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恢复秩序的必要性
金荣枰社会秩序混乱已是老生常谈。整个社会无视社会秩序的风气正在蔓延，腐败早已越过了只有部分公务员和那些争名逐利集团所为的界限。人们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谁守规矩谁吃亏。因此似乎只要不被揭发，只要没有监督，几乎所有的人都准备无视秩序。
十字路口没有交通警，公共汽车就闯红灯，这种事屡见不鲜。
高考中请人捉刀而被录取的事件被披露引起社会哗然。新都市公寓建筑因改用劣质水泥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这种事情岂止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政府机关里的腐败现象也在滋生蔓延。有报告提到了这样的事例，从得到建房许可到竣工检查，在这过程中需要准备80多个红包。官级工程几乎都按内定价格的事情已泄露出来，早为人们所熟知。不知这些是否被看做公务员个人的不法行为。
也许有人会强辩，这种个人的腐败哪个国家都有。政府机关无视法律秩序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权力机关无视国民基本权利的事情过去在我国已屡见不鲜。政府管理机关介入选举成了人所共知的现象。公司之间的私人来往也需要准备零钱。就整个社会关系而言，占着有利地位的人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出了不适当的强求。
道德判断的标准模糊了。这种无视秩序的现象几乎成为韩国内在的文化。
有趣的是，迄今为止，在秩序和社会纪纲松弛的情况下经济得到了发展。因此，秩序混乱和社会纪纲松弛还没有提上重要日程来进行立案调查。由于国家发展靠政府主导来推进，因此，政府在恢复经济方面调动了它所需的强制力来达到目的。另一方面，政府还保持着权威主义，必要时它仍然会无视法律，滥用权力。政府自己也不遵纪守法。政府官员为了他们的一己私利，从来都是绕开和违反公共规则干的。这种传统已经体制化，定型为一种生活方式。多数人几乎都把不遵纪守法看做是日常的生活方式，他们毫无顾忌地干那种不法和不正当的事情，却不受良心的责备，毫无道德羞耻感。让这种风气在社会上蔓延，却茫然不知要改变它应从何处着手。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对社会混乱和社会纪纲松弛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今天我们不可能靠国家强制来管理社会。民主社会就是自律社会。不靠法治的民主政府是虚有其表的政府。靠警察国家和权威主义国家的强制力维持不了自由社会的秩序。在这样的前提下，无秩序和纪纲紊乱极大地增加了社会费用和交易费用，它对发展经济起着阻碍作用，对社会全体成员都将造成损害。在一个没有预期和希望，保证不了信任和信用的社会里，就连正常的商业来往都变得缩手缩脚了。说到底，在秩序混乱的社会里，自由市场的原则受到破坏，它成为恶魔的天堂，越是善良的人越遭受损失。社会败落，成为连魔鬼都活不了的受唾弃的地方。
维护法律和秩序是国家的根本职责。民主的核心还在于法治。金泳三总统承诺的“强有力的政府”也不是靠加强国家的权力，而只有靠严格的法律和秩序，并正确遵守它才有可能实现。现在，恢复社会秩序的任务是最重要的当务之急。如果继续允许毫无秩序的狼群任意蹂躏和平草原上善良的羊群的社会存在，就将无法弥补由缺乏效率、挫折和空虚所造成的社会损失。
（二）我国不遵守社会秩序现象的原因之分析
为什么韩国人总不能很好地遵守社会秩序？为什么韩国人对于破坏他人秩序无动于衷？为什么很难看到为恢复秩序而作的努力？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也许有助于找到恢复秩序的头绪。
1.韩国人的遵纪意识
正如俗语所说，“法律离得很远，拳头却离得很近”，从历史或社会的角度看，希望靠法律和秩序解决问题的都受到了损害。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传统的农村社会共同体瓦解了，传统的乡土道德规范也随之变成了无用之物。而新的城市又尚未形成新的城市共同体，因而正处于转型期的价值混乱之中。与此同时，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强化了拜金思想，表现出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的强烈倾向。积累财富时仍然是“乡村式”地试图通过熟人来解决问题，更重视个人的亲缘关系，而不是法律和法规。总之，社会的运转不是靠“法治”而是靠“人治”。
