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榜样的力量往往会对一个人的品格的形成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但是，个人精神的自我创造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对其形成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仅仅靠后者就足以支撑一个人的生活，给个体以独立的空间和力量。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丹尼尔说：“除非人能超越自我，自立起来，否则，他是多么可怜的东西啊！”假如没有一种实际有效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作为品格根基的意志和作为品格主干的智慧组成）来支撑人的精神，那么，生活就是漂泊不定和漫无目的的，它就会像一潭死水，永远不会急流奔腾，做着有益的工作和保持着一个地区的机器正常运转。
当构成性格的各种要素通过一定的意志发生作用，并且受到崇高目标的影响时，人便开始投身于自己的职责之中，并且会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地去完成这些职责，可以说他付出的代价换来了人之为人的最高价值。这时，他向人们展示了自己英勇无畏的性格品质，体现了果敢坚毅的最高信念，这个人的行为就会在生活中反复出现，并且会变成他人的行为效仿的对象，他的言语也会铭刻在别人心中并且会被转化成行动。因此，路德的每一句话都像一声号角响彻德国的上空，令人警醒。就像利希特所评价的一样：“他的言语就是动员令。”因而，可以说路德的生活鼓舞了他的同胞们的生活，他的优秀的品格依然活在现代德国人的品格之中。
另一方面，力量假如不与正直和善良的灵魂结合在一起，那它就可能只是邪恶的原则的化身。洛瓦利斯在他的《论道德》一书中指出，最理想的道德的最危险的敌人是：一个假想的最大的野蛮人，他拥有最大的力量和最充沛的精力，假如再赋予他以狂妄自大、野心勃勃和自私自利等品性，他就俨然成了一个十足的魔鬼。具有这些特点的人在社会上可以说是世界的最大的灾难和最大的蹂躏者——这些被高深莫测的造物主造就出来的无赖，造物主派他们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使命就是毁灭。[6]
既有高尚的情操又有充沛的精力的人是大不相同的，他的行动受着正直的品格和承担的责任等原则的制约。不管是在集体活动、商务活动，还是在家庭生活中，他保持公平和正直的，他懂得：在处理家务与治理国家中，公平同等重要。在任何事情中他都坚守着诚实守信这一原则——包括在他的言语上和工作中。即使是对待反对者，他也总是表现得就像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人一样宽厚仁慈。据说，从来不知节俭的谢里登是非常慷慨大方的，而且从不心痛——即使置身战场，他也依然表现得仁慈、光明，决不会在剑尖上留下心灵的污点。
福克斯也是个具有这种品格的人，他能够将心比心，从而十分准确地把握别人的感情和利益。他给人印象最深的一面是他对别人的信誉。有这样一个关于他的故事：一天，一个商人拿着一张福克斯之前开具的期票来找他兑付。当时，福克斯正在点验钞票，商人要求从他面前的现金里兑付。“不，不行，”福克斯说，“我欠谢里登这些钱，这是一笔靠信誉担保的债务。假如我发生意外，他会拿不出任何证据找我的家人讨还。” “那好，”那个商人说，“我把这笔债务也变成信誉债。”然后，商人把原本的那张期票撕得粉碎。福克斯被他这一举动征服了，他感谢这位商人对他的信任，并随即付清了他的债务。他说：“现在，谢里登必须再等待了，因为我让那笔债务拖欠得更久了一些。”
人的品格就是良心
人的品格就是良心。人们总是把自己的良心置于他的工作、言语以及每一行动之中。当克伦威尔向议院提出要把联邦军队中的服务员和酒吧招待员都替换成士兵时，他指出，这些士兵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内疚”，他们都应该成为像闻名遐迩的“艾恩赛德”军团的士兵那样的人。
人的品格也是出于尊重。这种品格是一个最高贵和最高尚的男人和女人最突出的标志：他（她）尊重代代相传的东西——包括高尚的动机、纯洁的思想和崇高的目标——包括以往时代的一切传人，也包括同代人中具有纯洁的心灵的工人。尊重是个人、家庭和民族的幸福所必不可少的一种品质。没有它，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其他生物之间，就不会有真诚，不会有信用，不会有信任，也就不会有社会的安宁和社会的进步。
托马斯·欧弗伯里爵士曾经说过：“具有崇高精神的人，把以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转化为自己的经验，然后这种经验和他的理性联姻，产生的结果就是他的行动。他是为情所动，而并不是去讨人欢心；他珍视荣誉，蔑视耻辱；出于对别人的考虑，他善于控制自我情感并且给人留足面子。他知道不能游手好闲这样的事理，他是掌握自己命运的舵手，真理就是他的女神，他要尽一切努力得到她，而不是要看着像她。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他就是太阳，他要用自己明净的思想和品格指引他们正常运转。他是智者的朋友，平凡人的榜样，邪恶者的解毒剂。因此，他并不感到时间在流逝，而是感到自己与时间同在。他感觉年岁渐大，不是因为他已经体力衰弱，而是因为他能感觉到他的心灵的力量已日渐强大。因此，他没有半点的痛苦，而是像尊重那些想帮他挫去镣铐、逃离监狱的朋友那样，尊重所发生的一切。”[7]
