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这么干，每个月大概收入20多万，房租水电费和学费加起来要花去10万，剩下的就是生活费了。”
“你也够不容易的。”
“看你多好，什么都不用操心。”这是朱玉芝的心里话。
她闭口不谈在北京时做什么工作，是怎么来的日本。她不谈，小草也就不问。这种情况毫不奇怪，凡是来到国外的中国人，由于生活背景各自不同，彼此存有戒心的情况不少。
一天，回到家里，丽子、千代正和将星在院子里玩儿，小草放下书包，马上加入了进去。
她张开手，对儿子说：“将星来呀，让妈妈抱抱。”
将星歪着头看了她一眼，马上摆着小手说：“不，不要妈妈抱，要奶奶抱。”
小草笑着说：“你怎么把妈妈忘了？”说着故意做出要追他的样子。
小将星转身就跑，边跑边喊：“不要妈妈！不要妈妈！”
母子二人在院子里一个跑，一个追。
就在小草在后面喊“将星！别跑了，小心摔着”时，他跑到池塘边，脚底绊了一下，往前一扑跌进了池塘里。小草吓得魂不附体，赶过去，一把就把儿子从池塘里拉了出来。幸亏池塘浅，将星只是呛了几口水。她紧紧抱着浑身精湿的儿子，两腿一软坐到了地上，越想越后怕。
受了惊吓的将星大哭不止，那边正说着话的丽子和千代急忙赶来，不容分说从小草怀里接过将星就赶快抱进屋里。进屋后，将星止住了哭，众人见没事，才放下心来。千代抱着将星进浴室给他洗澡去了，丽子掩饰不住恼怒，质问小草，
“这孩子本来玩儿得好好的，怎么掉到池塘里了？”话语里充满指责。
“对不起，是我没注意。”小草自知理亏，只有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似的低头认错。
千代抱着洗完澡的将星来到客厅，将星看见她，立刻把头朝后一扭，连声喊：“不要妈妈！妈妈讨厌！”
她尴尬地望着儿子，伸出去想抱儿子的胳膊又缩了回来，不知如何是好。丽子从千代怀里接过将星，心疼地对孙子说：
“好孩子，你没事吧？告诉奶奶，什么地方疼？”
将星搂着奶奶的脖子说：“哪儿也不疼。”
丽子长出了一口气，扭过头对小草说：“刚才太危险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后悔都来不及了。以后将星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这是自金田事件后，丽子对小草说的最长的一段话。
自己是个不合格的母亲不假，儿子的起居不能照顾，连话也说得很少，不受儿子欢迎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细想起来，也感到委屈，每天回家后，根本就没有单独和儿子在一起的机会，身边不是千代就是丽子。
她给儿子念故事听，丽子给千代使眼色，让千代对她说：“你的日语让这么小的孩子听，影响他对故事的理解，也影响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这样的事还是交给我们好了。”
她要抱儿子玩儿，丽子又给千代使眼色，千代就会对她说：“小孩子不能养成被抱的习惯。”
她要拿东西给儿子吃，她们又会说：“孩子不能养成爱吃零食的习惯。”
总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作为母亲基本该做的事都无法做，丽子显然在跟自己争夺做母亲的权力。
小草心中不快，她决心等日语学校毕业后，要把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补上。
人的遭遇往往写在脸上，26岁的朱玉芝看起来倒像比小草大了几岁。
后来朱玉芝才一点一点地告诉小草她的具体情况。朱玉芝是通过前夫给办到日本来的。前夫先来日本，和另一个中国女人相好同居后，答应朱玉芝的离婚签字条件，把她也办到了日本。朱来日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上学，而是想干出个样儿赚大钱，给前夫和那个不要脸的女人看看，出出自己的这口恶气。
为了攒钱，她省吃俭用，跟人合租两间一套的住房。房费倒是可以省出一半，但最近跟合住人总是为用水电和煤气的多少争吵不休。
一天，她气呼呼地告诉小草说：
“昨天我又跟她恶吵了一架，她让我滚出去，我还想让她滚出去呢。她每天回来洗澡用水特别多，而且电灯总是不关。”
“那你为什么不搬走一个人住呢？”小草有些不解，问道。
朱玉芝觉得小草的问题很奇怪，她瞪着眼睛对小草说：
“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难道你不知道吗？在日本租房时，要先预支两个月的房费作为押金和给不动产的中介费。”
小草恍然大悟，这才明白朱和她的合住人相互厌恶，却又搬不走的原因所在。
星期一一下课，朱玉芝便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拉小草来到操场边。
12月的天冷飕飕的，穿着大衣都觉得冷，这么冷的天没有什么人喜欢在操场散步。朱玉芝左右环视了一下周围，见附近没几个学生，正好是说话的机会，便对小草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都把你当做好朋友，我想求你一件事，无论如何也请你帮个忙。”
一阵寒风吹过来，小草冷得直打哆嗦，还没来得及对朱的话反应过来，朱马上又说道，