国民“对秩序的共同观念”尚未确立，他们不认为破坏他人秩序的结果就是损害本人利益。他们认为无端地破坏他人的秩序却不去收拾残局反而佯装不知是上策。先不说由本人发挥监督者的作用对个人是一种损害，认为共同的事情应当由政府和机关来做；只要个人不受损失，便袖手旁观，把自己的损失减到最小。他们即使懂得秩序是社会成员的社会间接资本这个道理，但仍对损毁秩序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正如他们对损毁社会间接资本采取旁观的态度一样。这就是无视一个简单逻辑：最终会加重国民负担，而且自己也成为这负担者中的一个。
在急速的都市化过程中，市民一方面表现出惊慌失措，一方面又去剥削新的环境。城市生活保障人的隐私。因此很可能出现这种自欺欺人的状态：人的不道德在隐私中似乎不容易被人察觉（实际上这种事例是不少的）；即使被人发觉，也因为几乎无人了解自己而不感到羞耻。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人们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不去遵纪守法，使社会纪纲陷于混乱。
但是，国民所以有这样一种秩序意识，原因不是单一的，既有历史的经验，也可以到历届政府在运用法律过程中缺乏理性的事例中去寻找。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到这样的现实中去寻找原因，这就是，人们指望不了遵守纪律可以在受到损害时得到补偿，正义能够得到伸张。因此，作为个人最合理的选择就是只要不被发现，就不遵纪守法。
2.历史文化的传统
韩国在封建王朝和殖民主义统治下完全不存在法治的传统。
统治者对于法律，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法纪始终是为强者的利益制定和服务的。只重视儒教的传统及人格和德行，却不强调通过遵纪守法来保证制度的运营。
国民几乎没有经历过市民社会的自治和参与性的决策机会，他们认为法律是一种他律的统治和强制的手段。权威主义的、家长式的社会文化占着统治地位。（白完基，1982；赵锡浚，1992；金晚基，1982）其中边成长边学习的纪纲教育的内容也是杀一儆百和严重追究。在执法中无视公平成了家常便饭。倒霉的人犯了事被发现了要受到严厉的谴责。同样犯错误，强者就能把错误大事化了，而弱者却要受到严厉惩罚。但是以往我们没有设置抗辩这种不合理情况的制度。从这种历史经验中体会到的教训很简单，那就是违反纪律而不受处罚证明其社会地位高。不受处罚的违纪越多，在经济上越受益，在社会上也越受到优待。因此，生活中适当搞点违纪就成了活得潇洒，成了会耍手腕的人生哲学。
谁要是一丝不苟地遵纪守法，就会被人看做是“死心眼”，被推到不会同现实妥协的不近人情的社会不适应行列。他就成了和同事格格不入的人。自己一尘不染，但对别人的腐败行为还需要充耳不闻，只有这样才能被社会所接纳，被看做具有完美的人格。揭发别人腐败行为的人历来反倒受道德的谴责。这种文化认识方式可以从统治阶级和统治体制的合法性得不到承认上找到原因。这里显然夹杂着这样一种看法，就是认为统治阶级和统治体制搞的腐败更严重，做的事更不合情理，因而市民违纪犯错误同统治阶级和统治体制的问题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3.权威主义政府的执法
大韩民国政府成立至今，历届政府几乎都保持着权威主义的本质。权威主义政府体制从获得政权直到它开始运作始终患有合法性缺乏症。就像缺乏免疫能力的病人的生活一样，危机接踵而至。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在正常执法，不如说随意执法的事例更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就是对所谓“反政府活动分子”执法很严，而对“亲政府活动分子”却执法很宽，执法缺乏公正性。更有甚者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滥用权力。用超法律的方法来处罚俗称“恶罪”
的行为。
民主政府的政府机关本来只能依法办事。然而政府机关若不受法律的约束，那它开展活动几乎是毫无顾忌的。最典型的任意执法机关就是所谓的权力机关。为了达到维护和加强执政集团掌权的目的，他们执行公务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最典型的机关就是国家安全企划部和国军机务司令部。警察和检察部门也大同小异。对于已经被搞得心神不宁的个人和企业，国税厅还要对他们挥舞税务稽查的大棒。青瓦台虽然也动用纠偏的武器，但仍可以通过上面列举的那些机关采取必要的措施。
不仅对机关的活动，而且对在机关里工作的公务员的监督体制也不完备。如果说权力机关本是对普通市民的不法行为进行监督的机构，那么实际上过去我们并没有监督监督机构的机制。因此使毫无约束的权力活动得逞了。也许是为了鼓舞在维护政权中发挥过最重要作用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士气，看来执政集团似乎认可了他们拥有相当大的特权。这就是说，对他们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无视法律这一点视而不见。于是这些人利用这个漏洞经常为个人谋私利。利用他们的地位不适当地施加压力。明知这种压力很不合理，却熟视无睹，这种现象已司空见惯了。
