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厌语文课。别问我为什么，一问我就不得不说。
我伯父许喜鹊的文章已经进入高中课本了，远在北京的许喜鹊，早已是一名大红大紫的作家。高三新课本发下来时，我随手一翻，翻到他的文章，是关于怀念故乡之类的小随笔。“河边的草应该绿了，有水珠沾在上面，那是母亲一滴思儿的泪。”我不喜欢如此这般的酸腐文字，花里胡哨，矫揉造作，透着一股文人不可救药的自以为是。而且，我奶奶什么时候因为思他而流过泪？我奶奶思的最多是我那远在日本的父亲许鹦鹉。同样是儿子，在母亲心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量。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不知道。答案只有我奶奶清楚。也许根本没有答案，就好比张三喜欢这种款式的衣服，李四偏偏看上另一种款式的。一个人与一件物体之间，都存在着某些不可思议的秘密对应，更何况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我反正只知道我奶奶对我父亲许鹦鹉更偏爱，如果许鹦鹉与许喜鹊一齐落入水中，我奶奶手中恰好只有一个救生圈，那么即使许鹦鹉在远处，许喜鹊就在她跟前，她也会毫不犹豫就倾出吃奶的劲，把救生圈准确无误地扔给另一个儿子许鹦鹉。
一个母亲出现偏心眼，这实在是这个家庭子女的不幸。被宠的许鹦鹉，他常常对许喜鹊怀着一种深重的负罪心理，好像这一切都是由他亲手策划出来的，是他暗地里指使母亲这么做，所以他总是加倍地贴近许喜鹊，在许喜鹊面前尽量装扮成软弱无力、毫无主意、急需保护的笨蛋，好使许喜鹊得到安慰，心理上能平衡一些。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我父亲许鹦鹉实在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父亲心地不坏，但不等于他就可以把自己骨子里的优越感剔除掉。说到底，许喜鹊这种软绵绵的男人，我父亲是看不起的，但是，没办法，谁叫许喜鹊是自己的哥哥呢。
许喜鹊看出许鹦鹉的花招。活着，总得不停地跟人过招，过招有个总称，叫“人际关系”。有人使毒招，有人使善招。毒招自然伤人，但善招其实也未必使人受用。许鹦鹉对许喜鹊好，许喜鹊就觉得反而欠下了债，一点一滴的好积累起来，越积越多，都有点像三座大山了。一个人对你好，好得你难受别扭，这份好，就不好了。这么说下来，几乎像绕口令了。本来解决的办法也不是没有，世间最难的事是让别人对你好，最容易的事就是让别人对你不好。可是放在许喜鹊身上，许喜鹊一筹莫展，他想着横下心反抗许鹦鹉的关照，现到脸上的表情却是恨不得天下人都来可怜关照他。而且，在外面，许喜鹊总不停招别人的拳头，好像他的身子是磁，别人的拳头是铁，动不动就吸到一起去。这时候，挺身而出的都是许鹦鹉。舞蹈让许鹦鹉腿上胳膊上的腱子肉一块块隆起，如同一片壮阔的丘岭，他把袖子一捋眼睛一瞪，大春哥、洪常青的英雄气质就冉冉升腾了。而许喜鹊，他脸色苍白，四肢瘦小，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典型一个臭老九，他的本事无非就是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青草，河水，蓝天，白云，如此等等，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布穿，屁事不顶。
我绝没料到我伯父这样的文字居然也被选进课本，强行让我们去分析它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结构特点，这些破东西本来早该作古了。“那是母亲一滴思儿的泪”，真见鬼，一看到这几个字，我母亲姜榕树的脸就浮起来，我母亲的脸上挂着泪。那一瞬间，我心里突然一痛，千万把刀穿进去似的，于是不得不逃离教室，那是八九年前的事。
我母亲姜榕树对我奈何不得，中学老师姜榕树对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束手无策。我其实没太为难她，我不爱上语文课，但照样考上大学。而我的妹妹许盼望，她倒是没有逃课的爱好，可是她即使身在教室，心也在天边。许盼望端正地坐在那里，大眼仰望着黑板，一眨都不眨，可是天知道她都想了什么。中考她没达线，是我母亲姜榕树走了后门才勉强上的高中。到了高考，姜榕树再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丽灿烂的许盼望沦为社会青年。
