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因工作的关系接触无锡地方史资料，曾试作《裘廷梁思想初探》一文。今年适逢裘廷梁逝世五十周年，无锡市各界人士届时拟集会纪念。今就他的文化思想加以剖析，再一次就正于方家。
“今日改造世界之力为汽电二力。”
裘廷梁生于1857年，鸦片战争后16年，卒于1943年，抗战胜利前夜。终其一生，几乎与中国近代历史相始终，跨越旧、新民主方义革命两大历史阶段。其经历之多，阅历之丰富，在同一代人中间罕能与之相比拟。通观他毕生的著述，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对中国社会实现工业化、近代化的憧憬。这一点贯穿于其思想的各个方面，成了他文化价值取向的核心。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帷幕。自此，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解体了，蜕变为半封建社会；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丧权辱国，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出现了二重结构。向西方学习，走向世界，实现工业化、近代化是谋求发迹现状的惟一出路，成了时代的重大课题。一百多年来，一批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社会进步，提出了不少主张和方案，付诸实践，都是环绕着实现这一近代化的理想。
社会实现工业化、近代化，有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要求得到解决。其中有物质的部分，有自然和社会理论，社会组织制度的部分，还有文化心理状态，包括思维模式、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的部分等。长期以来，随着实践的进展，人们的认识也逐步深入，由外层进入深层。对此，裘廷梁也无例外，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但实现工业化、近代化，由手工操作农业经济过渡到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经济，关键在以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装备自己，但这在当时需要从西方引进、移植。裘廷梁在若干年后总结自己对这方面的认识时说过这样的话：
“家庭工业时代，手指百而止矣。僮工时代。手指千而止矣。自人类发明汽电二力，乃别开一新天地，而大规模之工业兴。”①
“以是知工商昌炽，即农业繁盛之因，而交通便利，又为工商昌炽之因，因之中又有因焉，则以汽电二力故。”（《可桴文存》，以下不一一注明）
以汽电为能源的机器生产，带动了社会生产力全面提高。于是“富源恃以辟，武力恃以增，民生恃以舒，国防恃以固，……他日最高理想之世界，冀有实现之可能，亦必恃此天然之力而后成。”他朦胧地觉察到：生产力水平之提高，推动生产关系性质的改变，进而改善人民生活增进国力。由此他得出结论：“凡能利用汽电之国，罔不兴。不能利用，罔不亡。即不亡，亦必不齿于他国，坐受侵略而已矣。”
但要实现两种社会制度的过渡，单纯依靠移植技术，做到“船坚炮利”是不够的，还必须连带引进自然科学。因为先进的技术必有先进的理论为基础，“有学以开其先，即有术继其后”，而当时的情况是“彼我相形，智愚县绝”。文化决不能因有中西之分，夷夏之别把它屏绝之于门外。他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一学日本。“日本之于西学，急起直追，惟恐不及。苟利于国，则从而师之耳。”像所有的忧国忧民的人士一样，裘出于对历史重大课题的认同，看到了中国要由传统的农业国家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转型，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是应该摆到何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只有在社会经济上和西方的先进诸国接轨，中国才能步入世界之林。也只有“知旧器之不如新，而群思利用机器，利用汽力”，才能“以其人之盾，抵制其人矛”，求得国家独立、富强。促使他有这种认识的，一在救亡，一在启蒙。他所处的时代是“非科学不足以言国防，非科学不足以言生产”这样一种氛围，形势十分严峻，容不得有丝毫犹豫、动摇。
“用之于体，犹果之于因，因果相连。宁能并峙。”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对经一起进人神州大陆。中国文化也由单一的封建文化转变而为既有传统的又有外来的多样性的文化，近代文化成为中西文化冲突又交汇融通的一种新颖文化。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如何正确估价西方文化？又如何正确处理中西两种文化的关系？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发展中的中心和主题。而其中影响最大，莫如“道”和“器”，“本”和“末”，“体”和“用”，“主”和“次”，“本质”和“作用”，“义理”和“技艺”等二原论点，将辩证结合的整体割裂而成为两橛。这一思潮在《劝学篇》中概括为两句话，叫做“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封建伦理纲常是“道”、是“体”、是“本”、是“主”、是“本质”、是“义理”，而西方科学技术则是“器”、是“用”、是“末”、是“次”、是“作用”、是“技艺”。封建的伦理纲常是不能动摇的，因为它是“立国之本”。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辅助它所不足，因为它是“富强之术”。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近代化一小步”②那么“中体西用”这一理论纲领是在当时条件下中西两种文化交汇、结合的一种特殊形式③，它在封建文化这个硬壳上找开了一个缺口，承认西方文化中有可以吸收并加以利用的东西，承认西方文化的求实精神可以挽救传统文化的空虚浮华。事实证明，由于西方文化的“发酵”作用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代谢。“中体西用”的倡导者较之那些顽固地在被迫订了城下之盟时还在做“用夏变夷”的幻梦的人，到底要眼光远大一些。