每一个民族都要维护自己的品格
民族和个人一样，都要努力维护自己的品格。在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中，民族的品格必然依赖于多数人的道德品质，决定个人品格的道德品质也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品格。民族品格和个人品格一样，假如一个民族的品格不是心胸宽阔、忠贞、诚实、善良和勇敢，那么它就会被其他民族所轻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无足轻重，被其他优秀的民族品质所淹没。民族同样必须具备尊重别人、遵纪守法、自我节制和忠于职守的品格。假如一个民族没有比感官愉悦、金钱和物欲更高尚的品性，那么它就只能算是一个可怜的生物群落，而不能称之为民族。简言之，精神上的优秀品质才是支持一个民族恒久矗立不倒的支柱。
至于制度，不管它本身多么完美，其发挥的作用在维持一个民族的品格水准中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决定一个民族的道德和能使一个民族保持稳定的是个体组成的团体和激励他们的精神。哪个民族具有良好的良心、道德和习惯，这个民族就会是诚实和高尚的，这个民族的人民也将是最容易治理的；哪里的人们道德败坏、自私自利而且满心虚伪，那么，他们就既不能靠真理也不能靠法律联合起来，无赖和幕后操纵者的统治也就不可避免，而这个民族也将最终堕落。
与个人一样，民族也要从她所属的那个优秀的种族的感情中不断获得支持和力量。民族必须不断地继承她自己之前所拥有的良好的品格，她必须使自己的荣耀永恒地保持下去，而且一个民族也应该有值得回顾的辉煌的历史。[8]这样的继承会使现在的生活更加稳定，不断地提升和支持着现在的生活，这样是使现在的人通过对过去先人的光辉业绩、经历的艰苦卓绝的磨炼和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的回忆，来照亮和升华自己现在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一样，它们都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经验财富，假如能将这种经验财富运用地巧妙的话，就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相反，假如滥用或误用它们，就会使自己乃至整个社会形成空想、迷惑和失败。和个体的人一样，民族也会在之前经受的磨炼中得到净化和变得坚强。能够使民族的品格得到发展的各种各样的磨炼，往往会成为民族发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祖国的热爱等精神或许会深深地影响一个民族的品格，但是，对一个民族的品格影响最大的还是她经受的考验和磨难，也唯有这些能够使民族成长。
评判一个民族不是根据它的疆域的大小，而是根据它的民众：
民族的成长，使人民变得高尚，
而不像树木，使树干变得粗壮。
虽然人们往往总是将疆域辽阔和伟大联系在一起，但是实际上，一个民族的伟大，并不一定非要疆域辽阔不可。即使疆域和人口看起来都十分庞大的民族，也可能毫无真正的伟大可言。以色列民族曾经是个小民族，没有广阔的疆域也没有众多的人口，但是，他们却产生了多么伟大的生活啊，他们对人类命运所产生的影响多么巨大、多么深远！希腊也并不是个大国，阿提卡的所有人口比一个南开郡的人口还要少，雅典也远不如纽约出名，然而，希腊在艺术、文学、哲学和爱国主义方面的成就多么辉煌，这完全与它的人口和领土不成正比！[9]
然而，雅典人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的公民没有一个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家庭生活可言，而且它的奴隶数量大大超过了自由民。它的公职人员，在道德方面，即使不是腐败堕落的，也可以说是荒淫放荡的。它的女性，即使是最有成就的，也是极为放荡的。因此，雅典的衰落是必然的，而且它走向衰落比它走向兴盛更令人感到突然和吃惊。
罗马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走向衰亡的，这主要应该归因于这个民族普遍的堕落，整个民族都贪图享乐和安逸——在罗马帝国晚期，工作还是被认为只有奴隶才应该去做。当时它的人民不再以他们那些伟大的先辈们的美德为荣，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因为它没有了生存的活力，已经没有可以支持他们生活的精神。因此，这样一个生活奢侈而懒散的民族——就像老迈的伯顿所说的：“宁愿在一对一的格斗中失去一磅鲜血，也不愿意在诚实的劳动中流下一滴汗。”——必然会走向灭亡，并且被那些勤劳而又充满生机的民族所代替。