许盼望有一天说：“偶要去日本，偶粉想去粉想去。”
什么是“偶”呢？就是“我”的意思，至于“粉”，它跟“很”是相等的。许盼望的话听起来有些费劲，不过她跟同龄人说来说去，没有一点障碍。说的时候，许盼望绝不会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说，她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总是应声而起，好像没有表情和动作辅助一下，她根本开不了口，更没法把意思表达准确。
我母亲姜榕树的脸一下子绿得像芭蕉叶。
当年我父亲许鹦鹉也是这么对我母亲说的。“我要去日本！”许鹦鹉其实是在一切办理停当后，才突然宣布这个消息的，之前，他不动声色，守口如瓶。这件事因此显得意味深长。许鹦鹉那时没钱，几乎没有多余的一分钱，可是他东借西借，居然也凑到了八万块。八万块啊，在许盼望还缩在我母亲姜榕树肚子里的那一年，八万块差不多可以养活半个镇子的人。我父亲如此大规模地借钱，轰隆隆地宛若在七乡八里刮过一场台风，而我母亲居然闻所未闻。“我要去日本！”当许鹦鹉把这个消息义正词严地说出来时，可以想见姜榕树的震惊程度。姜榕树久久地看着许鹦鹉，什么也没说，她一只手按住隆起的肚子，身子慢慢往下滑，坐到床沿，目光一直都留在我父亲脸上。
我怀疑我奶奶不是局外人。我父亲借钱找蛇头准备启程，如此这般的过程应该都有我奶奶的直接参与，无论如何她都不像个肯于袖手旁观的人。但我奶奶始终稳如泰山，言行举止若无其事，她什么也没泄漏出来。
那天吃晚饭时，我母亲试探性地对我奶奶说：“鹦鹉他要去日本。”
我奶奶往嘴里夹进一颗炒黄豆，左一下右一下地噜着，咯蹦咯蹦地咬着。我们家的饭桌上从来没有一顿缺过炒黄豆，我奶奶要看到黄豆，吃到黄豆，她的日子才能过得下去。
我母亲盯着我奶奶的嘴看一会儿，又说：“鹦鹉他真的要去日本了。”
我奶奶把被她口水浸淹得发白的黄豆吐出，托在手心，仔细看着。
我母亲不屈不挠，她说：“鹦鹉他马上就要去日本，他要去日本，去日本了。”
我奶奶这才吁一口气，好像那粒黄豆已经捉弄得她精疲力竭痛不欲生了。她说：“日什么本！去什么日！日什么日！”
我估计我奶奶脑中可能出现了可怕的场面，她不免想起当年了。
娥眉这地方偏僻，海上或者陆上通常不会有外人来。但是日本人来了，日本人一共来过三次，其中两次分别是1941年春天和1944年秋天。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城里两次沦陷，日本人都是从娥眉这里登岸，然后向城里进犯。登岸之前，日本人总是先来飞机，丢下传单和良民证，接着丢一堆炸弹。火光冲天，鬼哭狼嚎，大家都忙不迭带上包裹往山里逃。那天下着雨，我翻看过地方志，1941年4月日本人来的那几天，我的家乡每天都被淅沥的蒙蒙细雨笼罩，雨夹着风，风带着大海的体臭――腥味。我奶奶一家在细雨中向山上出发，他们不会有好表情与好心情，而我奶奶的母亲偏偏是小脚，又刚生过第八个孩子，一家十口人依依呀呀的走得慢，半途就遇上了日本兵。日本兵只有两个，但他们手中有枪，一扣枪栓先把我奶奶的父亲打死。我奶奶的几个兄弟吓得鸟一样四处逃散，只有我奶奶扶着她母亲站着不动，动也没用，逃不过的。我奶奶与她母亲一起，就这样被日本兵奸掉了，那年我奶奶才十二岁。
几年后，也就是1944年的初秋，14岁的我奶奶又被日本兵逮住了。这次我奶奶的运气不错，日本兵已经把她衣服剥光了，正要行事，这时我奶奶那几个已经长成青壮年的兄弟举着锄头大呼大喊地跑来，背后跟着一大帮气红眼的村民。日本人一看不妙，吓得抓着裤子拔腿就跑。我奶奶得救了。那天村里很多人都看到她白花花的身子，真白啊，看的人一个个眼睛都有种被刺一下的感觉，好像一道强光扑闪而来。如果伸手一掐，也许就能立即淌出水来吧？我奶奶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了，她蜷成一团，两眼木木地看着围上来的人。后来是我奶奶的哥哥抓起一件衣服把她裹住。
我从报上看到过一篇纪实报道，说某幼女被强奸后，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可是我奶奶没有丧失，她十二岁有过那样的不堪遭遇，几年后出嫁，居然生下了我伯父许喜鹊和我父亲许鹦鹉。就这一点而言，她还是幸运的。这个幸运多少是对她的一种补偿。还有什么比少女失贞更让镇上的人看不起的？凡是失贞，娥眉人总是首先觉得女人本身逃不了干系。
我奶奶一直到二十三岁才出嫁，这种年纪本来根本就嫁不出去了，她的家人，包括我奶奶自己，都彻底绝望了。我奶奶甚至开始望着家后门那条通往大山深处的小道出神，小道的尽头不是有一间屋顶破漏的尼姑庵吗？空无一人数年，是不是可以去那里聊度残生？
