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下门铃。门口停放着一大一小两辆自行车，小的那辆向内倾斜，把大的挤倒在墙边。天气开始热起来，正午刺眼的阳光从过道的窗子照射进来，可以想得到，孩子们急忙放下自行车，跑进屋子，大口喝着饮料，用手臂抹去额角的汗。门并没有立即打开，里面传来应答声，隔着门听起来很遥远，然后是逐渐接近门口的扑啦扑啦的声响。
门开了，李太太那张胖胖的脸露了出来，她穿着袜子踩在地毯上，习惯性地鞠躬，嘴上说着“对不起”。这三个字音有点儿含混，仔细分辨才明白她在说什么。
走在客厅里，就像穿过一个混乱的市场，孩子们的书包在地上堆着，桌子上的盘子还没来得及收拾，里面剩了几个寿司。客厅是个轴心，每个人围着它忙乱地旋转。阿尔伯特光脚从里面的房间冲出来，他的妹妹叫喊着追赶，他们绕着餐桌不停地跑动，李太太急忙喝止：“停下！”那两个孩子一见到我，问了声好，暂时停止打闹。最小的彼得也走了出来，他留着西瓜头，身材瘦小，脸上是一副与七八岁的年龄极不相符的严肃表情。
“对不起。”李太太脸上满是歉意，那样子如同把汽车停在不适当的位置，妨碍了其他车辆进出，现在正竭力地挪开车子。我早就习惯了这个多子女家庭的混乱场面，也习惯了李太太说“对不起”。这三个字频繁从她口中说出，听上去这更像一个问候语。
李太太要带我穿过客厅到最南面的书房去，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走过来。李太太说：“我的爸爸。”我朝老头点了点头，可他自顾自地走过去，仿佛没看见。他的腿脚不灵便，可步伐却像是一个军人，他面色凝重阴郁，让人有点儿害怕。
这个狭长的房间怎么看都不像书房，东面和南面都是落地玻璃窗，放上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留出勉强侧身而过的空间，就放不了其他家具了。这是李先生常用的房间，墙上贴着打印出来的工作日程表，桌上放着一叠文件纸张。家里的书架摆放在客厅里，孩子们写作业的时候常常聚拢在餐桌前。
最初，我是来给李太太上课的。按照课本和教学进度，她要时常模仿我的发音，但是她的口音实在太糟糕了，很快我们就都对此感到厌倦，不知不觉中，这两个小时的上课时间里插入很多聊天内容。关于中国，关于美国，也有关韩国。每次坐到餐桌前的时候，她手里总是捧着一个白色马克杯，盛着每天必需的补给咖啡，如果离开这黑褐色的能量之水，不知她该怎么应对这三个总也停不下来的孩子，还有一堆家务。李太太有一张典型的韩国脸，面部扁平，眼睛很小，但是笑起来却给人好感。她几乎每天都穿一条浅色的牛仔裤，上身是白色圆领T恤衫。那衣服显然洗过多次了，看上去更加没型和随意。她无论怎么换衣服，也都是这种组合方式。
唯一有那么一次，她慌慌张张地给我打开门，让我自己进客厅坐下，她回到卧室不知在鼓捣什么。开门出来的时候，竟然身着细小的千鸟格套装，胸前还有一朵浅灰色的绢纱胸花。
“对不起。”她又微微鞠躬走到我面前，“朋友结婚，我在找衣服。”
“没事儿，你试吧。”我说道。越来越随意的上课方式，使我们彼此都适应这种轻松的气氛，仿佛教学成果怎么样，我这位学生到底能说几句中国话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李太太走出来，重新换上T恤牛仔裤的装束，她看起来感到轻松了不少。她端着咖啡杯坐下，脸上露出苦恼的表情：“我们在美国买的礼物，要送给朋友，发现是中国制造。好多好多东西都是这样，他们会认为我们是在中国买的。”我能理解她的心情，万里之遥带过来的东西却不是原产地的，担心朋友体会不到他们的心意。
她举起咖啡杯示意我，是不是也要一杯。这种带有苦涩味道的饮料，我不太习惯，于是她到厨房，端了一杯茶给我。袋泡茶还没来得及在热水中泡开，我拎起细线轻轻晃动，红褐色慢慢浸染开来，一直蔓延到杯底。
