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小镇邮局门前有个代写家书的，叫王大仁。一张放着墨水瓶子的黑旧的小桌，两把小竹椅，对面而坐的，多是些拄拐杖的老头老太和一脸苦相的农村妇女，你讲我写，聚精会神。由于写的大都是山长水远的家书，有时，讲到思念或是伤心处，不免泪水涟涟，王大仁便住笔好生安慰几句。等一封信全部写完，再通读一遍，主顾面露满意之色，点头认可，这才封了信口，贴上邮票，投入邮箱。
“文革”来了，邮局门前不见了王大仁。王大仁胸前挂着打上红叉的木牌，每天早上低着头跻身于街头“请罪”的“牛鬼蛇神”队列中。由木牌上我们方才知道，王大仁原来是个“右派分子”。
家书不让写了，而且勒令必须去干重体力活，改造思想触及灵魂，王大仁只得选择卖水维生。王大仁找来几层厚布粗针韧线纳成半月形垫肩戴在肩上，以保护肩头衣服不被磨破，脚穿防滑的草鞋，一根扁担，担着两个水桶，桶里浮块小木板，可防晃动时水泼出。在河沿跳板上取了水，踩着石级，一步一步从河底艰难地挑上来，走完那段水巷子，穿街入室，再倒入用户家后院厨房水缸里。水巷子自河底便由一块块条石铺上来，头顶是人家的楼板，两边窄窄的石墙缝里长满叶片肥绿的虎耳草，阴寒袭人。水巷子名字的来历，不仅仅是因为长年不散的水汽，还因为它是那一截街道上人挑水的必经之通道。
王大仁成了人们口中的“挑水老王”。这样的称呼，或许同我们许多人早年都曾唱过的一首儿歌有关。记得那儿歌是这样唱的：“海螺过江，踩到泥鳅；泥鳅告状，告给了阎王；阎王打鼓，打到老王屁股；老王挑水，挑到你这个小鬼……”我们这挑水的“老王”，不论谁招呼一声，他轻声答应一句“来了”，水桶跟着他一波一荡，水巷子也就有了常年不干的水迹，潮湿地长满绿油油的青苔。有些人家天蒙蒙亮就要用水，所以他的水桶里常年晃动着细碎的星星和月色，也晃动着水巷子里昏暗的路灯光亮，挑水的路显得那幺漫长。“挑水老王”进了人家厨间总是憋住力，水桶里不晃不悠，挑满一口七石缸，地上清清爽爽。“挑水老王”最大的雇主，便是东门巷子口陶四九的水罐炉子。大灶旁边靠墙一连排开的三口大水缸，一天要挑入十二担水，到月末，按三百六十担水结账。他每次都是一声不响地从陶四九手里接过挑水钱，道声谢，转身就走。
那时，上街头有一对无儿无女的盲老人，“挑水老王”免费给他们挑水。逢上雨季，山洪下泄，水倒入缸里，“挑水老王”就抄起一根打着小眼、内放明矾的竹筒在水缸里一圈一圈地搅着，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很远很远地飘出，混浊的河水慢慢沉淀变清。
挑水最辛苦，除了两肩，就是一双脚，终日踩在湿草鞋里。草鞋和垫肩，最能表达生活的艰辛，它是挑夫和苦力们的身份标志。瘦高个子的“挑水老王”，身子骨本来就不壮，一担水上了肩，两颗眼珠就努力朝外鼓突着，看上去异常吃力。炎天酷暑，挑水爬坡累得满头大汗，背上和胸前的汗珠粒比赛往下淌。数九寒冬，水巷子里结一层冰，湿漉漉滑溜溜的，肩上负着重，稍不小心，就会一步驰出去，两桶水全泼洒光。好不容易从河里挑上来的一担水，也只能换来捏手心里的两分钱。两年不到的工夫，“挑水老王”就肩胛紫黑，四肢乌瘦，身子明显佝偻了下去。
苦撑了两年，那水实在是挑不动了，幸好有个熟人介绍他去长江边一个叫荻港的地方划接江船。那里长江水道虽有客轮通航，但沿途尚有少许停靠站未建码头，轮船无趸船可靠，上下旅客全凭渡船接送。这种船每天专接上下两班轮船，称之接江船。远远地望见客轮身影，等候旅客争相上了接江小船，“挑水老王”同另一艄公划桨逆行，几乎和轮船同时到达停靠水域。接过水手抛来的缆绳，小船迅速靠上大船，旅客先下后上，小船又满载客货划向岸边。风平浪静还好，若遇风浪，艄公吃力，旅客更担惊受怕。为了安全，遇到大风浪，轮船在很远处就鸣笛发出不靠信号，久候的旅客无可奈何。搭帮手的那个艄公便宽慰大家说：“明天再来吧……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老王便望着江面出神，明天……自己会有明天吗？