然而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社会理论和社会制度乃至于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要实现工业化，光在物质层面上打主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而注意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变革。在论证这一系列问题时，有识者批判体用二元论，坚持体用一元论。戊戌维新是这一观点的突出代表者，这一场变革运动的领袖人物都从体用一源的观点来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主张两种文化体系应交汇、融通，“取东西而熔为一治”。康有为主张必须“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谭嗣同提出“道器相为一”④。另一位思想家严复，则对“中体西用”持尖锐的批评态度，说“牛有牛之体，有牛之用；马有马之体，有马之用”，认为西学“以自由体，民主为用”。⑤自由和民主两者不能分离，体用是一致的。
戊戌维新前夜，裘廷梁积极参与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并以自己创办的《无锡白话报》和创立白话学会的实际行动相响应。他虽然未有关于文化思想方面的专门论著，但他的观点十分鲜明，片言只语都是针对批评中体西用说的。他把两者紧结为因果关系，用于体是果，体于用是因，因果是统一的。“今乃析体用而二之”，目的在轻视西学，排斥西学。认为这样的“谬论”，“贻祸来世，将无已时”。对于西学也有他自己的看法：“格物致知之学，此派早于西人三千年……我乃数典忘祖，以西人之自称为西学，也亦从而西之，于是中学西学永相对峙”⑥。自然科学和技术，我国古时不是没有，只是现在落后了，因此，自然科学和技术只有古今之分，没有中西之别。这一系列的观点表明裘廷梁决心舍弃封建的旧文化，创建近代资本主义的新文化，以遂其消除“四百兆轩辕之子孙为彼登俎于鱼肉，三千五百万里之国土为彼销货之尾闾”这一悲惨景象的志愿。
“无古今中外，变法必自空谈始。”
裘于1898年继上海《演义白话报》后创办《无锡白话报》，是当做舆论工具为戊戌维新服务。维新变法是当时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唯一的出路。但要实行维新变法，必须启迪民智，“要当尽天下之民而智之”。如果“一人智而天下皆愚，能富强昔之天下，决不能富强今日之天下”。可是要“民智大启”，除了“广兴学校”之外，“必自阅报始”。可见《无锡白话报》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直接产物，是应时代之要求而出现的新生事物。有识之士创办报纸在当时是间接直接参与维新的政治实践。
因此报纸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无锡白话报》便是如此。裘廷梁在自订报纸编辑体例时，把白话报分三大类：“一，演古，日经史文，……取其与西事相发明者；二，演今，取中外名人撰述之已译已刻者，……三，演报，取中外近事，取西政西艺，取外人论说之足以药石我者。”三大类之中，当以第三类为办报主旨。在这里通过办报追求近代化，创办者用心所在，是不说自明的。发挥报纸的社会效应，必然要求“人人而阅之”，于是就涉及到语言和文字。由于当时知识分子之间用文言文，这种文体与口头语相距很远，文言文不易为一般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所接受，必须以平易畅达的白话文才能为多数人喜闻乐见。因此裘廷梁主张“民智大启，……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始”。只有“以话代文”，才能做到“俾商者农者二者，及童熟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中外古今，为广开民智之助”。他在这里所着眼的主要还是报纸的社会效益，语言文字问题只是为了提高效应才促使他关注。
粗粗一看，裘廷梁的大力提倡白话文，而且身体力行，自己也改写白话文，目的是为了普及知识，启迪民智。如果我们进一层推敲，裘之提倡白话文用意还不止此。他虽不那么明晰，但也朦胧地觉察到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以及语言之对于改进、提高民族心理素质的作用。社会要求实现近代化，语言也必须在语义、语法，以及文字符号诸多方面充实、提高、改进，使它更加丰富、更加精密。否则不足以改进思维方法，反映变化了的现实生活。在辛亥革命以后不久，他和钱基博开展过一场文白之争。他在用白话书写的《再致钱子泉信》中有一段话：“……所以做文章三个字，依我的偏见，要另换一个名词，遇着学生作文的日子，不说作文，说是试验思想，……叫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就好了。”其中“试验思想”虽然提得不确切，但猜测到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两者不能分割的。他在批驳钱基博关于“语体文和文言文不一样的地方，不过是句式和词头的变换”时又说：“况且我们地球上的东西，那一样不是几种原质拼凑成功的，只要排列的形式和质点有些变换，性质和功用就两样了。”得出这个论点也一样是基于上述认识。裘廷梁提倡白话文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无怪乎五四时期当胡适提出《文学改良刍议》遭到林琴南等人的反对时，他是坚决站在胡适一边的。裘在文白之争中的进步立场，和别的方面一样，也是出于对社会工业化、近代化的认同和热忱追求。
