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芳
严复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他翻译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名著《原富》，并附加了约三百条按语，第一次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理论与中国的“便民”、“利商”等进步经济思想会通融合，形成了他的近代化经济思想。
一、严复批判了封建社会“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农工商均衡发展的主张。
他比较了中西方对农业、商业的不同态度，认为农与商本末之分，古已有之，但贵本贱末却是后人形成的错误观念。一物的本末并无贵贱之分，“而于生均不可废”，因此重本抑末，重农轻商是“不达于理者之言也”。在严复看来，重本抑末传统观念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与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席卷全球的时代，重唱这种陈词滥调，是不合时宜的。
严复认为，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必须发展农业。但这种农业，不是亚当·斯密和顾炎武“民各治其田而足”的小农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大农业。在他看来，小农经济虽然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事以精，地力以进”，但小农经济不能使用机器，不能广泛采用新生产技术，因而不能提高产量，满足社会对于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小町散畦”必将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所代替。
中国的民族工业，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抑，发展相当缓慢。严复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在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同时，必须振兴工商业。他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经验，提出了发展中国工业的具体措施：一方面要使用机器代替人力，以改进生产技术，降低成本，同时要加强分工协作，以提高生产率。他指出：“一日不异人而事办，二日不异事而效收，三日人得各审其才之所当，四日地得各出其产之所宜。”
商业的发展与繁荣，是自然经济向自由经济过渡的一个标志。严复针对中国“农工商三业之困”的状况，认为，“窃谓补救之施，在农工难而在商易。”他主张发展国际贸易，“国家于东西各国既遣使臣各居其国矣，及其闲暇，访求其国所可销售之华货，数年之后，自置轮舟，运销各国，”达到“祛他族之垄断，开无穷之利源”的目的。在国内，他鉴于沿海贸易被帝国主义垄断的实际，主张发展边疆贸易。此举不仅可以繁荣边疆经济，而且能够巩固边防，意义十分重大。同时，严复认为，要发展商业贸易，必须兴建铁路、邮政、电讯事业以“求通”，这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重要措施和条件。
二、严复翻译的《原富》，其中思想是发展工商业和经济自由开放。自由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前提之一。在他看来，中国要富强，必须提倡经济自由。
严复认为，经济自由首先是人民应有充分的经济活动的自主权，人民可以自由择业。“所谓业联徒限择业移工诸事，今亦听民自由，无为阻梗者。此可以见英国政令之日以宽广，与其富国之所由来。”其次，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垄断。他认为，在自由经济活动中，必须实行自由竞争。只有自由竞争才能调节商品的价格，“知物价趋轻，犹水趋平，道在任其自由，顾任物为竞”；自由竞争能使商品生产者千方百计地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民物各任自然，地产大出，百倍于前”；自由竞争能够促进生产者两极分化，“物竞倒行，合天下而论之，强智终利于存，弱愚终邻于灭”。在主张自由竞争的同时，严复反对垄断是自然经济的产物，在交通日益发达的时代，垄断不利于经济自由发展，只能造成经济的停滞。但是严复并不反对邮电、创机、著书专利需要垄断，“辜榷专利之事，为斯密氏所深恶，诚哉，其足恶也。然而有时以通国公利而论，专之愈于不专。此如创机著书诸事，家国例许专利非不知专利之致不平也。然不专利，则无以奖劝激励，人莫之为，而国家所失滋多，故宁许之。至邮政电报诸事，其利宜专以国家，尝有大益于赋税，不可一概而论也。”这就是说，严复的经济自由主张并不仅仅在于激发人们的经济活力，而是在于这种经济活力是否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只要对国家人民有利，可以自由也可以垄断。
三、在对外贸易方面，严复既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又反对保商权、塞漏卮；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外国进行贸易往来。
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严复近代化经济思想的显著特点。他揭露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战争和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种种特权，其目的“实以得之则人民有所殖，特产有所销”，即为资本家建立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掠夺中国廉价的工业原料和劳动力。他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尤其反对默写关税，严复谴责帝国主义控制中国关税，侵犯中国主权，垄断中国矿山、铁路、邮政事业，掠夺中国财物的罪行。他指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之患也。国家常以重之权利，付之非我族类者，初若不甚重惜而弃之，不及三十年，将在在皆荆棘矣。”
严复反对盲目的保商权、塞漏卮，反对闭关锁国。在交通发达的近代，自由贸易是大势所趋。在严复看来，“君上之利，在使民进数均，而备物致用之权力日大。求其如是者，莫若使贸易自由。自由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瓷商贾之为，竟以使特产极于至廉而已。凡日用资生性情睿智之物，民之得之，其易皆若水火。夫如是，而其君不富，其治不隆者，殆无有也。”他力介自由贸易，反对闭关锁国，认为闭关锁国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这种政策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在资本主义经济席卷全球的形势下。中国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振兴民族经济，才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鉴于近代敌强我弱、敌富我贫的残酷现实，严复主张引进外资。他说，“一路之设，一矿之成，动需千万”，所以“路矿之事，必吾为之，而无令利源外溢”，“一切自为”的主张只能是自欺欺人。为了防止中国引进外资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严复进一步提出了“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一是必须保持中国的主权，“立制防，画权限”，并设局征税，实施行政监督，以保证国家“应人之岁征”，杜绝“卤莽灭裂之为”；二是限期有偿收回，“期满则其矿为国家之公产，而国家收回之时，为缴所未摊还之股本，足矣。”上述主张，充分表达了严复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振兴民族经济，以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爱国热忱。
严复在他翻译的《原富》，“发凡”中说，翻译此书是为了“考国富之实，与夫所以富之由。”在该译著“译事例言”中，严复揭示了他的两个目的，一是温故知新；二是由于“中国之治财赋者，因于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从未问津，致一是云为，自亏自损，病民害国，暗不自知”，所以为了“拇斥当轴之迷谬”，“所谓从其后而鞭之”。因此，严复翻译《原富》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介绍传播西方自由经济理论；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严复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介绍传播西方古典经济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实现了中西经济思想的第一次沟通，首开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先河，在经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严复主张发展工商业，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对外自由贸易，反对塞洞堵门；主张市场调节物价，反对行政控制；主张经济行为的自主权力和独立领域，反对官僚干涉。这些思想，突破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是对中国传统经济观念的重大变革。更重要的是，而且他的近代化经济思想，诱发了中国人的经济活力，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载《江南论坛》199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