在晚明上流社会非常普遍，可能与当时官员们不敢公然违背朝廷不许狎妓宿娼的禁令有关，但是，纵情放性的内在欲求又使他们不甘寂寞，于是就想出了蓄声伎来调和这样的矛盾。如此一来，既不违禁，又能满足私欲，真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办法。作者通过西门庆的眼睛，揭示了蔡太师风流放纵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