裘廷梁思想的归属
梁启超在谈到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时，曾分为三个阶段：（一）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二）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三）五四运动以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这三阶段包括了近代旧、新两大民主革命阶段。裘的一生贯穿这两个革命阶段。但他自辛亥革命之后就脱离政治，息影沪上。因此他的活动主要在旧民主主义阶段，他的思想也是这一革命阶段的折射。中国近代思想的分野今天习惯上把先后出现的社会思潮分为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平均主义派，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包括初期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其中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基本属于梁启超所说的第一阶段人物，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属第二、三阶段人物。但这也只是一般的划分，其中第一阶段两派人物之间，界线就不易分得那么清楚，他们的认识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的界线尤为模糊，特别是初期改良派分子。只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对待清朝政府的态度上迥然不同。这类情况往往给研究中国近代思想的人，尤其在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时产生一定的难度。因为要为他们的思想定性，必然会涉及社会思潮派别的归属。
裘廷梁思想归属哪一个派别？裘廷梁出生于诗书乐之家，年轻时曾从名流“为经术性理考据等”，参加过科举。封建旧教育对他不能不产生影响，在他一生之中留有深刻的烙印。他在创办白话报时，提倡读经读史，“取以足以扶翼孔教者”，便是明证。
裘廷梁鼎盛之年，正是洋务运动全盛时期，他和洋务派人物一样，大力提倡“格致之学”，“观象制器，加入巧于天然物品，以利民用而厚民生”思想应属洋务派范畴。
裘廷梁在戊戌维新时期一面批判“中体西用”表示与洋务派思想有所区别，又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且以办报的实际活动支持维新。这时他对西方认识已不再限于“西艺”，也提到了“两政”。
辛亥革命时期，他出任锡金军分府的民政长，从思想到行动，表明他已从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向资产阶级革命派。
他以后虽然已不参与实际政治活动，但在息影的年代里，对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中国人民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都有表白他同情的言论。拙文《初探》亦已提及，兹不赘。
裘廷梁在他一生中间，跨越一个一个历史阶段，能追随时代不断进步，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一个人在一定时期表现为进步并不是难事，而一辈子能够不断进步那就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在一定的时间里表现进步，但时代环境一变，跟不上了，落后了，甚至逆潮流而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伟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中间就有这样一类人物。无锡光复的领导者秦毓鎏表现得最为典型。裘廷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里能够时时留心观察，作出正确选择，作出有价值的判断，应该说不是容易的。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纪念裘廷梁的意义所在。
注：①《苏州大学学报》1983．2。
②《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③同上，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④《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
⑤《严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⑥《饮冰室合集·文集一》184页，中华书局。
（载《江南论坛》199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