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2日，不起眼的伊利诺斯州州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在芝加哥的联邦广场上发表了反伊拉克战争演讲。“我并不反对所有战争，”他告诉听众，“我反对愚蠢的战争。”八天之后，全球知名的前美国第一夫人在美国参议院的发言台上发表了讲话。白宫当时正在处理一项可怕的事件：据说，萨达姆·侯赛因在秘密研制化学、生物和核武器。总统希望国会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对萨达姆进行打击。“这是曾经做过的决定里最难的一个，”希拉里·克林顿苦笑着说道，“每一次可能引起战争的投票都是艰难的抉择。但是我坚信这是正确的选择。”带着这样的想法，她认可了乔治·W·布什的入侵计划。
伊拉克战争应该是最能体现希拉里和奥巴马之间深层断裂线的事件。这个事件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决定性因素，其中一人还因此影响了余生，甚至在2016年参选之时也深受影响。这一事件推动或阻碍了他们的雄心壮志，引导他们做出许多决定，并决定了他们如何感知美国在远方冲突上所扮演的角色。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有时很极端，会极力地否定布什在军事活动上的失误。2015年夏天，他抨击了那些反对他和伊朗核协议的人，指责这些人就跟过去那些让美国陷入伊拉克陷阱的人一样昏聩糊涂。2011年12月，他下令从巴格达撤离了最后一名美国军人，完成了珍贵的竞选诺言。但“伊斯兰国”极端宗教武装分子在美国军队撤离后，横扫了叙利亚边境的安全真空区，证明了美国撤军只是奥巴马一次有名无实的胜利。就这样，奥巴马被迫将士兵送回伊拉克，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危险事业。
希拉里与乔·拜登和约翰·克里曾就投票授权战争上进行了激烈争论，最终改变了参议院其他人的判断。她坚持认为：白宫误导了她，让她以为白宫会在战火拉响之前奋守最后一道外交防线。她与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奥巴马一起抨击了布什政府的战争行为，反对了其2007年的军队扩张计划。后来，她承认，自己采取这一立场一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战争不受欢迎。
当然，希拉里投票授权这次军事行动肯定是出于政治目的。她以纽约市资浅参议员的身份前往伊拉克进行谈判。她所代表的城市——纽约，是西点军校和德拉姆堡军事基地的所在地，也是“9·11”袭击事件的“归零点”，她和比尔·克林顿理解抓住这些袭击机会的政治意义。她请求在华盛顿的纽约女性拿出坚强的态度；9月11日，经过多次电话交谈之后，她和比尔已经酝酿好了发布的信息；第二天，希拉里便在参议院的发言台上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宣布向那些将双子大厦撞倒了的人宣战。她表示，“任何人想要庇护恐怖分子，或以任何方式援助他们，都将面临我们国家的怒火。”
希拉里渴望在“9·11”事件后的时代里担任指挥官，所以不管接下来是要打击在阿富汗的塔利班，还是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她决心要表现出足够的坚定。投票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六年后，民主党初选，希拉里也依然固执地拒绝为此举道歉。她只是在12年后的回忆录里写道，这是一个“错误却朴实、简单”的艰难决定。最后，她的那一次投票让名望不及她、却敢在当年反对战争的奥巴马获得了总统候选资格。
然而，希拉里和奥巴马在2002年秋天出现决定性的分歧，并不只是因为这些。他们对伊拉克的看法其实是各自生活经验的产物，源于不同的年龄、时间和地点，对军事力量的运用有着不同的认知，对美国在推动世界变化中的角色也存在不同观点。希拉里成长于“二战”之后的浮躁世界，父亲在乘船前往太平洋之前是一名训练菜鸟水手的海军小军官，她的父母都是典型的保守型爱国人士。她曾经写过：“（他们）是相信美国无所不能的一代。”而生于1961年的奥巴马，只有祖父斯坦利·邓纳姆（Stanley Dunham）经历过“最伟大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他在诺曼底登陆日的六周后被派往法国。邓纳姆是一名家具销售员，后改行卖保险，其一生都颠簸动荡，四处奔波，最终希望破灭，揉碎梦想，与妻子和孙子一起住在小公寓里。
让两人走上不同道路的14年里，奥巴马和希拉里在越南战争期间站在了对立的阵营，那是“二战”后时代的转折点。这次战争打破了美国人的自信，影响了那些让林登·约翰逊毁灭的、对东南亚执行民主外交政策的思想家。希拉里在1969年的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激烈的反战演讲，她是动荡时期的纯粹产品。另一方面，奥巴马却喜欢回顾60年代的混乱局面，这在多年后被称为“婴儿潮时期时代出生的人的心理剧，即很久以前的大学校园宿怨和复仇情节所构成的故事”。
