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回答道：“由冀州府传来消息，此事在袁绍那里存有很大的分歧，审配就坚决反对，而袁将军本身似乎兴趣也不大，况且和公孙瓒间的战争仍在持续中，依目前情势，应该不至于有所行动。”
荀彧却不以为然：“奉迎天子绝非纯为功利，从前高祖（刘邦）东向伐楚，便以为义帝复仇之名出师，因此得到天下诸侯的响应。董卓之乱起，天子流亡关中，将军便首倡义军勤王，只因山东秩序混乱，才无力兼顾关中。虽然战事连连，我相信将军仍然心向王室，以平定天下为己任吧！今皇上脱离西军掌握，正乃天赐良机！拥护皇帝顺从民望，乃大顺；秉持天下公道以收服豪杰，乃大略；坚守大义招致人才，乃大德。即使偶有阻力，也无关大局。倘若不及时定夺，等到别人也有所行动，就来不及了。”
荀彧的话无疑说到曹操心坎里了，曹操知道他在与诸侯对抗中，惟一的法宝就是人心，汉献帝虽早已名实不符，但在一片混乱的局势中，他仍是天下人心之所系呀！
于是曹操当机立断，决心奉迎汉献帝。于建安六年（公元196年）八月将当时处于困窘中的汉献帝迎至许都。
将窘困流徙中的献帝迁到许都，由自己来充当献帝的保护人，是曹操政治生涯中最得意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举措。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曹操获得了高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同时也为自己进行统一天下的战争创造了极大的舆论优势。从此无论是征伐异己还是任命人事，都可利用献帝的名义，名正言顺地置对手于被动的局面。
曹操智勇造势，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谋略，不可谓不高明，不可谓不典型。
当然，要想“挟天子以令诸侯”能够造就有利于自我时局的发展之势，则需要具备以下一些条件：首先，天子昏庸软弱，或处于襁褓之年。贤明之君以及强权派一般是不会被下属官员所利用的。其次，挟天子者，必身居高位，为天子身边之重臣。普通老百姓，或者中下层官员，想挟天子，也不可能。其三，挟天子者，必颇具实力，威倾朝野，皇帝怕他几分，群臣也不敢对他有何异议。其四，能长时间挟天子者，非得有曹操那样的智慧和能力不可。董卓之流，虽偶得良机，出兵勤王，而居“太师”高位，却排斥贤才，骄奢淫逸，不图勤政治民，而一味弄权杀戮，他的败局是肯定的。而曹操，时至今天，仍然保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摸出一条自己的路
——孔明依势隆中对定大计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变化趋势。只有把握和顺应客观的变化趋势，才能抓住机遇，夺取事业的成功。《治国方略》中说：“处天下之事，不可以不因其势。辅天下之势，不可以不用其术。”意思是说：处理国家大事，不能不顺应形势。引导国家的形势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不能不以法术来辅助实施。因此，在人生的历程中，必须“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即要揣度时势特点，从便利处入手，以策略的不断改变来适应时势变化的要求，要以变应变，决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汉文帝时主张施政以宽，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形态所决定的。但其律法中也存有死刑、灭族等条文，这说明这些刑令与文帝所崇尚的宽大政策是相辅相成的。
汉宣帝时崇尚法治，讲求刑法严明，这也是为了顺应当时的形势。但宣帝多次告诫官员务行宽大，不要对贤能严施暴刑，并且常常提拔那些治事宽仁的下级官员。这些做法对宣帝所崇尚的严法重刑无疑又产生了很大的互补效应。
如果在文帝的时代，用宣帝的严法重刑来治理国家；在宣帝的时代，提倡文帝的宽厚仁慈；或者有文帝的宽厚仁慈之风，而不用宣帝的严法重刑作为辅助措施；有宣帝的严法重刑之风，而不用文帝的宽厚仁慈的措施去补救，那么国将大乱，法将不法，任何刑令都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在实施大政方针上一定要符合各地的形势特点，而在具体做法上又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治国如此，用兵也同样要求因势而辅术。“用兵而不察其势，则不足以取胜；察势而不辅之其术，则亦有败而已。”
“徒讲其政，不察其势”，就好比在适合步兵作战的地方改用车战或骑兵，在适合弓战的地方改用长戟之类的兵器一样；“徒察其势，而不得其术”，无异于士兵不练习作战的方法，也是收不到好的效果的。
察势是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全局，以及全局中各局部之间的联系，并且在其基础上，因势利导，进行创造性的造势：或巧妙地诱导原有形势演变为一种符合时代和民众要求又能顺利指向领导者期望目标的形势，或一反原有形势，创建一种全新的指向领导期望目标的形势。
用术则是完成所营造之势在能量释放过程中走向领导期望目标的一系列运动状态。
由此可见，态势不能分，术势不可离。在此点上，以诸葛亮出茅庐之前同刘备进行的“隆中对”最为典型和精彩：
“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
“荆州北据汉、沔，利经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
诸葛亮说完，让童子取出一轴画，挂在中堂之上，对刘备说：
“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诸葛亮在上面的论述中，对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态势及可能发展，作了入木三分的透彻分析，同时也为刘备的下一步行动（即术）订制了一个大概的框架。
他先论述了曹操雄踞中原地区，孙权稳坐江南之地，与两者均不可硬拼，均不可图。然后指出曹操、孙权中间有两块重要的战略要地，一是荆州，二是四川巴蜀。且这两块地方均不得其人，正好可由刘备取而代之。这是形势分析之一。
根据这一态势，诸葛亮认为刘备应以“人和”为根基，率先占据巴蜀、荆襄二地，然后南联孙权，北抗曹操，西和诸戎，内修政理，以成鼎足之势。这是在形势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的策略之一。
策略之二：一旦时机成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兵向东，刘备率益州之众出秦岭北上，则帝业可成。
形势分析中，融会了不同情况下的重大战略运筹，以及各战略状态的连环递进的美妙图景。
遗憾的是，刘备几次失误，打乱了诸葛亮的态势分析和战略布置：一是不忍心占据荆州；二是关羽大意，失去荆州；三是因小义、感情用事与东吴交战，损失惨重，致使元气大伤。后主即位，诸葛亮也只是出于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不顾形势和大局，终年穷兵黩武，结果志不成而身先死，终未完成一统的大业。
古语有云：“是故势理者，虽委之而不乱；势乱者，虽勤之而不治。”意思是说：总体形势理顺了，虽然把事情委托给他人也不会混乱；总体形势乱套了，不管你再怎么勤勉恭谨，夙兴夜寐，也绝不可能治理好的。因此，领导者在进行时局发展的态势运筹与决断时，千万不可避重就轻，千万不可忽略察势、谋势、任势的首要作用。但是在具体操作时又不可只察其势而不用其术，或者只讲其术而不察其势。正因为如此，古人才感叹：“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也可写为‘术’），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