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祖白
1941年2月2日，在沙洲锦丰镇店岸曹家仓房前的广场上，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沙洲县（今张家港市）抗日民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伴随着热烈的掌声与崇敬的目光，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青人健步登上讲台，向与会的数百民众作县政府成立经过与今后施政方针的报告。他就是后来沙洲地区妇孺皆知的共产党“背包”县长蔡悲鸿同志。
蔡悲鸿，原名蔡志伦，又名蔡辉。上海市南汇县万祥镇人，生于1913年。1932年秋，蔡悲鸿从新陆师范毕业，到川沙县民众教育馆任教，因从事农民运动，不久即被免职。1933年，折回上海，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受组织委派，打人闸北区人力车工会，从事工人运动，宣传革命道理。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家乡南汇县，邀集昔日挚友吴建功等，发起成立抗日救亡协会。1939年7月，蔡悲鸿调苏、常、太地区工作。1940年12月，这两个办事处合并，成立“江抗”沙洲县办事处，于是，蔡悲鸿被派遣到沙洲，任县办事处主任，并任中共沙洲县工作委员会书记。
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由于处于战时环境，无论县办事处或民主政府均无固定驻地，而是背着背包流动办公，条件极为艰苦。当时的蔡悲鸿，一身平民装束，身穿农村常见的对胸式布纽扣便服，足蹬圆口黑布鞋。他身材魁梧，面容方正，十分健谈，经常带着几位干部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足迹遍及沙洲大地。由于刚组建的民主政府在民运工作方面力量不足，他同县委书记惠永昌商量，让县委组织委员陈良兼任县政府民运科长，并从澄锡虞总办事处陆续调配了一批干部来沙洲，直接深入到区、乡、村，开展民运工作。一时间，农抗会、职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涌现。在民主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这些群众团体同地主、资本家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拥军支前等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后塍镇当时是沙洲地区最大的集镇，工商业十分发达，然而职工的薪水低微，难以养家活口。在蔡悲鸿领导的民主政权支持下，镇上成立职抗会，并向资方老板提出了增加薪水的要求。第一次劳资双方协商时，职抗会提出的条款获得通过，但协商会过后，资方老板依然故我，不予实施。于是双方进行第二次协商，结果各不相让，形成僵局。后由民主政权进行仲裁，双方达成了职工加薪的具体协议。针对职工随时都会被老板解雇卷铺盖的情况，民主政权还作出了保障职工劳动权利的规定，从而大大调动了后塍镇广大职工团结抗战的积极性，参加职抗会的人数一下子增加到800多人。“江抗”政治部出版的《东进报》对此事两次作了专题报道。
抗日民主政府十分重视沙洲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县政府专设文教科，统一核拨办学经费，小学校长由县政府委任。蔡悲鸿还多次召开沙洲县各区的教师会议，亲自作报告，进行抗日爱国形势教育，要求中小学教材都要突出爱国主义教育，教师积极参与抗日工作和社会活动。由于县政府关心支持，沙洲境内的中学由刚沦陷时的一所增加到四所，小学由二十二所增加到四十多所，大批贫寒人家的子弟有幸得到了上学读书的机会。
蔡悲鸿在整治旧社会封建恶习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县政府明令禁烟禁赌，反对虐待妇女，打击流氓地痞，社会风气为之一振。他还在百忙中倾听群众呼声，亲自审理民、刑要案，对群众来信或来访及时答复或接见，作风平易近人，深得群众敬仰。
尤令沙洲人民有口皆碑的是民主政府兴修水利一事。蔡悲鸿在调查中得知，境内沿江一带港套交叉。河网密集，由于多年未加疏浚，致使河道淤塞，内涝频频，水患深重，造成农业欠收。尽管当时正是兵荒马乱年月，民主政府还是下决心为老百姓举办开河疏港的好事。于是，蔡县长把各圩圩长请到县政府，讲清意义，筹集经费。他为民办事的一片赤减与深入浅出的讲话艺术，令圩长们无不折服。1941年春天，一场由数万抗日军民参与地兴修水利的会战开始了。仅半个多月，境内三十六条半河港全部拓宽深挖，总长100公里。当年，沙洲平原庄稼长势茂盛，夏秋作物喜获丰收。广大农民高兴地说：“我们盼望了多少年的事情，共产党新四军一来就办好了。”
蔡悲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老百姓办好事的一系列举措，深得民心，备受赞扬。由此，抗日民主政府的威望越来越高。“背包”县长蔡悲鸿的名声在沙洲地区越传越响。
1941年，风云突变，日伪方面组织了近2万兵力，对我澄锡虞地区抗日军民进行“清乡”围剿。于是中共路东特委于8月下旬决定，调整沙洲县、区两级主要干部，已公开的干部撤往苏北，留下未公开的干部建立地下秘密党组织，坚持反“清乡”斗争。
1941年8月底，蔡悲鸿告别了工作近一年的沙洲，告别了患难与共的沙洲父老乡亲，在海沙区区长李渭春等人掩护帮助下。从大新朝东圩港登上小船，渡江北上，踏上了新的征途。
（载《江南论坛》199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