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章“为提倡民间自律而进行的改革”中，崔炳善教授把民间自律看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他认为，今天我们社会发展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政府造成的人为的秩序压制了民间自律。他从“小政府”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课题这个角度提出，不提倡民间自律就不可能实现“小政府”。崔教授一方面指出韩国的民间自律至今仍很脆弱的原因在于：1）权威主义的行政文化传统；2）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行政造成的扭曲的诱导体制；3）在民主化过程中民间自律受到歪曲等。他同时论证了缺乏民间自律引起的社会费用。
崔教授认为，提倡民间自律，当务之急就是要果断地改革政府压制民间自律的不必要的干预和不合理的限制。他主张：1）首先要大范围地减少经济的约束。摆脱事前约束方式，转变为事后约束方式。2）社会约束就其性质而言当然是要逐步强化的，但他告诫说，如果不是合理强化，反而可能倒退。他主张，为合理实现社会约束，就应当根据成本效益分析逻辑来决定约束的程度，并积极采用引导市场的约束手段。
与此同时，崔教授认为，为了成功地推进规范政府的改革，还应当伴有一些制度的改革。首先应当对立法机关内部组织进行调整，应合并其职能和组织机构；缩小乃至撤消不必要的机构；为了推进立法改革的连贯性，应引进对立法的事前和事后审查分析制度；为系统管理立法改革的全过程，应明确设置政府立法改革委员会等推进改革的体制。为此，崔教授提议制订“放宽法规及法规合理化基本法”。其次，他认为，在适当的时间制订行政程序法也是实现行政立法民主化所必要的。最后，他主张，为有效地推进立法改革，还要强化能够在公众利益的立场上进行监督的舆论和市民团体的积极作用。
第四章“为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发展科学技术的改革”。在这一章里，宋河重博士以科学技术具有公共财产的性质、是确保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为前提展开讨论的。他主张，政府要发挥应有的作用，以期切实生产这种公共财产。1）政府要制定出宏观规划，提出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但是很难用划一的权威的办法来执行这些计划。他警告说，尤其是假如过分专注像“G-7项目”那种尖端技术，那么就会忽视大多数中小企业所占有的传统工业和中间技术产业所需要的技术，有可能失去技术发展的平衡。接着，宋博士主张：2）政府应当为造成研究开发环境而提供制度的保证。特别重要的是，政府应减少对研究开发活动的限制和干预，以刺激民间部门的研究投资热情。在科学技术预算决策和支出方面也要减少硬性规定。3）政府应有长期的科学技术人员的供求措施，以便培养和使用科技领域所需的人才。在人才政策上不能实行直接的强制措施，因此需要提供一种能够正确评价科学技术成果的政策，可以使他们得到适当的报酬，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能力，为他们提供作贡献的条件；还需要提高社会对科技领域的认识。4）科学技术部门和产业界要交流思想、人员、信息、教育，政府要支持产、学、研搞好合作关系，以便能够共同获得利益。
宋博士认为，使这种方向的科学技术政策得以实现，不是靠机构的改组，而是要靠高速调整各部门水平的功能和改善服务。他告诫说，在这过程中仍要使民间发挥发展科学技术核心的作用，政府只需发挥支持的作用。为此他提出进行如下改革：1）和科学技术相关的政府部门要进行调整，在科学技术和产业政策的宏观框架内按照研究开发主体的需要给予支持，研究主题的确定要靠民间部门的独立判断。为此，预算的分配权应当转到科学财团等民间团体的手中。2）为确保必要的科学技术人才，有关部门应通过定期协商，掌握人才供需的趋势，以便在不同部门反映其相应方案。3）为加强大学的研究力量，提高科学技术教育的质量，应当使支持渠道多样化，发挥政策的诱导作用，引导企业资助大学。4）为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革新能力，必须减少中小企业创业所需要的各种手续，对利用新技术的风险企业和创业加强必要的金融支持和风险支持。5）为提高科技官员的专业水平，拓宽他们的研修机会，通过与产业实体和研究机关的人员交流，使官员增进对研究机关现状的了解。6）要加强科学技术，就应当增进国际合作和交流。
为此要支持建立国际合作渠道以便灵活地获得信息，政府各部门的窗口也需要分部门作多种变化。7）信息通讯业不仅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很大，对保持其他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也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生活给予极大的影响，因此要从这样的高度来强调政府支持其发育和运行的作用。总之，宋博士主张科技政策应跳出政府的指示和约束，通过加强民间部门的力量，朝扶植民间自律的创新活动这个方向转化。