李太太不善言辞，汉语词汇又有限，经常会有表达上的困难。奇怪的是，我们彼此却很适应，似乎有些话不必说完整，也能准确领会对方在说些什么。“我喝过一种咖啡，朋友送的，是——汉语怎么说？南——美——？可怕，三天三夜，睁着眼睛，不能睡觉。”她扬起眉毛，仿佛又沉浸在被失眠淹没的情景中。
阿尔伯特突然出现了，他也是T恤牛仔裤的打扮，这似乎是他们这个五口之家的统一着装。孩子们插班到中国的小学学习，每天只在上午上课，阿尔伯特跟着我学习汉语。这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即便长着韩国人的面孔，也看不出跟韩国有多少联系。今天是他的生日，我在外文书店选了一本英文缩写版的《西游记》。
阿尔伯特接过书，特别兴奋，美国人大多这么喜形于色。“他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李太太说，“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总是很活跃，跑来跑去，很难在桌前坐上一刻钟。”李太太讲过，他在美国上过天才儿童班，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只要看到书，他就会沉迷其中，完全不理会外界的打扰。
“这书里讲的是一只猴子的故事。你喜欢猴子吗？”我问。
“不喜欢，我们没法儿在家里养一只猴子，我喜欢狗。等一下。”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跑到客厅去了，随后抱来一本很重的大英百科全书，“这是拉布拉多犬，最好的牧羊犬，它们现在看家，不用放羊了。我最喜欢这种狗，能拉雪橇。还有这种狗会唱歌。可是，我妈妈不让养。”
家里已经有三个闹腾的孩子，再加上一只狗，局面会失控的。楼下的朱迪夫妇没有孩子，养了一只狗，孩子们经常跑下楼下逗那只狗玩儿。李太太拗不过孩子们的恳求，买过一只兔子，那只白兔有一对红色的圆眼睛，阿尔伯特执意说红眼睛是白化病的特征。它被放在走廊的笼子里，每次我来都会跟它打个照面。兔子盯着我看一会儿，嘴巴嚅动着，可能觉得没什么意思，就缩起脑袋开始睡觉。兔子的气味实在太大，后来被送走了。
“我还喜欢马。”说起动物，阿尔伯特就会不停地说下去，完全刹不住了。
我示意他坐下：“我们还要上课，你说是吧？”
他的情绪立刻低落下来，磨蹭了半天打开课本。那些课文的确幼稚无趣，我只得想办法在复习的时候聊点儿别的内容。
谈到在中国学校的情况，他摊开手：“我不喜欢学校，都是彼得那么大的小孩，太没意思了。”由于语言问题，他暂时与弟弟妹妹一起读一年级。看到周围都是小不点儿，这个五年级学生感到屈辱。
“很快你就会上五年级了，只是暂时待在这儿，很短。”我安慰他说。对于小孩来说，迁居到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总得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
“有一些小孩下课的时候过来看我们，别的班的，他们说：‘看，三个韩国人，还说英语。’就像来动物园看动物。”
“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多，说英语的韩国人就更少见，难怪他们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说。
“我们是韩国人，也是美国人，这很正常啊。”他依然是一副疑惑的表情。该怎么向他解释清楚那些孩子的好奇心，这是件不太容易的事。
“好多事情时间长了你就懂了，别急。”我说。
“我们去上学，在门口，有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拦住我们，说中国和韩国的足球比赛输了，他们骂我们是可恶的韩国人，要打我们。后来看门的老人过来，他们就跑了。”阿尔伯特皱着眉，显得更加困惑。什么时候他不再说老人而是老头或老大爷，可能很多事情也就懂了。当然这也难说，也许还是搞不懂，这也有可能。