“我能不能在你家借住两个月？”
“在我家住两个月？”
小草听了她的话一愣，万没料到她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一时不知做何表示为好。
见她踌躇的样子，朱马上亲热地挎上她的胳膊，边走边向小草解释她目前的境况。据朱玉枝说，目前她跟合住者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剑拔弩张、唯恐对方给自己下毒的地步。
“昨天我正在厨房做饭，看见那个该死的同屋手里拿着一袋莫名其妙的东西，仔细一看，她拿的是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再看里面装的是白粉面。她看我的表情特别不自然，我怀疑是不是什么毒药，就把所有的餐具都拿回自己的房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朱又接着说：“你家是有钱人家，一两间房子没有问题，我最多只住两个月，而且把现在的房费付给你，因为两个月后，日语学校毕业，我要上一个只要报名就能进去的大学，到那时，在离大学近的地方租房一个人住。”
一番话说得小草为难极了。朱的处境她也不是不能理解，按理说，已经到了有生命危险地步的话，无论如何两个人是无法在一个屋檐下再生活下去了。对一般人来说，应该考虑比起租房要多花两个月的押金和礼金，生命安全更重要。
本来这操场就冷得难耐，朱玉芝的话更让她觉得为难。她冷得一面搓手，一面跺脚，无论怎么说，她都没有可能给朱提供住处，她只好无可奈何地对朱玉芝说了实话。
“在婆婆家我也是寄人篱下，虽说不用操心学费、房费，可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得跟婆婆讨车钱和午饭钱。在家里什么主动权都没有，你的困难处境我特别理解，可是眼下，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被拒绝的朱玉芝当然满心不悦，她嘴上虽然说“那就算了，我也是有一搭无一搭，就当我没说好了。”心里却在愤愤地想，“这么一点儿忙都不帮，见死不救非人也！”
话说到这里，二人已经没有在这里受冻的必要了，朱拉着小草离开寒冷的操场，回教室上课去了。
后来二人课间仍照常闲聊，但自此朱玉芝的心里种下了对小草仇恨的种子。
七
丽子和千代带将星出去了。电话铃响，小草来到客厅拿起话筒，听到了话筒里的声音：“请问，是中村家吗？我是林雪影，可以和杨小草讲话吗？”
小草扑哧一笑说：“我是杨小草，你怎么说话客气得像个日本人？”
林雪影也笑了，“没想到是你接电话，这些套话都是我婆婆教的。”
两个人开始闲聊了一会儿，小草把日语学校朱玉芝的事告诉了林雪影。
林雪影在电话里说：“你拒绝她是对的，这样的事还得靠她自己解决。”
快放电话时，林雪影才想起打电话的主要目的，她赶忙告诉小草，
“我教课的那家中国文化学院现在需要一个中文老师，你能来吗？要是你能来，我马上向主任推荐你。”
电话那边的小草听了这个消息喜出望外，连声答应。
“太好了！我也正一直琢磨想找个工作做。我现在寄人篱下，经济完全不能独立，连上学的车费、饭费都得跟婆婆要，像个讨饭的。想给儿子买个生日礼物也做不到，说老实话，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
电话那边的林雪影连声说：“对！对！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也有过一段这样的时间。在中国我们都是独立惯了的人，到这里突然不能自主，心理上难以承受。等我问了主任，马上再和你联系。”
能在学院里教书，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丽子虽然没有在经济上难为过她，但毕竟不是自己所得，而且从小就羞于张口要钱。有了工作，可以随意支配花销，不必靠人施舍，心理上的压力会减轻。
她恨不得立刻就去学院上课，急切盼望着结果。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日本各公司企业都开始把目光由欧美转向中国，纷纷在中国设立事务所，办合资企业，建工厂等，培养会中文的公司职员便成了当务之急。东京有几家专门教中文的学校，而其中这个中国文化学院是规模最大，且最正规的。这所学院里设有中文专业班，毕业后发给文凭证书，受到社会承认。不少毕业于学院的学生的去向是做翻译、公司中国室职员、日本语学校的老师，个别的还当上了大学老师。来学院上课的除了中文专业班的学生以外，白天是一些家庭主妇、退休老人、放假的学生等，晚上都是公司职员。他们下班后，来学院学习一个半小时中文，然后回家。
两天后，林雪影如约来了电话，她兴冲冲地告诉小草，可以去那个学院上课了。不过约她明天去学院跟主任见一面谈谈，估计只是个形式，肯定问题不大。
第二天，小草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中国文化学院。
学院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新桥。新桥车站广场上展示着日本历史上的第一辆火车头，车站因此而有名。人们约定见面地点时，往往一说在新桥车站火车头见，便像约定在涩谷八公铜像见面一样，人人皆知，无须再费口舌。新桥离银座也非常近，走过去，不过十几分钟就到，可以说，学院位于东京市中心的黄金地带。