宋熙俊教授在第五章“为激发社会创新能力的改革”中以当务之急是启发社会创新能力，实现国家再次飞跃为前提，提出了阻碍启发我们社会创新能力的因素是：1）社会的结构性偏见和对流动的限制；2）过分扭曲的竞争意识和水平上的平等意识；3）认识不到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只强调划一性，急于求成的惯例；4）缺乏横向关系和合作意识；5）政府对国民的不信任和家长式温情主义；6）行政制度的僵化等。
为开发社会创新精神，宋教授强调改革的基本方向有以下几点很重要：1）保障机会均等；2）保障公正的竞争规则；3）保障多样性及个性；4）保障人的尊严和自我成就感等。
作为实现这一基本方向的改革构想，一是要改善教育制度和公务员聘用考试在各种社会化过程中发挥多样性、灵活性和实效性，以体现创新精神；二是要扼制社会内部的不公正竞争行为，采用能够加强激励制度的政策；三是要在社会文化中努力依靠民间主导而不是政府主导来搞好灵活自律工作，而不是靠硬性的设备和设施；四是进取的社会气氛要有利于体现创新精神，为此，应当改善政府机关的运作方法和对政策的体现，等等。宋教授指出，为此，行政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为实现各行政机关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而使它们之间的关系融洽起来；社会的和政治的领导人还要率先以身作则。他告诫说，创新精神的体现靠政府一次性运动和口号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要使自律性和多样性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得到扩散。
作为“渐进式改革的进行方式”的第三部中曾提出：1）需要对各机关之间的政策调整有新思路；2）改善是为了使行政指导的弊端减少到最低限度；3）改变行政惯例和行政文化，等等。这些方法在改革讨论中也许大多是得不到重视的、乍一看是行政改革对象所产生的细小的主题。因为我国过去一说行政改革，就认为是改变行政组织结构。本书所以重新突出这些主题，原因就在于这种改革新的形式是最渐进的，也是最能够充分地获得改革效果的。
因为这些方法既可减少改革的费用，又可减少改革失败的可能。
强调通过在不是结构改革的原有结构中与相互作用方法有关的变化引起的调整方法的变化、行政指导方法的改善和行政惯例的蜕变，使民主和小政府以及提高公众服务成为可能。
第六章“改善各部门之间的政策调整”由崔炳善教授执笔，他对于部门之间的政策调整没有取得成功的指责，一言中的地道出了这是对政策调整概念的误解，他指出：“民主社会的政策调整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很繁复的，不可能存在自始至终的一贯性。如果有连贯性，那倒反而奇怪了。”崔教授在论文中阐明了民主社会政策调整的实际状况之后，探索了更有效地进行政策调整的方向和方法中的改善方案。
他提示说，政策调整的必要性来自政策问题的复杂性。人的理性局限和政策问题的复杂性使每个人在政策问题上表现出认识上的差异，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此他把政策调整的过程看做民主的政治过程。他的论文以调整过程根据政策问题的特点表现出差别为前提，聚焦于和经济政策有关的部门之间的政策调整结构方面。在其他政策领域虽然也会作少量的其他的政策结构调整，但作为对经济政策的预测，也提示了政策调整的方向。
崔教授从两个方面探索了有关改进政策调整的问题。其一是，到转变政策调整的认识和思考中去寻找。他建议我们摈弃一成不变的观念，转向对政策调整的思路。同时他还指出了我们对政策调整的错误观念：第一，综合的、连贯性的政策调整是一种神话，不可能在现实中成功。第二，企图“合理地”调整提不出合理标准的政策，实际上只会引发权威性的调整。第三，保持政策的连贯性不仅在现实中是困难的，而且也不是很有希望的。最后，政策调整仅仅在行政部门内部进行调整是不充分的。其二是，在原有政策的调整过程中，需要增加民主的政策调整，惟一的方法就是允许民主参与。从这一观点出发，第一，要纠正这样一种结构性的不平衡，那就是在政府各部门之间，代表大企业利益的部门具有相对大的影响；而代表农民、中小企业和工人、消费者利益的部门影响力较弱。第二，应确保参与政策调整的当事者得到同等地位并给予信任。最后，应抛弃权威主义的政策调整结构和习惯。在这里，他主张不通过机构改革的调整，而要靠对原有部门的关系做若干修正来摈弃非民主惯例。