除去出生时间不同，奥巴马和希拉里生长的地方也不同。她生长在国家的中心地区——芝加哥的中产阶级郊区，有可靠的共和党做靠山。他的童年则比较多元，多在夏威夷，甚至更远的印度尼西亚，总是在本国本土以外的地方。当希拉里·罗德姆（Hillary Rodham，希拉里的婚前名。）在1965年秋天抵达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之前，她只离开过美国一次，前去加拿大境内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在巴里·奥巴马于1979年进入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时，他已经多次出国，却很少踏足美国大陆。希拉里从内部至外来看待国家，而奥巴马则从外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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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四海一家的观点写在了他的DNA里。他的传记作家大卫·马拉尼斯（David Maraniss）写道：“由于母亲来自堪萨斯州中南部，父亲来自肯尼亚西部，奥巴马不可能只扎根在一个地方，来自非洲和美洲心脏地带的不同传承从一开始就塑造了他的特性。”奥巴马的母亲是一名人类学家，经常在夏威夷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来回往返，这就使得她年幼的儿子以外国人的视角来看待美国，能够像第三方一样冷静地审视自己的国际。
奥巴马八到十岁期间，与母亲斯坦利·安·邓纳姆（Stanley Ann Dunham）和继父罗罗·苏托洛（Lolo Soetoro）一起生活在热带城市雅加达，并且很快就学会了印尼语。年幼的巴里会唱爱国歌曲，命令同年级的学生将这些爱国歌曲改编成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与当地的孩子一起奔跑着穿过中产阶级社区的小巷，用烟叶和香蕉叶烧出来的气味回应祷告者的祈祷。虽然后来母亲把儿子带回了夏威夷，与外祖父母共同生活了三年半时间，但印度尼西亚已然印在了他骨子里。他的母亲在雅加达生活和工作了二十余年，所以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去那里过暑假，对西方国家及其石油公司甚至包括安·邓纳姆的雇主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在内的发展机构都有偏见。这个遥远的东南亚群岛成为奥巴马衡量美国力量善恶与否的重要根据。
奥巴马在2006年出版了《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The Audacity of Hope），为参加总统竞选奠定了基础，该书还专门写了“外面的世界”。那一章的内容以印度尼西亚开始，以印度尼西亚结束。他写道，这个国家“是过去的50年里美国外交政策的现成案例”。1967年，也就是他和母亲抵达苏哈托的那一天，一位平静温和却生性残酷的军官发起了血腥政变。他有美国作支撑和经济来源。美国提供了援助，美国经济学家帮他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美国军队与他的士兵进行了联合演习。奥巴马写道：“那种程度的力量很难不被察觉。”繁荣的上升浪潮给印度尼西亚人带来了冰箱、汽车等奢侈品。雅加达曾是一个破旧的殖民地前哨，现在也变成了摩天大厦熠熠闪光、高速公路繁忙拥挤、五星级大酒店随处可见的大都市。然而，为了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安全，美国容忍了苏哈托统治中荒唐的一面，如压制性政治文化、逮捕不同政见者并施以酷刑、虚假选举和残酷镇压亚齐（Aceh）等偏远地区的种族起义等等。
虽然奥巴马在书中没有提到，但他对福特基金会及其他发展机构所做的工作极其失望。若干年后，他在大学里受到了最亲密好友之一哈桑·尚多（Hasan Chandoo）的影响。哈桑·尚多是巴基斯坦人，他跟奥巴马讲了美国大力支持军事独裁给第三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早期回忆录《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中，奥巴马回忆说：母亲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与愤世嫉俗和腐败溃烂的世界格格不入。他写道：“她是现世人文主义的孤独见证者，是新政、和平护卫队和自由主义的卫兵。”
骨子里流着的肯尼亚血液加深了他的疑虑。奥巴马在书里写道，当他第一次去父亲的家乡，看到内罗毕的游客时，内心涌起一股愤恨，“那些人穿着好莱坞电影里的旅行装，拍照、招呼出租车、躲避街头小贩。”在夏威夷，被太阳晒伤的游客是当地人调侃的话题之一；而在肯尼亚，他觉得他们笨拙的天真无邪是一种怠慢。30年后的2015年，奥巴马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回到肯尼亚，他的观点必然与之前不同。
坐在被特勤围绕的豪华装甲轿车里，他哀叹自己不能去访问父亲的村子，更不能在内罗毕的街上晃荡，和当地人一起喝茶、吃乌伽黎和羽衣甘蓝（玉米糊和蔬菜）了。奥巴马提醒他们，他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祖父是英国军队里的厨师，父亲是去美国求学的知识分子。
批评家抨击奥巴马的反殖民主义思想，认为他受到了肯尼亚父亲和左翼母亲的鼓动。这些人的说法过于夸张，因为奥巴马在四年级的时候就离开了肯尼亚，对父亲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奥巴马确实长期批评美国对待后殖民国家时所表现出来的幼稚和冷嘲热讽。他在有关印度尼西亚文章中写道：“明摆着，我们在解放曾经的殖民地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在创立国际机构来帮助操纵‘二战’后世界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中，我们趋向于通过冷战的万花筒来观察国家和冲突，我们不知疲倦地帮助发展美国方式的资本主义和跨国公司。当对我们有利时，我们容忍了专政、腐败和环境破坏，有时甚至加以鼓励。冷战结束后，我们乐观地相信‘巨无霸’汉堡包和因特网将引导我们走向历史冲突的终结点。”