当路易十四问科尔伯特，为什么他可以主宰像法兰西这样庞大而又著名的国家，却无力征服一个像荷兰这样的小国时，这位大臣回答他：“陛下，要看一个国家是否伟大，并不是看它的疆域的大小，而是要看它的人民的品格。因为荷兰人民勤劳、正直和充满活力，而且又那么的团结互助，所以陛下您自然会感到它是如此难以征服。
这里有一个关于斯比洛拉和里卡多的传说，在1608年，西班牙国王任命了一个特使团，派他们前往海牙签订一个谈判条约。一天，他们看到有8～10个人从一只小船上下来，坐在一块草地上，准备用面包、奶酪和啤酒作为午餐。“那些旅游者是谁？”特使团问身边的一个农民。“这是我们可敬的主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代表团。”这位农民如是回答。斯比洛拉立即对他的特使团同伴低声耳语：“我们必须和他们讲和，这些人不可能被征服。”
总之，一个稳固的制度必须以这个国家或民族稳固的品格为基础。任何堕落的个体的联合绝对不可能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即使表面上看来是达到了高度文明，但是，它只要一面对逆境，立即就会四分五裂。因为缺乏正直诚实品质的个人品格，他们就不会有真正的力量、一致或公正的态度。他们或许会富裕、有礼貌和有贵族派头，但是他们却濒临毁灭的边缘，因为他们缺乏精神的支柱。假如一个民族里的每一个人都仅仅是为自己而活着，仅仅把感官快乐当作生活目的——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而打算——这样的民族是注定要灭亡的。
无论哪一个民族缺少了优秀品格的支撑，都可以直接认定它就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无论哪一个民族缺少了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正直和公正的美德，那么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一旦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只热衷于对财富和感官快乐的追求，并且表现出对宗派活动的无限热情，以至于使荣誉、秩序、忠诚、美德和服从这些优秀的品格似乎都已成为过去的东西，那么，在这种堕落的社会风气之中，就只剩下那些诚实的人——假如幸运的话，还会剩下一些这样的人——到处摸索那久已失去的民族品质，当这些诚实之人让每个人都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这个民族就有了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复的仅存的希望，假如能让每个个体的品格都得到升华，那么这个民族才能够得到拯救；当然，假如说那些良好的品格已经荡然无存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没有什么可值得拯救了。
[1]沙克维尔，即伯克哈斯特爵士，是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财政大臣。
[2]《政治家》。
[3]洛克哈特：《斯科特的生活》。
[4]《伯瑟斯的生活》。
[5]《关于请愿权的争论》，公元1628年。
[6]这些无赖中最新近的一个就是拿破仑“大帝”，这是个精力十分充沛但是却毫无原则的人。他对自己的同类评价极低。有一次，他曾说道：“人就是猪，需要用金银来喂养他们的贪婪，因此，我抛给他们金银，把他们引向我想让他们去的任何地方。”1812年，当梅林地区的大主教伯拉德特启程去波兰当大使时，拿破仑给他们的临别赠言是“善待你的仆人并照顾好妇女。”本杰明·康斯坦丁在给一位60岁的老牧师的信中说，这种论调表明了拿破仑对整个人类——不分种族和性别——的极度蔑视。
[7]根据托马斯·欧佛伯里的《品格》（1614年）一书缩写。
[8]阿诺德博士临死前一年曾经写下日记，里面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法兰西的‘过去’并不可爱，也不可敬，这是她的不幸，她的现在和将来不能与过去结合在一起；然而，假如不根植于过去，现在又怎么能结出硕果，将来又怎么能许下诺言呢？罪孽是深重的，然而，指责属于那些使过去成为毫无生气的东西的那些人的权利。从指责中不会产生任何健康的生活。”——《生活》。
[9]曾经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雄辩家不以为然地谈到了马拉松战斗，当时在雅典方面只有192人死亡，而在今天装备先进的现代军队和破坏性的化学武器的使用，几个小时就可以使50000或更多的人死亡。但是，谁都不能否认即使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屠杀早已被人遗忘，马拉松战斗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也会永彪青史，被人永远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