吴锡泓教授在第七章“行政领导的弊端和改革方案”中考察了“行政领导”这一行政权力的特殊性质，主张要对此进行改革。他指出行政指导这一概念结构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行政领导这种行政作用的弊端肇始于错误的概念。吴教授对行政指导所下的定义是：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为实现某种行政目的主管的对市民施加影响的活动并不直接附加法律约束。他把行政指导的类型分成几类让人们去理解，同时从政治经济条件方面加以考察，如把我国的行政指导一直在膨胀和强化的原因归结为简便而适时等功能实效性，还有民间部门对政策的依赖、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等。但他强调指出了因切实牵制行政指导的措施不力而表现出的种种弊端从而违反了法治，这就是：行政职责的不明确和不具备救援制度，公众利益受损，行政行为失衡，行政缺乏透明度，以及行政作用的过度扩张等。
行政指导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活动，因而制度化、格式化水平很低，也因此在制度的改善方面存在着局限性。如果从制度上掩盖行政指导的弊端，那么也很容易损害行政指导的效果。因此，吴教授认为，行政指导只能从伦理的、形态的方面找到改善行政指导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强调，要在行政指导的改革中使民主行政的基本价值内化，使以市民为主的理论站住脚。
他指出，为实现这样的改革
1）为使行政指导运作起来要尽可能制定正式规范与程序以提高行政指导的平衡和预测能力。
2）拓宽权利救助的渠道以救助行政指导造成的市民利益受到的损害。
3）行政指导的必要性虽难以否定，但应尽可能缩小行政指导的干预范围。
4）尽量撤消立法过程的失误引起的不符合现实的法律规定。
5）纠正行政指导中的草率匆忙态度和形式主义，为此应提高公务员的职业道德。
6）作为行政体制的一部分，行政指导应根据行政体制的分权、自律加以系统改善。
金荣枰教授在第八章“行政惯例和行政文化的改革”中理解行政文化及其标志的行政惯例是：以行政官僚适应有限条件的结果表现出来的自发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惯例虽然不是固定不变、是会变化的，但还是提出了过去三个十年间形成的韩国行政惯例当中值得指出的改革对象。
1）经常搞活动和仪式，而且还是按军队制式严格进行。
2）缺乏留存的记录，连公开原有的信息都受到禁止。
3）对于没有现实意义的规定不予修正。毫无顾忌地几乎不加限制地干预民间活动。
4）安于现状，不谈论有关的业务，把贪图安逸和因循守旧视为理所当然。
5）行政机关在业务工作中非正式的亲缘和个人联系成为重要的资本。
6）看上司的眼色行事在行政运作中占支配地位。
从这些行政惯例中推导出来的行政文化的特点大致可概括为阶层的权威主义、温情主义、做表面文章、依赖性的明哲保身等。
然而这些文化特征随着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和民主要求的扩大，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金荣枰教授明确指出，行政文化和行政惯例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因而它不是直接改革的对象，但是在它们对行政运作给予消极影响的范围内有必要进行间接的修正。在上面提到的行政惯例中1）和2）靠直接努力便可以得到改善，但其余几项即使想作直接改革都无望取得大的效果。因此，改善行政惯例的良方虽然难觅，但如果使行政运作民主化，那么行政惯例也会向有效的方向变化。其中公开行政活动记录、为调整各部门而改善思想沟通网、分权的行政操作，采用行政程序法和信息公开法、在公务员人事制度中确保民主性，这些做法本身虽然不以行政文化和行政惯例为目的，但将会对它们的改革起到促进作用。
第九章“行政改革的神话和渐进式改革的智慧”是本书的结论，这一章总结了前面的讨论并提出了我们主张的合理性。这一章首先分析了以原有的行政机构改组为主的行政改革来自希望建设“理想社会”的不现实期望，认为只要改造组织，就能实现有效率的行政，这种看法是过于天真的梦想；认为通过改组行政组织就能改善政策，这种看法是一种神话式的探索。这一章随后对行政改革的意义加以重新体会，并强调其政治的象征意义和任务的复杂性，指出渐进式改革的必然性。文章具体表明了渐进式改革所蕴含的智慧，并打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种主张虽然并非绝无仅有，却是十分罕见的。因为它不具有刺激性而可能不受重视。尽管如此，将这种主张写成书，原因就在于我们强烈希望提供改善我们生活所必要的养分，而不是把行政改革当作送上政治祭坛的祭物。现在要防止改革以口号结束，希望它成为使我们生活面貌转向民主的垫脚石。
改革必须成功，为了改革成功，必须抛弃神话。神话和比喻对于启发我们的认识虽然都有一定的作用，但它犹如空中楼阁，对解决现实问题毫无帮助。改革永远是为改善现实问题而作出的有条不紊、认真扎实、循序渐进的努力。
“渐进式改革”这个概念从一成不变的观念上看是矛盾的。但如果换一种思路，则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智慧。改革可以通过思路转变取得成功。为使行政改革给我们带来利益，必须从改革观念开始转变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