人们认为，巴里·奥巴马在1971年回到夏威夷，也许会看到美国良好的一面。这段日子里，他与父亲的关系逐渐疏远了，那整整一年仅在圣诞节见过一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商业街和千篇一律的住房区取代了威基基海滩上闪闪发光的绿松石之后，火奴鲁鲁的生活对奥巴马来说，与希拉里·罗德姆在伊利诺伊州的生活并无二致。他也和祖父母一起吃肯德基，看《圣诞怪杰》（How the Grinch Stole Christmas），与朋友一起打篮球。拿到精英私立学校普纳荷学校的奖学金后，奥巴马还偶然结识了游手好闲的大麻帮（Choom gang），该帮派以吸食大麻而著称。
奥巴马的少年时代正好是充满茫然和困惑的20世纪70年代末，但夏威夷仍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据奥巴马的高中朋友麦克·拉莫斯（Mike Ramos）回忆，当时夏威夷电视里只有在美国大陆的足球比赛结束后才会转播。由于夏威夷与东海岸之间有六个小时的时差，夏威夷的人们刚醒过来，美国大陆的新闻早就已经不是新闻了。夏威夷与加利福尼亚州之间2500英里的水域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距离，更是心理距离。“在夏威夷，你就是以外部的角度来观看美国大陆，”拉莫斯跟我说，“当然，除了这一点之后，（他们之间）还有其他微妙的差异之处。”
奥巴马上学期间，不断繁荣的夏威夷文化和历史强化了这种差异感。加比·帕西努依（Gabby Pahinui）及其乐队“夏威夷之子”（Sons of Hawaii）复兴了传统夏威夷语音乐风格，在专门播放夏威夷音乐的第一电台演奏了歌曲。拉莫斯说，普纳荷学校还专门开设了一门夏威夷历史课，主要讲解美国在1893年政变（1893年政变：指夏威夷政变。1893年，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夏威夷，支援当地的美国人发动政变，夏威夷女王带着臣民签字的文件，亲至美国国会请愿。回岛上后遭到软禁。——译者注）之后，吞并岛屿等一些不那么讨人喜欢的行为，如“那些家伙冲进来，然后推翻了女王”。奥巴马在其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中写道：“破裂的谈判、传教士带来的重大疾病、对夏威夷土著进行的残酷征服”，“为了甘蔗和菠萝种植园，美国公司对富饶的火山土壤的瓜分”。
根据奥巴马所说，随着这些年种族认同感不断增强，他没有理由再去过分地关注这种陈旧的历史，但这些历史让他带着矛盾的观点进入了美国大陆。奥巴马在洛杉矶西方学院结识了一群新朋友（包括哈桑·钱德和其他两名巴基斯坦学生），开始参加漫长无趣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吹风大会，那些谈话让他更加了解了美国影响力的极限。在签署《戴维营协议》（《戴维营协议》：埃及和以色列达成的关于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原则性协议。该协议于1978年9月17日在美国华盛顿签署。——译者注）的几个月后，新生政治科学课上出现了精彩的一幕。一些同学认为，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平协议将维护美国的利益，并对中东有更广泛的有利影响；另一些同学则表示反对并批评其观点。奥巴马作为反对派的代表，他坚决表示反对。
奥巴马写道：“我们认为，这些人的观点以一个错误的前提为基础，即只要有美国监护和担保整个过程，埃及和以色列就能够一起解决巴勒斯坦人的微妙问题。有多天真，才会相信美国有能力靠着心血来潮就掌控整个世界？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情况都并非如此，如今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有限，其角色应该是参与者，而非世界体系的控制者。”
30年后，新当选总统的巴拉克·奥巴马尝试着担任起中东和平调停者的身份，这恰恰是18岁的巴里·奥巴马嗤之以鼻的徒劳之举。他开展此项活动所派遣的特使便是他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两人都声名在外、劝说技巧满分，但都没能把心有疑虑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团结在一起，这似乎印证了年轻时奥巴马所得出的结论：美国人习惯性地高估了他们在遥远土地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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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拉里·克林顿隐藏了自己对奥巴马在中东地区和平行为的疑虑，那他们就需要依赖于战术，而不是残留幻想，认为美国能够成为世界上追求美好的力量。对于生于长于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言喻的猜测。1960年，她九年级的历史老师保罗·卡尔森（Paul Carlson）将世界描述为“无神共产主义与美国方式的殊死搏斗，二者只可留其一”。他告诫班上的学生说：“记住！最重要的是！与其赤化，不如死了算了！”
