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讲到做素材的问题，我们一开始配了大量的内参片，因为没有国际素材，都是靠我们技术部门的剪辑做出来的。我刚刚到译制厂的时候，就用过我的声音做素材。《美凤夺鸾》是我参加的第一部片子，戏中我负责一个高级宾馆的小服务生的配音。然后他们就说，小丁参加的第一部戏，能不能再交给她一点任务。因为我平常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老爱哼哼，然后我哼哼的还有点儿美声的感觉，领导就说让我在《美凤夺鸾》中帮着做一点素材。电影中的凤是一个比较贫穷的歌唱家，但歌声特别美丽。因为家境贫寒，她想要在声乐上出人头地，所以拼命地练，练得实在是困得不行，影响声音了，才在破沙发上打个盹。因为是在贫民区，她练声的时候，个别的叔叔阿姨嫌她烦，说她有完没完，让她别练了。但是这个女歌唱家还在那里练，人家越骂她，她越练，就在骂声中训练自己的基本功。因为骂声是需要配音演员配的，可是她练唱的声音又正好是落在骂声当中，所以必须得是我们自己做的声音套上去。因为片子里是自弹自唱的，所以我就到王云街老前辈家里去练琴。王老前辈是和冼星海一辈的作曲家。我第一次看到王老师的时候，真是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中国第一部《三毛流浪记》就是他的儿子演的。
练完了声音以后，套到素材中，在我们对白鉴定的时候我的声音就出来了。其实就练那几句，因为是落在骂中，所以唱得稍微有点儿瑕疵没有什么关系，在王老师的培养下，我还真的唱得特别像演员练美声的声音，就听不出来是我配音加上去的，人家真的以为是原片本身的素材上就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做译制片，要学的东西真的很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常没让你做的事情，你自己也得慢慢琢磨，以后说不定哪天就派上用处了。以前在没有国际素材的情况下，我们演员做了很多和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太有关系的事情。但是我们就觉得译制片是一回事，哪个部门有困难了，只要我们演员可以帮忙的，我们都会做。甚至做那种千军万马的叫喊声、厮杀声，都是我们十几个演员一起做出来的。我们在那里拼命地叫，把节奏卡得特别准，到最后喊出来每一遍都是一样的位置的时候，再把很多遍落在一起，就有千军万马的呼喊声和厮杀声了。我们就是跟着老前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其实今天创造了很多条件，比一开始老前辈们工作的时候强太多了，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从业人员真的应该多给自己提点儿要求，要想想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中从事译制配音的工作，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译制背后的成长经历
其实乔老师非常想说三角形的交流问题。我先说说我自己。
其实我自己也是在很多人的帮助呵护之下才走到今天的。试想如果没有很多老前辈的帮助和呵护，没有乔老师在事业上、专业上那样的细心指导和言传身教的话，可能有很多像我这样年纪的演员，都会在半途走到一条歪路上去，因为做配音演员太容易走歪路了。这就像朗诵一样，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时候听到的朗诵都是拿腔拿调的？其实有的演员条件特别好，而且感觉也特别好，但是你第一次听他朗诵的时候，他起码保持了朴素，为什么过了一些年以后，他的优点没有了，反而学会了拿腔拿调？我觉得那是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老师，或者哪怕是一个伙伴、一个同业的提醒和指导。我觉得我这辈子走到现在，提醒、指导、帮助和支持是融合在一起的，使得我可以在特别好的环境中，从事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工作。
另外，我觉得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我认为配音演员特别需要激情，试想一下，如果这个配音演员做什么事情都特别冷静的话，他可能除了能塑造特别冷静的角色以外，没有什么爆发力来塑造其他的角色。而我们配的西方国家的电影，包括日本的电影，语言上和节奏上都是特别有爆发力的。当我做了配音演员，配了很多的日本戏、美国戏、法国戏、意大利戏后，我觉得这些民族的特点就是有爆发力。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配音演员，如果没有爆发力，你的戏路子就中断了，没有那么多理性的、可分析型的角色给你配。再说如果配音演员缺了爆发力，就等于你的角色少了一块，再冷静的人，到了极端的时候，也会有极端的方式表现他的爆发，所以我觉得配音演员要有激情。当然激情可能也是性格所致，但是最主要的还要有一个培养的过程。我的激情就是从小听故事听出来的。当听到白雪公主特别可怜的时候，可能讲故事的人没哭，我就已经哭了。