中国文化学院的大楼一出车站便能看到。这所大楼里有很多公司和商店，还有诊疗所。学院在大楼的八层，有办公室和几个教室，占了整个八层的一半。来到大楼八层，小草就开始紧张起来，这是头一次在日本接受工作面试，自己的日语还不行，万一听不懂主任的话，面试就不合格了。
一点整，她敲开办公室的门。一个个子不高、面目和善，看上去大约有40来岁的中年人打开房门，对她说：“请进，您是杨小草吧？我叫栗原正史，请多多关照。”
字正腔圆的中国话，让小草吃了一惊，没想到主任竟说了一口这么地道的中国话。小草提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表情也自然多了。
主任引她坐到沙发上，不一会儿，敲门进来一个女职员，端在手里的托盘上，放着两杯茶，分别放到主任和小草面前，然后倒退着，边走边鞠躬地走出去后，轻轻带上了房门。
主任说：“我们边喝茶边聊吧。这茶是中国的花茶，学院办公室的人都喜欢。”
小草拿起茶杯一看，只见茶杯也是中国的，偷眼打量一下房间周围，发现墙上的画儿、茶几和插着花的花瓶都是中国的。真不愧为中国文化学院，想得这么细，她心里赞叹着。
主任问了问她在北京做什么工作，现在在日本做什么等，收下她拿来的简历，给她介绍了一下来学院学习的都有哪些人，详细说明了讲师的报酬条件。
一节课是两个小时，每周上一节课的话，一个月有两万五千日元。学院有寒暑假，假期没课时也发工资。不过，如果自己有事请假的话，因为要找人代课，就要扣去一次的所得。
介绍完这些情况，主任让她先回去，等办公室研究批准后，正式通知她。
正如林雪影所估计，主任的面试只是个形式。傍晚，小草就接到事务局的人来电话，通知正式录取她作为学院的讲师，从下星期开始就来学院上课。一星期上三节课，都是晚上6点半到8点半，教的对象是下班后来学习的公司职员。
小草算了算工钱，一个星期一节课2万5千的话，平均一个小时是3125日元。日语学校的学生在饭馆打工最多也就是一小时给900、1000日元左右。她有三节课，意味着可以收入75000日元。她兴奋起来，从下月开始，手头上终于可以有自由支配的零花钱，不必伸手向丽子要了。
她赶快征求丽子和千代的意见，因为一个星期有三天晚上要出去上课。本以为她们会阻拦，意外的是她们立刻表示支持，让她不用担心将星的事，尽管放心出去。这态度虽然让小草放下心来，但内心又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机会难得，即使她们真的阻拦，她也会坚持出去的。
教课非常顺利，更让小草高兴的是还能在学院跟林雪影见面。她明白，学院之所以这么痛快地聘请她做老师，与林雪影在学院的口碑分不开。
林雪影的课是在白天，小草的课是在晚上，但学院里还有个人教授课。所谓个人教授课，是公司把马上要派往中国长期驻在的职员或干部送到学院，临时突击语言训练课。这样的课一般是两周左右，每天下午都有。小草上午去日语学校，下午没事，正好可以做个人教授。这一来，不但收入增多，而且还能和林雪影见面，有时候中午和她一起吃饭聊天儿，是小草最大的乐趣。
林雪影与几年前在飞机上的样子大不相同，以前黑瘦的脸现在变圆，而且很有光泽，头发剪成短短的男式发型，显得很精神而且健康。40来岁的人看起来和小草差不多大，两眼炯炯有神，说起话来仍然低沉动听。丈夫的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现在一个上高中、一个上中学，在教育上都是正需要钱的时候。特别是老大马上就要考大学，每天要去学塾，她在学院教课的工资都给两个孩子交了学塾费。
林雪影的丈夫每个月的工资说是60多万，可扣掉这税那税、各种生命健康保险，到手也就40来万。这钱再去掉住房贷款、汽车贷款，用来支付一家五口生活的费用只有20多万日元，绝谈不上是富裕家庭。小草家里有人照顾孩子，什么时候都可以出来，可林雪影除了白天能上课外，晚上基本都要在家做饭、照顾两个孩子和一个老人的生活，无法出来工作。
日本的教育现状很特殊，一般为了考上好的中学、高中或大学，学生每天上完学校的课后，要去私人经营的学塾再上几个小时课，当年的应考生甚至寒假暑假都要参加学塾组织的合宿。所谓合宿就是把应考生集中起来，住在避开城市的旅馆里，每天从早到晚辅导、模拟考试、再辅导、再模拟考试，反复训练学生的应考能力。除了要求孩子要有足够的耐力，还要求家长要有足够的经济承担能力。参加一个合宿，没有10万、20万日元是下不来的。为了孩子将来能上好学校、好大学，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家长们宁肯自己省吃俭用打工挣钱，也要供孩子去学塾。
这天吃午饭，二人要了意大利面和沙拉，看着沙拉里的西红柿，林雪影说：“我家房子是佐藤浩十几年前买的，那时还不是经济泡沫期，而且位置又在千叶县，所以房价相对便宜，院子相当大。当初佐藤想在院子里种果树花草，但工作忙得根本顾不上，就那么荒了些年。我到佐藤家的时候，满院子的荒草。”
“现在呢？你都种上花儿了吧？”小草想着中村家院子里的花儿问道。
林雪影摇头笑着说：“你猜猜！”
“种上小灌木了！”林雪影又摇头。
“那变成小池塘养锦鲤了。”
笑得林雪影前仰后合，连嘴里的面条儿都喷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