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事，靡不胜举。以唐诗而论，就可举出数人，陈子昂以《登幽州台歌》名、张若虚以《春江花月夜》名、王翰以《凉州词》名、李绅以《悯农》名，他们的诗作数量不多，可诗名却如雷贯耳，而且大多就凭一首诗即可雄视诗坛，令人不敢小觑，我把这叫“一首诗现象”，类似于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其实，唐朝还有一个诗人，也是如此，他就是晚唐诗人章碣，《全唐诗》录章碣诗仅一卷，但在诗坛却屡屡被提起，循名责实，原来是他的一首名叫《焚书坑》的七绝，让人过目不忘，诗中一句“刘项原来不读书”，更是引无数后人竞相唱和、横议。上世纪的延安时代，******还以此诗写赠来访的大知识分子傅斯年，用意何在，众声喧哗，莫衷一是，在此不论。
章的全诗是这样的：“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说的是秦始皇３４年，嬴政采纳丞相李斯的奏议，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焚毁百家特别是儒家之书，限令３０日之内烧毁，并坑杀“妄议”国是的儒生４６０多人。章碣此诗就是对这一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的讽刺和讥弹。作为“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章碣的用意非常明显，因为秦皇焚书坑儒的目的，无非是要江山永固，但让秦皇大跌眼镜的是，灭秦者是不怎么读书的刘邦和项羽。这两人一个常年在市井中厮混，是不务正业的混混儿；一个出身行伍，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
但中国文字博大精深，理解的角度不一样，意思会迥然有异。清人朱排山咏始皇时，化用了章诗，称“诗书何苦遭焚劫，刘项都非识字人”，意思仿佛，还是为读书人鸣不平，但用典显然不精，钱锺书在《谈艺录》里对此发箧陈言，称朱氏改“读书”为“识字”，语殊有病，项王虽然学书不成，但字还是识得的，《垓下歌》即出自其手；而《古文苑》载汉高祖《手敕太子》，且自言“书不大工，亦足自辞解”也，是说字虽写得不好，但意思已经说清楚了。而萧冰崖咏秦诗云“燔经初意欲民愚，民果俱愚国未墟。无奈有人愚不得，夜思黄石读兵书”；明人袁中郎《经下邳》云：“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明人陈元孝《读秦纪》云“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说的是同一个故事，即张良在一桥边得黄石公所授兵法书，最后助刘邦建立了汉朝。这些观点另辟蹊径，认为虽然秦皇大搞思想钳制，搞愚民政策，殊不知人间的好书是烧不尽的，民众的思想是禁锢不了的，我觉得比章诗更为精辟。君不见，封建时代那种压制民智的做法，总是适得其反，秦朝二世而亡，成了中国最短命的朝代之一，不是偶然的。
其实封建时代书生误国的说法，和美人误国一样，一点都经不起推敲。“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书生何尝不是如此！但时人喜欢反看章碣诗，所谓的刘项原来不读书，成了新时代“读书无用论”的有力证据之一，不读书的刘项照样可以建功立业，读书人却只落得个“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下场。学生时代看名著，有关读书的话我记得最牢，比如《三国演义》第一回，写刘备出场，一番“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之前，不忘加一个前缀：“不甚好读书”，作者当然是在粉饰刘备的，短短五个字，却不容分说，让天下读书人感到灰溜溜的。在人们印象里，《红楼梦》里的薛宝钗是个充满书卷气的女子，其诗词堪为精当，在大观园里的脂粉队里学识也最渊博，可她不但认为女子不能读书，就是男人读了书后倒更坏了。在她看来，读书容易移性，女子读了杂书，就会胡思乱想，不安于室；而男人读书，如果不明理，倒是把书给糟蹋了，从这点来说，薛氏的读书论也有其可取处。但她如果活在今天，一定会无可奈何，因为现在不读书而移性的男女，车载斗量了。
秦皇而后，二千多年过去了，信息时代不期而至，“读书无禁区”已成公论，这真是读书人的福事，所谓的“夜半无人披衣起，床边犹有未翻书”，不亦乐乎。（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