嫦娥奔月，嫦娥要和最亲爱的哥哥分手飞到天上的时候，我感觉妈妈讲的这个故事肯定是个悲剧，在我的想象当中，他们会分手，我就哭得特别伤心，要妈妈救救她。她还抱着一个小白兔，我想让小白兔救救她。第一天妈妈讲这个故事给我听，我第二天就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放学留下来复习的时候、老师吃饭的时候，讲故事给我的朋友听。讲的时候也是，我还没有讲到要哭的地方，自己先哭得泣不成声，讲不下去了，要擦擦眼泪、喝口水，像一个讲故事员一样。所以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老师就叫我小快乐，因为我的故事给很多同学带来快乐。有一些功课不好的同学，去听听我讲的故事就好了。因为故事里有很多文学的东西，你的作文就可以写得好一些了。当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已经会讲鲁迅的《祝福》了。语言的这种冲击力特别强。我小时候如果离开了故事，离开了语言的课本，离开了广播电台那些播音员的声音，离开了孙敬修的声音，可能童年就有那么一段是空白的，没有方向。
我从小是在农场长大的，爸爸妈妈都是革命干部，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被打成右派，发派到了农场，我的小学是在崇明的心海农场上的。因此我前面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简直是眼前一片空白，不知道如何读书，如何闯前途。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故事，以后慢慢就学会看电影了，所以《英雄儿女》中的王芳以及王芳的歌喉，我小时候就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看了王芳的电影以后，我就让妈妈扯点绿军装的布，我要穿着像王芳一样的解放军的衣服唱歌。后来我妈妈就给我做了一条裤子、一件上装，把爸爸的皮带系在腰间，特别神气，然后把快到脚腕的辫子，剪成像王芳一样的发型，带着父亲的军帽就到农场里去参加农忙劳动。老百姓看了说我真像王芳，我就觉得特别得意，我就觉得我真的是王芳了。在秋收、春种等劳动的时候，只要贫下中农说让我唱个歌，我就开始唱。一点愣都不打张嘴就唱。所以“文化大革命”的阶段，有美好的歌声、毛主席诗词的朗诵，让我觉得少年时代特别充实。我从农场被选拔出来，层层筛选到最后，一个人参加了上海市的普通话比赛，第一年三等奖，第二年二等奖，第三年一等奖。
当时参加普通话比赛，可以自选朗诵篇目，也可以由他们提供朗诵内容，我是自选的。因为当时实在没有什么文章可朗诵，我就用我们唱的歌：“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谁哺育我们成长，少先队员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这个旋律已经给人一种刺激，一种冲动，朗诵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眼泪肯定是情不自禁地就掉下来了。我凭着这样一首歌词，就拿到了上海市小学生普通话比赛的一等奖。所以我就对语言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管什么东西，拿来就朗诵。
当时崇明文工团到崇明来招生的时候，我为了证明一下自己，就去参加比赛，也是到最后，崇明县就要了两个，其中有我一个。当时我考试的时候，真的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懂，都是凭着兴趣来，有感而发。因为我是一个有激情的人，作品培养了我的激情，我又给予作品激情，这一来一去，我觉得自己就特别自信。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因果关系，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刺激，作品给自己刺激以后，自己回过头来，又特别地热爱这些作品，所以到最后，我的胆子就特别大，我就是凭着我的胆子，凭着我一颗特别热爱艺术的心，破格进入文工团的。政审的一年，所有的贫下中农都替我写信，替我说话，同时有一个招考官特别地喜欢我，所以再次政审后我就勉强通过，如愿以偿到了部队。