许多机关，特别是面向百姓的行政机关的腐败现象几乎已经制度化。腐败现象虽然隐蔽，但在官僚集团里已经形成一张网，并已经制度化，成为组织活动的一部分。正规上缴以这种不正当的方法收受的贿赂，作为机关运营费。因此和这种行为有关系的那些人并不受到良心的谴责。以扭曲的“同僚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武装起来的这种腐败，即便被人发现，也仅仅牺牲一个人或几个人，贪污腐败的联络网却不会受到破坏。（崔炳善，1992.8）对这种老规矩，不论知道与否，要想通过政府机关解决问题的人都不得不顺应这种腐败的老规矩和权力机关的要求。尤其在发展经济的年代里，没有政府的批准和认可就几乎一事无成，什么企业都运转不起来，因而要想回避政府机关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制定社会秩序的政治经济借贷对照表。其损益计算报告也可能对其他价值暗示出相当含蓄的意义。秩序受到破坏，我们会遭受什么损失？恢复秩序，谁受益，谁受损？恢复秩序果真是一件具有投资价值的事情吗？如果秩序对人人都有利，为什么直到现在大家还在坚持受着损害呢？
1.作为公共财产的秩序@秩序是公共财产。秩序是社会资产。（Buchanan&Tullock，1974；Brennen&Buchanan，1985；Ostrom，1990；Ostrom，1992）它不会因某一个人得利而减少其他人的利益。像苹果和面包这种财物，一个人享用了，另一个人就不能同时享用。但是利用秩序这种公共财产并不存在相互排他的性质。因为是大家公有的资产，所以一旦它受到破坏，那么社会全体成员将长期受到损害，而在短期内则表现为共同的悲剧。
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假设有一个村子里住着10户人家，共有一块公共草场，其建设规模恰相当于可供每人养一头牛，因此制定了应遵守的规则。有人想，他若多放一头牛就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偷着多放一头牛，当然能够多得好处。如果人人都这样盘算，秩序受到破坏，那么最终草场就会荒芜。它就会变成一头牛也养不成的草场。这就是共同的悲剧。违反秩序的人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好处。但如果违反秩序普遍化了，那么人人都要受到损害。因此，公共财产如若不靠共同的努力去维护，那就不能创造出任何价值。
如果放任破坏秩序者不管，其他遵守秩序的人都只受到一点损害，只有一个人多得到利益，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然而这是使社会上善良的人继续受到损害，把社会变成了保护破坏秩序的恶人的社会。也就是说，如果允许破坏秩序，就会产生一种效果，这就是助长一些人搞利己的罪恶图谋。这种社会结果是保护了恶人，助长他们作恶多端，最终形成恶人剥削好人，即邪恶战胜善良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万人对万人斗争。这样，社会上便不可能开展建设性的活动。争取进步和发展的努力会化作泡影，最终是所有的人也包括破坏秩序的人在内，都受到损害。
秩序的破坏是一种恶性循环，它会导致秩序受到更多的破坏。
如上所述，破坏秩序者自己在短时间内获益。如果不制止秩序受到破坏，或者加以惩罚，那么就会给他们造成再一次破坏秩序的条件，也会教唆其他人通过破坏秩序得到好处。假如这样，那么秩序的破坏会产生更多的秩序破坏的事例。但是，维护秩序的努力也会产生更大的维护秩序的效果。就是说，即使违反秩序的人多次平安无事，一旦偶尔被抓住，受到重罚，这时如果和过去违反秩序所取得的利益相抵消，那么损失比因违反秩序而得到的利益大，这样违反秩序的因素才会逐渐消除。例如在10次违反停车规章中，如果被揭发的概率只有一次，而罚金比10次停车付费更昂贵，那人们当然宁可去利用付费停车场，而不会去违反停车规定了。
然而如果违反停车规定的罚款只相当于两三次停车费，那么即使违反停车规定被揭发出来，10次中也仅发生两三次这样的情况，仍有利可图。这种时候，既然存在着导致违反停车规定的因素，当然就会产生一种效果，那就是促使更多数人违反停车规定。这样看来，要想使全社会都遵守秩序，站在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利益的一边，就要制定一种规定，使违反秩序的人无利可图，并使规定得到正确的维护。（Ostrom，1990：pp.94-99；Aselrod，1984；Elster，1989；Levi，1988）因此，如果当全社会遵守秩序的力量成为主流，破坏秩序者很快会受到揭露，受到处分时，那么破坏秩序的诱因便不复存在，最终严格执法就会造成遵守纪律的良性循环。
2.作为社会基础结构的秩序
秩序如同高速公路、电话线和港口一样，是社会基础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