那个时候，希拉里受反共产主义的共和党成员父亲罗德姆影响，完全同意这位老师的观点。后来越南战争爆发，再进入威尔斯利学院，希拉里的政治观念发生了改变。即便如此，她成为第一夫人之后，接受NPR访问时依然表示：“我的政治理念植根于伴随我成长的保守主义。”这一点在她的外交政策上尤为明显。她经常谈到她少女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宇航员，因为她被NASA拒绝了，那封拒绝信是她第一次遭受性别歧视。她写道，她真正的志愿动机可能是父亲担心“美国会落后于俄罗斯”。休·罗德姆作为一名吝啬的家具推销员，将家里弄成自己当初当海军教官的样子。希拉里的传记作家之一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其作品《希拉里传：掌权美国的女人》（A Woman in Charge:The Life of Hillary Rodham Clinton）中写道：“他在自己家里复制了兵营式管理，坐在客厅里的长沙发椅上发号施令（出了吃晚饭，他很少站起来），诋毁和贬低孩子的进步，让孩子们倍感挫折。而他将其称之为‘挫折教育’，真让人印象深刻。”多年后，在利雅得郊外的一个沙漠营地里，希拉里坐在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国王（King Abdullah）身边，看着大型显示屏上播放的越野摩托车赛的视频（国王喜欢在与别人谈话的时候播放电视节目，这样其他人就听不到他们的对话内容了），这一幕让陪着她的我们十分震惊。她却跟我说，那个场景很神奇地让她想起了她的父亲。
“她是卫理公会派教徒，出生于中西部地区，时间也刚好是那个世纪的中叶，”希拉里的朋友和前演讲稿撰写人丽莎·玛斯卡廷（Lissa Muscatine）告诉我，“她一直徘徊在各种社会运动的边缘，但是没有触到核心部分。她只是有深刻的信念，认为这个国家有能力造福世界，保护其民众。”年轻时候的希拉里视野窄小，而奥巴马则有国际视野。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希拉里缺少语言天赋。她读大学时法语非常烂，以至于教授对她说“小姐，请把您的才能用在其他地方吧。”即使是现在，希拉里访问其他国家时，如果有人要求她讲当地语言，她都会礼貌性地拒绝，因为她讲得非常蹩脚。相反，奥巴马则乐此不疲地炫耀自己有限的印尼语和斯瓦希里语。直到1973年，希拉里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比尔·克林顿带她去英格兰参观威斯敏斯特教堂、议会大厦、巨石阵和湖区，她才有了第一次欧洲之旅。他在那里第一次向这位懵懂、犹豫不决的女朋友求婚。
越南战争对希拉里的影响也与同龄人不一样。1968年的动荡期间，她还处于从共和党向民主党过渡的中间时期，必须遵守两个党派的规章制度。那年夏天，她以共和党在华盛顿实习生的身份，在威斯康星州议员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举办的大型会议上发言，质疑了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升级对东南亚的干涉程度是否合理。莱尔德（后来成为理查德·尼克松的国防部长）虽然也有自己的疑虑，依然为这个政策辩护。这位未来律师似乎不太关心越南的困境，而更关心其宪法含义，尤其是在尼克松在1970年决定将战争范围扩大到柬埔寨之后。希拉里在讲座会和其他反战集会上并不是一名非常显眼的听众，她只是一名来自纽黑文、在耶鲁大学学法律的学生。
“1969年～1972年，当我们还在法学院时，大部分人都积极参与活动，希望尽早结束越南战争”，希拉里的同班同学格雷格·克雷格（Greg Craig）如此说道。他后来进入白宫，担任了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的法律顾问。“但我不记得希拉里参与过这些活动。”（2008年，他与希拉里分道扬镳，转而支持奥巴马。）
希拉里受卫理公会信仰和扎根于心的社会责任感，将激情投入到另一个方向，即减轻贫困和捍卫儿童合法权益。受到儿童保护基金协会创始人玛丽安·赖特·爱德曼（Marian Wright Edelman）的影响，希拉里开始了为期20年的漫长而充满风险的历程，为她以后成为儿童权益倡导领域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我意识到，”她写道，“我想用法律来为无人聆听的儿童发声。”她带着这股激情一路冲进了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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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克林顿当第一夫人的前两年，是她为改变美国医疗系统征途中最重要的阶段。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她的唐吉诃德式想法，而且那一千多页的高度保密规章制度、狂妄自大的个性、名为“哈里和露易丝”（Harry and Louise）的电视广告等，让公众极力反对这个项目。后文会讲到这场医疗辩护如何完全地消耗了她的激情，以及该项目的失败如何让她投身追求下一个目标。希拉里并不是从未出过国门，她喜欢不停地提醒人们，自己还是阿肯色州第一夫人时就带着孟加拉国社会企业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参观了美国，想看看他的小额信贷计划是否能够解决欧扎克地区贫困城镇的贫困问题。但正如她的丈夫从未忘记过1992年竞选总统时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的著名口号一样，希拉里也将自己塑造成了关心“餐桌”问题的第一夫人。
医疗改革在1994年8月彻底宣布崩溃了。同年11月，共和党人掌握了参众两院的大权，将中期选举变成了克林顿式大政府的全民投票。这对比尔·克林顿来说是一次耻辱的失败，对希拉里来说更是致命的，因为人们判定她认同了这么一个危害极大的大社会风格项目。在西翼，人人都像躲避瘟疫一般躲着她，总统顾问还谴责她危害到了总统的地位。被贴上了民主化标签的她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目标，甚至考虑完全退出政治圈。她告诉她的工作人员：“我不想给丈夫管理国家造成阻碍。”
但这并不能证明在那些黑暗时期，医疗保健政策的流产开启了希拉里的外交政策事业。1995年3月，她和女儿切尔西在南亚进行了为期12天的五国之旅，希拉里还在途中就一些主题进行了测试，影响了接下来几十年里的外交。