“足球只不过是个游戏，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足球，我喜欢的是橄榄球和篮球。”他做出一个投篮的动作。
他很快就从不满当中抽身出来，讲起他觉得好玩的事情，与内向含蓄的东方人很是不同，难怪李太太说他是美国人。尽管如此，李家还是坚持让孩子们说韩国话，李太太与孩子们的对话也常常是两种语言混杂的，孩子们的举止在说韩语的时候就会流露出韩国人的痕迹，打招呼的时候，他们会鞠躬问好，说的却是英语。
有人从门缝探头进来，把我们吓了一跳，是李先生。
“我取点儿东西。”李先生脸上带着歉意，到书桌上的那堆文件里翻找起来。李先生是个小个子，总是满脸笑容，眼镜后面是一双明亮的眼睛。这个软件工程师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投资开了一个电脑公司。他很快找到需要的东西，如释重负地走了出去。看来他们总是遇到些棘手的事情，但他们很少谈及业务上的事。
有一次我刚走进客厅，就见李太太正神色紧张地在听广播。过了一会儿，她说：“洛杉矶，他们抢了韩国人的商店。”她的姐姐和弟弟还在美国，虽然没有住在洛杉矶，但是，所有的少数族裔和外国侨民都担心事态会扩大。“我在美国十七年了，可我不想做美国人。”李太太说。
“那是你外公？”我问道。
“外公是什么意思？”阿尔伯特又疑惑了。
“就是妈妈的爸爸。”
“是啊，是我的外公。”又学到一个称呼，阿尔伯特重复了几遍。
“从韩国来？”
“不是，是美国。”
那老头拄着手杖，从客厅走过去。他看上去过于严肃，目不斜视地走动着，好像看不到任何人似的。尽管腿不太灵便，可他的腰背还是挺得很直。有一次聊天，李先生说过，李太太的父亲以前是韩国政府的高官。我没有问过他们为什么又到了美国，那时我们无论对韩国还是美国所知都十分有限。
“我知道爸爸的爸爸是爷爷。”阿尔伯特骄傲地展示他的成果，“妈妈的妈妈呢？妈妈的姐姐呢？”看来他也知道这些称呼构成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一一做了解释，可看上去这些关系把他弄糊涂了，我只好在白纸上画了一棵家族树。
“麻烦，很麻烦。”他把这张树状图贴在他爸爸的日程表旁边，眼里闪着光。他突然对学汉语有了兴趣，翻开课本，询问里面那些他不理解的内容。
天气热了起来，窗外就是草坪，蝉鸣的声音也持续不断。尽管安装了纱窗纱门，但是孩子们进进出出，难免会让蚊子溜进来。我经常看到阿尔伯特的脸上和胳膊上被蚊子叮咬的红肿包块。“蚊子，可恶。”他挥手做了个劈杀的手势，又摊开双手表示很无奈。
阿尔伯特跳了起来，起身跑到门口，一只黄蜂在天花板上盘旋，又逐渐移到书桌附近。我拿起书过去拍打，这个举动激怒了黄蜂，它急速地俯冲过来，阿尔伯特尖叫着，仿佛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只能继续拍打，疯狂的黄蜂撞到书脊，一头栽到地毯上。我又上前抽打了几下，黄蜂完全不动了。我用书角拨了拨黄蜂，确定它真的死了，我和阿尔伯特都松了口气。
笃笃的敲击声响了起来，阿尔伯特的外公出现在门口，他用拐杖戳着地板，脸上一副生气的表情，嘴里一直在嚷着什么。他的脸拉得很长，挥舞的拐杖就像抡起的一杆长枪，虽然没有指向我们，可我们都被吓住了。阿尔伯特看着他，对我解释：“他说，不要打死它，不能打死它。”
我差点儿被一个男孩撞倒，他在人行道上踢足球，球滚得飞快，他加速追赶，直到用脚踩住球后，回头用英语说着“对不起”，又抱着球跑开了。他的脸让我想到阿尔伯特，他们有些相像，只不过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还有，阿尔伯特不踢足球。
（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