要是我奶奶没有犹豫，当机立断带一个小包裹上路，在那座尼姑庵住扎下来，就不会有我们家后来的故事了。我奶奶也许还能凭一己之力把破漏的尼姑庵修缮一新、重燃香火，绵延至今，那么，说不定到今天，都成了娥眉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
但我奶奶没有走，因为竹篾匠来了。
竹蔑匠脸蛋倒长得有模有样，就是驼背了，整个身子夸张地往前拱，像是刚做完揖，还来不及把腰直起来的样子。有人问竹篾匠成亲了没有，竹篾匠很客气地摇头。我奶奶的兄弟们眼中立即放光，他们捋着袖子虎虎生气地一张罗，就把我奶奶嫁给竹篾匠。办完婚事，小住了一阵，我奶奶本来要跟着竹篾匠离开这里，到遥远的远方去，话都已经放出去了，她的那几个兄弟脸上布满了故作的扬眉吐气，不断跟人说，说我奶奶要跟竹篾匠走，去别处享福了。娥眉那时当然是偏僻的，以至于能离开娥眉去其他地方，竟也能成为一种炫耀。可是还未动身，竹篾匠就突然不见了。很奇怪，晚上还好好地睡在一起，要死要活云雨了一番。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床空了一半，屋里屋外寻上半天，没有，再找竹篾担子，也不见。竹篾匠走了，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我奶奶的几个兄弟分头去找，他们恼怒地把村子内外都跑遍了，几乎跑断腿。他们甚至还打算去城里找，但是被我奶奶阻止了，我奶奶静静地坐在家门外的石板上，一手按住肚子，她预感到昨夜的疯狂云雨已经结下果，所以虽然两眼盈满了清水，表情却是淡定的。她慢悠悠地说：“走了就走了吧。哼哼，走什么走！”
我奶奶最终没有离开娥眉，仍然生活在有往事记忆的人群中。毫无疑问，娥眉没有几个人会像我奶奶那么恨日本人，不恨都不行啊，刻到骨头里去的伤痛搁在那里哩。可是，我奶奶还是让我父亲许鹦鹉去了日本。
我奶奶说：“日本！嗬，日本！日本！”
我母亲说：“为什么，为什么许鹦鹉要去日本？”
我奶奶把托在手心里的那颗发白的黄豆重新放进嘴里，左一下右一下地噜着，眼光则一直在我母亲脸上、肚子上扫来扫去。我母亲怀着许盼望，她因为怀孕而显得有些浮肿，连表情都有点失真感。她也一直看着我奶奶，两个女人的眼光交织在一起。她们坐在饭桌的两端，中间夹着我。我转头看看我奶奶，又看看我母亲，然后四下环顾，显然是在寻找我父亲。我父亲许鹦鹉并不在家里，傍晚的时候，在宣布完要去日本之后，他就一扭身，一跨步，出了门，眨眼就不见了。有很长一段时间，许鹦鹉都不在家里吃饭，甚至整夜整夜不回家。
我奶奶目光终于在我母亲的肚子上停下来，她咧开嘴，笑一笑，头上下一点又左右一晃。“呵呵，呵呵呵呵。”
我母亲放下碗，把筷子重重搁在碗上，端立地坐，凛然看着我奶奶。
“日本，呵呵，呵呵呵呵，去日本。日他妈的本！”我奶奶还是笑，她闭着嘴笑，腹腔内的风吱吱吱从嘴角往外喷，透着一股入骨的寒冷。然后她站起来，边继续噜着黄豆，边向自己的屋里走去，灯光把她的身影拖得很长，宛若一把横陈地上的黑色巨剑。
那天夜里，我父亲许鹦鹉没有回来。我听到姜榕树的叹气声。姜榕树把我搂在被窝里，轻轻地拍着我的背。“睡吧快睡吧。”她说。可是她自己一直没睡。我的母亲姜榕树曾经是个乐于直抒胸臆的人，可是突然之间，她变了，好像肚子里的许盼望伸出手，关掉了一个按钮，从此我母亲沉默寡言。能跟谁说呢？在我们这个小镇上，她没有亲人，她在亲人在城里。甚至她也没有朋友。当年的知青都走了，回城了，只有姜榕树一个人留下来，她在娥眉中学当老师，教语文。教案本的第一页抄着舒婷的诗《致橡树》，第二页抄的还是舒婷的诗：《神女峰》。在“与其在悬崖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句子下面，还用红笔划了粗粗的两道波浪线。我父亲曾经跑遍全城书店，专门买回两本舒婷的诗集《双桅船》，有趣的是，他们煞有介事地互送对方一本。我母亲送给我父亲的那本，我没见到，而我父亲送给我母亲的那本，在我考上大学临离开家时，我母亲把它交到我手上，薄薄的一本，装帧简朴。翻开扉页，我看到我父亲许鹦鹉的字：“送给爱妻珍。我的心裂成两半，一半为你担忧，一半为你骄傲。1982年3月。”这至少印证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直到1982年3月，我父亲心中还有爱情汪洋着。
1983年春天我母亲怀上了许盼望。
1983年夏天我父亲去了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