希拉里从巴基斯坦飞到印度，再从斯里兰卡飞到尼泊尔，参观了各地女校、卫生诊所和孤儿院。她与获得小额贷款的女性企业家进行了认真的交流。她还摘取了一名印度女学生写的诗放到了她的演讲中：“太多国家的太多女性，都讲着同一种语言，那就是沉默。”在尼泊尔的时候，希拉里还和切尔西还骑了大象。
民众的反应非常热烈，很直接，“华盛顿的希拉里”在海外轰动一时。当随行的记者问希拉里为什么不早一点为妇女的权益发声，希拉里愤怒至极。她写道：“我努力了25年，就是为了改善美国妇女和儿童的地位和尊严。”但是希拉里的形象在海外的传播效果更好，因为她在海外的身份是像杰奎琳·肯尼迪一样的传统第一夫人，而不是一名野心勃勃的右翼社会工程师，试图将医疗保健政策硬塞到美国人的喉咙里。为了改善社会的雄心壮志而奋斗的希拉里，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作为美国全球大使，将美国价值观传递给更广泛的人群。
卡维尔曾告诉过她：“你花了两年的时间，想让人们接受一个更好的医疗保健政策，人们想杀了你。你和切尔西一起骑一头大象，他们却爱上了你！”
南亚之行其实是访问中国的热身运动。1995年9月，结束了与切尔西同行的五国之行的六个月后，希拉里前往北京参加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这次旅行让整个华盛顿都坐立不安，国会鹰派成员担心中国会在这次大会上传递他们不想听到的信息。白宫西翼的政治助手们担心，希拉里可能会让她的丈夫难堪。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却认为，中美外交应当交给外交官来处理。“他们担心这可能会得罪中国人。”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桑迪·伯格告诉我，“他们在这方面可非常在乎繁文缛节。不过我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也是她代表我们发声的良机。”
这场演讲让希拉里痛苦不堪，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与家人度假和在夏威夷转机的时候，她也不忘改演讲稿，甚至在前往北京的11小时航行期间也没有停歇。她和助手一直想写出极其出色的演讲稿，以防各个政府代理的插入内容让她的演讲效果大打折扣。希拉里的发言稿撰写人莉莎·马斯卡廷（Lissa Muscatine）回想起，自己在黑漆漆地飞机走道上走过，将演讲终稿交给希拉里所在的机舱时，看到乘客们都已经在两旁的座位上打瞌睡了。当希拉里拿到那一叠演讲稿，她盯着马斯卡廷看，一言不发。“我不想墨守成规，”她轻轻地说道。听完这句话，作为一个喜怒不言于色的前新闻记者，马斯卡廷震惊了。她回忆道：“我当时想，‘这就是我做这件事的原因吧。’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在飞机上熬到半夜，盯着空白的荧幕思考。”
事实证明，希拉里的这次演讲是她职业生涯中最成功、最不朽的一场演讲。
希拉里用直率和严厉的语言，有条不紊地讲述了她拜访女童和妇女的过程中看到的震惊的现状：“由于嫁妆太少而被浸泡在石油里、被丢到火里焚烧致死”，“只是因为生而女儿身，就被饿死、被淹死、被掐死、被扭断脖子”等等，她的描述将会场气氛推到了高潮。她说：“如果这次大会里能够有一个信息向外部传递，那就是：人类的权力就是妇女的权利——妇女的权利也是人类的权利。”
对一个不像奥巴马那样对金句信手拈来的人来说，这可是令人非常难忘的金句。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角色让希拉里明白了该如何为人权战斗，也让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贯彻这一认知。最讽刺的是，在担任国务卿期间的访华处女行14年之后，希拉里告诉记者：就人权问题在中国发表演讲其实非常难，因为中美两国需要在其他一些压迫性问题上共同努力，如气候变化和朝鲜核问题等。埃莉诺·罗斯福的理想主义让路给了亨利·基辛格的现实主义。
然而，这两种矛盾的思想在希拉里身上得到了长期的融合。18岁那年，她在写信给对她精神追求影响非常大的卫理公会青年部牧师唐纳德·琼斯（Donald Jones）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有人能同时拥有保守的思维和自由的心灵吗？”思维和心灵的二分性贯穿了希拉里的所有外交政策和政治决策，她的传记作家也指出，这就是她对越南战争愤怒不已，却没有上街游行反对的原因。当她在比尔·克林顿的参谋团里扮演了微妙却极具影响力的角色，影响关于战争和和平的决策时，这种二分性再次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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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4月，克林顿政府刚掌权不到一百天，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的穆斯林小镇就被波黑塞族（Bosnian Serbs）包围了。身为作家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当时前往白宫，就“中立的危害”发表了演讲。在此之后，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便邀请他到白宫的总统住处，同行的还有希拉里、希拉里的参谋长梅兰妮·韦维尔（Melanne Verveer）和后来成为了巴尔干半岛地区特使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据韦维尔回忆，比尔·克林顿简短地跟维瑟尔介绍了斯雷布雷尼察的冲突，并问他：“你会怎么做？”