到了1980年元月，头顶上终于吹来了早春的风。县里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提出了复查冤假错案具体操作的十条政策界限，不久，全县532名右派全部平反改正。“挑水老王”王大仁是最后摘帽解除枷锁的一位，申诉的问题得到了改正，很快办理了退休手续，并领到了一笔补偿工资。“挑水老王”想奔走相告自己获得平反改正的好消息，可是亲友寥落，往事不堪回首，只得重又回到邮局前代写家书，无奈今不似昔，找他写家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刚好镇上建了自来水站，是一间低矮的房，一窗一门，两根自来水管从墙内引出，管口呈90度垂直向下，“挑水老王”就在房内窗口扭转着水阀卖水。自来水站前排成购水长龙，小点的桶卖一分钱一担，大点的桶两分钱一担。再后来，有人给他撮合了一个只有三十来岁的刚死了丈夫的瘸腿女人。两人合铺盖的那晚，“挑水老王”把自己给灌醉了。喝醉了的“挑水老王”，把一串苍凉的嗓音送入窗外的沉沉夜色里：“我王大仁……一个学水利的……啊，也算和水打了一辈子、一辈子交道……”
何先生早年念过上海一家大学的法律系，可恨的东洋鬼子打来让何先生断了学业。何先生当过两年参议员，后来跟什么有势头的人闹翻，不干了，就在家乡小镇上设帐教起了私塾。何先生大名叫何叙兰，高大板挺的身材，方正的脸，浓眉，上唇蓄着一排深黑的短须，相貌威武，很有几分气势。
那时，镇上有四五家茶馆，每天从早到晚，自耆宿名流到工匠农夫，三教九流的人，将茶馆坐得满满的。茶馆里可以品茗吃早点，可以议事、叙谊、谈生意，或者什么也不做，泡茶馆只是每天的习惯。堂倌肩搭毛巾手提长嘴铜壶，迂回应酬，循环往复轮番给茶客续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嘴快腿快手快，方能照应周全。只要有人招呼，堂倌应声而至，立身一定距离外，右手揭开茶壶盖，左手拎高铜壶，长长的壶嘴冲下一点、二点、三点，热腾腾沸水注满茶壶，桌上滴水不落，行话叫“凤凰三点头”，堪称一绝。那些气定神闲的老茶客，茶斟上来，端杯闻一闻，轻轻呷上一口，却并不急于咽下，而是闭上双眼，含在口中，尽心去融入彼此……有时一干人围桌而坐，谈兴正浓，忽然走过来两人，一个老者操琴，悠扬悦耳的胡琴声响起，便有十七八岁的背后拖着长辫的姑娘唱了起来，唱些京戏选段或地方小调，最凄惨哀婉的便是《孟姜女》，还有《十八相送》。你可以很有兴致地欣赏，要是觉得误了谈正事，只需摆摆手，摸出若干小钱递过，那两人便叩谢而去。
奇怪的是，还有一种所谓吃“讲茶”的，就是把一些民事纠纷拿到茶馆里评理。堂倌将几张方桌拼起来，双方摆开阵势围桌而坐，各个陈述理由，边喝茶边辩论，让众人评论。邻座的茶客也可以旁听插话，最后由一位较有声望的人仲裁。胜败定论，当场调解和谈，方告散席，全部茶资由败方承担。此种裁判具有很大的社会约束力，失败者即使再写状子上诉法庭，转败为胜，社会舆论也不承认，说他是买通了衙门。这能行使裁决权的人物，当然非何先生莫属了。
每当有人请何先生吃讲茶时，镇上老老少少大致都知道事由了，因为这之前通常已闹出来不小的风波。那天，茶馆俨然成了法庭，双方都请了能说会道的人申述理由，和现在的律师辩论差不多。面色凝重的何先生就坐在正中的一张茶桌上，像个法官，掌控着场面，那些孵茶馆的老茶客就是陪审团。何先生头顶上方有一副对联：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若是场面沉闷，形成不了讨论的气氛，何先生就戟手朝谁一指，让谁说话谁就说话，遇有证人胆小嘴头打结，何先生就会低下头饮几口茶水，再抬起头来时，尽量和颜悦色鼓励人家把话讲周全讲透彻。有时抓住了一个问题，还要尽可能将话题引向深入。何先生学过法律，善于引导和启发，家中的书箱里又有全套的《六法全书》和讼词辩词集粹《刀笔精华》，但何先生却从不替人写诉状，也绝不做代理人上县衙答辩，他说他只愿在民间秉公裁断而不跟官家往来。
但何先生有一回却彻底栽了。那已是解放以后了，镇上看守水闸的周老二家姑娘讲了一门亲，后来男方病亡，但未过门的婆家一定要让死者的弟弟接着跟女方成亲，周老二当然不同意，闹开了，被人家打伤了腰。这事本来不难处理。没想到那天吃“讲茶”时，男方的一帮人一听裁决对己不利，就大骂山门，大打出手，打得茶壶茶杯乱飞，板凳桌子断腿……原来他们是仗着有个本族子侄在县里公安局做副局长，才敢如此放肆。自那以后，何先生就谢绝了所有的吃“讲茶”，不再给人评理了。一九五六年夏天，何先生的私塾被改造，他本人被吸纳入公办学校体制内，成了一名拿固定工资的人民教师。
仅两年，他又辞掉了工作，说是受不了公办学校的拘束。自那以后，他的生活散淡如云烟，碰着茶客谈交情，见到文人谈诗文，遇上农民说年景，很是放浪不羁。再后来，喜爱上杯中物，常常口里念着“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 ……言行举止与先前殊异，竟为自己赢下了一个“何疯子”的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