所以我觉得艺术的道路上，我还是一个幸运儿，就是自己想做点什么，还是有人支持我，鼓励我，呵护我。我进入了部队这样一个大熔炉，开始真正演绎自己的“王芳梦”。穿着军装下连队服务的时候，整个话剧是拿不下去的，那就朗诵。朗诵太单调了，还有唱歌。我就成了话剧团的独唱演员，有时候唱给两个炊事兵和两三个战士听。唱完了以后，我得到的感受比得到别的任何东西都让我觉得幸福。他们的眼神、他们的泪水、我们演出的环境和他们生活的环境、战斗的环境，深深把我们打动了。我真的觉得我是在做王芳，我实现了我的“王芳梦”。所以在部队的大家庭中我感受到的就是一种革命的激情。现在有一些孩子，年纪不大，但是感觉他们一天到晚就想睡觉。因为晚上去唱卡拉OK，单位里做完事情以后，可能外面还有自己的一些活儿要挣钱。
我觉得在这样的时代，挣钱完全是必要的，但是你又要挣钱，又要谈恋爱，又要唱卡拉OK，真的很开心，可等到你到单位上班的时候，已经委靡不振了。有的时候我负责创作时就特别不满意这样的状况，可能作为我们，就觉得时间太宝贵了。我的妈妈当了18年“右派”，到落实政策的时候，回到上海，已经从28岁变成了40多岁。当时在我眼里，她已经是要接近老年了。妈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我现在自己做妈妈了，特别想用自己心目当中，以前曾经要求过自己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我眼前的，跟我女儿一样大，甚至比我女儿更小一些的孩子。可是有时候激情可能会乱用，要看别人接受不接受这种激情，我这么一说别人生你气了，不高兴了。他们会想，我妈妈都没有对我这样，你凭什么对我这样，你凭什么管我。其实也是一种激情所致，其实这里也包括着一种爱心。因为我做妈妈了，所以我肯定就有一种母爱来对待比我小一辈的人，这是很正常的。
我到了部队以后，不停地有一种激情的冲动，不停地想演戏，所以我在配戏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跟我说，小丁怎么一配到一些戏，人家原片都没有掉眼泪，你怎么全是眼泪，你省点儿劲吧。但是我觉得把这样的东西忍着，可能我会很难过，可能我会胃疼，可能我会头晕，我还是把它散发出来的好。我把我的激情赋予了角色，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的东西。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和乔老师就形成一种默契，我们觉得作为一个配音演员，别人看不到我们的表情，但是我们的心里一定要有。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看不到我们的表情，别人看不到我们真哭真笑，我们就可以藏着，不把自己表现出来。其实我们把声音给了我们的角色，就是把我们的声音给了中国广大的电影观众，也让译制片更有生命力。我认为这是一种真实。所以我和乔老师合作，特别默契特别好。这里面跟创作的方法和创作的意识有一种默契的关系。
谈到合作的问题，我觉得乔老师可能有很多话要说，我把这样的话题搁一下。等一会儿我和乔老师表演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默契的可贵。在这个问题上，我要特别地谢谢乔老师。因为我在考译制厂的时候，也是激情所致。当时在文工团里，别人都提干了，我因为出身不好不能提。很多人相继入党了，我连入党报告都没有打，因为我在接受军装的时候，被通知说我是一个入不了党、提不了干的士兵，要正确对待。现在想来很奇怪，当时其实很正常，我拿着军装对着镜子，把领章缝起来，把帽徽别起来，就想起了一首歌，就是《真是乐死人》，但是我泣不成声。我心里想说妈妈你放心，我一定从思想上做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时候这句话是非常通俗的一句话，大家都会说，但是我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心声，我也是这么来要求自己的。
所以每天别人6点30分起来要看30分钟《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我就是6点起来，在我们文工团的东钱湖边站一个小时，喊“我们伟大的祖国，像东方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我感觉我的喊声对面打鱼的渔民都听到了。事实上是传不过去的，人都像小蚂蚁一样的影子，他怎么可能听到声音？但是我努力要求自己有这样的穿透力。你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语言是非常基本的条件，也是自己表演的工具，如果你表演很有激情，但是声音传递不出去，那你怎么办？所以要独立地锻炼自己的音色，锻炼自己用气来顶声音，努力说好普通话，说得清晰自然，我就是这样来训练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