他说：“埃利十分清楚答案：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他的话对希拉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她后来在书里写道：但在那个时候，她已经认定“阻止波斯尼亚种族大屠杀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塞尔维亚范围内，进行选择性空袭。”她的丈夫也同意这一观点，但是他说服不了欧洲同盟。所以他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提出了一项可能无效的策略，即向波黑塞族让步，试着跟他们开展和平谈话。等到美国所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实施空袭，迫使波黑塞族坐到会议桌前，签署代顿协议（代顿协议（Dayton Accords）：1995年，前南斯拉夫联盟、克罗地亚和波黑三国领导人签署了代顿协议，结束了波黑战争。2014年11月11日，决定将欧盟驻波黑维和部队任期延长12个月，由其发挥主要的稳定和平的作用，保证《代顿和平协议》得以执行。——译者注）后，已经过去两年了，斯雷布雷尼察又有8000多人丧生。六年之后，1999年3月，她建议她的丈夫下令对科索沃地区开展空袭，波黑塞族正在那边试图彻底消除阿尔巴尼亚人。
“我力劝他开展轰炸，”她接受《说客》（Talk）杂志采访时如是说，还复述了自己在前往南非的途中打给比尔电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屠杀，你不能任由事态发展，留到下个世纪。如果我们都不能保证自己的生活了，要NATO有什么用？”
不少人都在巴尔干半岛地区问题上赞同希拉里的鹰派观点，包括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她比希拉里早十年从威尔斯利学院毕业，后在联合国担任大使。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列出一系列反对美国政府干涉波斯尼亚地区的原因时，她说了一句举世闻名的话：“如果我们都不能使用，那你经常说这个精湛军事队伍又有什么意义呢？”
1995年夏天，奥尔布赖特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张直白的备忘录，表示即使需要撤离联合国安置在那里的维和部队，美国也需要重新考虑开展空袭的决定。希拉里留意到了这张备忘录，所以当比尔考虑究竟要让谁替代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来担任国务卿时，她全力推荐了奥尔布赖特。
“希拉里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玛德琳呢？她的观点与你最契合，也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阐述你的观点，更何况，选她做国务卿能让你母亲高兴呢。’”奥尔布赖特告诉我，“如果没有希拉里的话，我可能永远都当不上国务卿。”
这两位女士一起出去旅行，迅速成为朋友。在1996年9月前往奥尔布赖特的出生地布拉格的旅行中，他们一起走过老城广场上的鹅卵石街道，浏览街边的橱窗，在咖啡厅里就着饺子和大白菜讨论“二战”。“我感觉她非常清楚美国的力量是什么，而我在后面也越来越清楚这一点了。”奥尔布赖特回忆道。《纽约时报》调侃这次外出旅行是第一夫人在面试奥尔布赖特，不过她们的亲密关系是真实的，两人也遭遇过类似的婚姻冲突而加深了关系。“有一次晚宴上，希拉里、努尔王后和我坐在一起”，奥尔布赖特回想起，在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后，她邀请了约旦王后组织了一次晚宴：“我们三个人的丈夫，一个去世了，一个离婚了，一个出轨了。”（奥尔布赖特在45岁的时候，丈夫为了另外一个女人离开了她。）除了为奥尔布赖特拉票之外，很难看到希拉里做了什么来影响比尔·克林顿的外交政策。她之前在医疗保健改革中带领了总统的特别小组，不过这次不同，她没有参与任何桑迪·伯格及其继任者安东尼·雷克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会。但所有人都知道，她肯定会跟她的丈夫说说自己的观点。“我怀疑每个晚上她都会说。”伯格说道，“总统非常尊重她的观点和判断。我每天早上都觉得自己听到了希拉里在附和他的观点。所以我怀疑他们肯定会私下里谈论这些。”
有时候，她对重要议题的强烈兴趣让人防不胜防。1996年10月，在参议院退休后被克林顿任命为北爱尔兰特使的乔治·米歇尔（George Mitchell）前往纽约肖托夸，帮助总统准备再次竞选的第一场辩论，对手是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Bob Dole）（美国佬米歇尔在嘲讽辩论赛中打败了脾气暴躁的多尔。）他们在一起的第一个夜里，克林顿邀请米歇尔共进晚餐，这位前参议员发现希拉里也坐在餐桌上。他回忆起来，在第一个小时里，他们只讨论了他在北爱尔兰的外交成就，这种积极性在她当上国务卿后还一直延续。“她把感情都投入到其中了。”米歇尔告诉我。
1998年12月15日，总统与夫人结束了满载象征意义的访问，正打算搭乘飞机从中东飞回家里。在这期间，以色列总统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带领他们去了马萨达，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就是在这个山地要塞与罗马军队进行了最后一战；他们与巴勒斯坦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一起在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吟唱了圣诞颂歌。但在“空军一号”的会议厅里，伯格和另一名国家安全局官员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依然简短地向克林顿汇报了一个令他长期头疼的问题：萨达姆·侯赛因拒绝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回到伊拉克。
几周之前，五角大楼就已经制定了空袭计划，准备进攻萨达姆在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疑似地点。但每次在克林顿准备扣动扳机之时，萨达姆都会适当地让步，瓦解美国与联盟之间的团结，先发制人地阻止了军事打击。同时，克林顿还面临了一些政治诟病：他因为莱温斯基丑闻事件被白宫内部弹劾，若此时发起空袭，无疑与电影《摇尾狗》的剧情吻合。但是随着开斋节迫近，他的顾问提醒他，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里德尔回忆称：“我觉得他极其不愿意发起战争，并且打心底希望伊拉克就这么走开就好了。”
作战指示结束后，疲惫不堪的克林顿走到飞机前端，回到他的机舱准备休息。第一夫人则留下来没走，陪着里德尔和伯格一起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这两人很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担忧，如果克林顿继续犹豫不决，可能会对他的声誉造成不利影响。希拉里一直翻阅着杂志，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反复交谈。突然，她开口说：“这次千万别放过他。你们必须确保自己一定能说服他。别再让他有逃避的机会。”
她话语中的那个“他”指的是她的丈夫，而不是萨达姆·侯赛因。第二天，克林顿签署了“沙漠之狐行动”（Operation Desert Fox），派了一大批F-16战斗机、B-52轰炸机和“战斧”式巡航导弹打击了将近一百个伊拉克目标地，其中包括萨达姆的宫殿和他的共和国卫队兵营。投放范围列表显示，这些袭击的目的不仅是销毁萨达姆的武器装备，还要动摇伊拉克的政权。两个月前，克林顿就签署了一项法规，让伊拉克的“政权改变”成为正式的美国政策。结果证明，“沙漠之狐”行动只是乔治·W·布什发起战争的先兆。
……
2002年10月，希拉里站在参议院里，着重地强调了她作为第一夫人时的见闻，来为自己投票进攻伊拉克辩解。她指出，她的丈夫对该国采用了军事武力，是因为多份报告指出萨达姆在储备生化武器，而一旦“沙漠之狐”的飞弹停止投放了，他就会重启核计划。她认为美国政策从遏制转变为政权变更应当归功于比尔，哪怕他用来封杀萨达姆的方法，都是民主选择，而不是美军第82空降师的选择。希拉里提醒听众，她的丈夫在科沃索空袭问题和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的遭遇一样，都因为俄罗斯行使了否决权而没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总之，美国和NATO联盟还是持续投放了78天的炸弹，阻止了针对成千上万名阿尔巴尼亚的种族清洗活动。她说道，领导有时候需要绕过联合国。
“我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另一端的白宫里生活了8年，每日看着我的丈夫处理国家大事，也许我的决定受到了这些经历的影响，”她说道：“我希望这位总统，希望未来每一位总统，不管是在联合国里还是在战争中，都可以站在最有竞争力的位置来领导我们的国家。”
希拉里后来否认了她投票同意进攻伊拉克，因为她的情报出现了错误，而布什则滥用职权。事实上，她根本就没有读到提供给参议员的92页《国家情报评估》，这份报告对萨达姆是否拥有杀伤性武器的评估更为保守，其中还包括国务院和能源部提出的反对意见，并非所谓5页公开版本中所展示的那样。
然而，希拉里在2002年所举的例子真实地反映出了她的世界观：当美国的利益危在旦夕、世界不赞同美国的时候，美国需要军事力量，需要支持政权改变，需要强有力的总统领导力，有必要单方面采取行动。正如奥巴马在谈及印度尼西亚时所说的那样：“没问题。”奥巴马在芝加哥发表关于伊拉克的演讲时，没有人在乎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在两年后通过在民主党集会上发表政策演讲，进而登上国家政治舞台。那天在联邦广场上的活动录像虽然只留存了几秒的内容，但是和希拉里一样，奥巴马参加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抗议活动也反映了他的世界观：他对新保守派的大佬，如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否定；不断地称伊拉克战争为“愚蠢的战争”；并表示“萨达姆并未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直接威胁”。这也是他担任总统期间不愿意干涉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原因。
“即使伊拉克战争取得胜利，美国仍需要驻军伊拉克，我们无法预知会持续多长时间，花费多大代价，造成什么后果。”奥巴马如此说道。他还说：“单方面以暧昧不清的理由入侵伊拉克只会使中东局势火上浇油，只会刺激阿拉伯世界采取最坏，而不是最积极的举动。”
即使是早期奥巴马在演讲中的即兴台词，在如今看来也具有精准的预测力。他称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为“所谓的联盟”，并提问为什么美国没有多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免受人口和经济上重压，导致他们国家出现了愤怒、绝望的年青一代。这两个国家都认为奥巴马在任期间，自己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奥巴马渴望与他们的主要敌对国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和解，却又受到了阿拉伯觉醒运动的夹击。奥巴马没有在中东地区引发战争，而是挑战了布什的政策，压迫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核武器装备的国家封锁其武器装备。
这种核不扩散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奥巴马的大学时代。1981年，他刚从西方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一篇关于苏联和美国之间武器谈判的论文得了A。他还为该校的周刊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表示双方阵营都在提倡核冻结。
1983年，奥巴马从大学毕业，希望找一份与自己四海为家的性格相符的工作，这个想法让他一时间失去了方向。“我是该从事读书时让我非常感兴趣的事呢？”他写道：“还是去学国际关系专业，然后进国务院或外交部工作呢？还是直接去国外基金会上班？”相反，他选择了一条希拉里年轻时候没有选择的路：收拾好东西，开着本田思域（Honda Civic），去芝加哥做了一名社区干事。在此后的六年里，他稳稳地扎在一个地方，思考的最大问题是住宅项目中的石棉，而不是核导弹的发射重量。
其实，直到2004年被选为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才重新把注意力持续投入在国际事务上。在希拉里·克林顿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挣扎于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问题上，通过军事上的成功让民主党逐渐摆脱了越南战争之后的反战偏见。奥巴马成家了，并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法学教师，准备在伊利诺伊州开始其政治事业。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教训似乎已经饶过他了。在《无畏的希望》中，他专门写了一段有关比尔·克林顿的外交政策的内容。“至少，在公众的眼里，90年代的外交政策缺少重要的主题和出色的规则。”
不过，一进入华盛顿，奥巴马就试图弥补丢失的时间。他进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重新燃起了防止核扩散的兴趣。2005年，他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迪克·卢格（Dick Lugar）前往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后者给俄罗斯人塞了点钱，搞到了他们的弹头。奥巴马回忆，参观完加固的苏联时代核储备设施之后，招待他们的是“罗宋汤、伏特加酒、土豆炖肉和令人难忘的可怕鱼冻”。
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动荡岁月里，奥巴马想要寻找新的外交政策理念，于是他找到了民主党外交政策专家苏珊·赖斯（Susan Rice）以及记者、大学教师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两人都热切地谈到，当局势需要时，美国需要以人道主义为原因进行军事干预。鲍尔在获得了普利策奖的《地狱的问题》（A Problem from Hell）书中，控诉了克林顿政府没能阻止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作为比尔·克林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助手的赖斯，经常因为美国的无所作为而愧疚不已。
尽管像鲍尔和赖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都青睐于奥巴马，他却更倾心于那些善于思考的现实主义者，如凯南、基辛格等，他们认为外交政策应当对国家利益进行冷静地权衡，而不是理想主义化。奥巴马对乔治·H·W·布什的现实主义态度和行为赞赏有加，后者在海湾战争之后就没有继续追踪萨达姆的军队去巴格达。他与曾任过杰米·卡特的安全顾问，后成为民主党现实主义领军人物的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建立了对话。“我在结束了与奥巴马的对话之后告诉自己：‘这个人非常聪明，很明智，对世界的改变有着广泛的认知’。”布热津斯基告诉我，“我现在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他从前任总统手中接下担子的时候已经一团糟了，所以他真正还有所欠缺和我必须校正的一点就是他应对困境的反应能力，尤其在中东地区的问题上。”
多年后，奥巴马因为拒绝在叙利亚实行空袭和不愿意干涉利比亚而受到质疑，白宫本能地提出了伊拉克的前车之鉴。次数过多之后，批评家开始抱怨总统需要制定一个策略，一个比“不是伊拉克”更好的策略。然而，奥巴马一直在自己心里怀疑，美国会不会像他大一那年一样，控制不住发生在美国境外的事情。
2006年1月，作为一个心怀总统梦的参议员，奥巴马与其他两位立法委员一起去了趟中东。他去了伊拉克，亲眼看见了四年前被他称为“愚蠢的战争”造成的后果。此外，他还搭乘直升机飞过绵绵山丘前往了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在那待了一个星期。他回忆起来还说自己分不清犹太小镇和阿拉伯小镇。凝望这耶路撒冷的圣地，奥巴马写下：
从耶路撒冷的散步长廊，我往下望向老城、登霄圣殿、圣庙西墙和圣墓教堂，想象着这块小地方曾经代表的2000年的战争和战争的传说，思索着，认为这种冲突也许会以某种方式，在我们的时代结束的可能性是小之又小。又突然想到了美国，尽管其势力强大，但在世界演变的若干年后不知道会处于个什么地位。
我并没有总是想着这些念头，那是老人才去想的问题。
年轻人也应该想一想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