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学坤江凌云
在讨论泰伯奔吴的研讨会上，有人提出泰伯为什么要奔吴，而不奔齐，也不奔楚或其他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现从三个方面略抒己见。
首先要搞清楚“吴”这个地名是泰伯奔吴前就有的，还是其后。答案是前者，“吴”在吴语中和“鱼”字同意。《吴越释名》：“吴字即鱼字。”吴地先民和中国诸多民族一样，最早都是渔猎为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吴地靠太湖之水，吴地先民以鱼为生活资料，进而以鱼作图腾，作为与别民族区别的标志，作为本民族之名，也就极其自然的了。由此可知，“吴”地之名，不是泰伯建立句吴国之后而有之，不是泰伯从岐山带来的，而是江南早已有的地名和族名。
吴地之名既然早已有之，那么这一区域是否像某些人所说的是“蛮荒”之地，其人是否就是孟子所蔑视的“南蛮舌”之人呢？我看这也未必。句吴地域原指长江下游江南一带，地属扬州，夏代把这一地区列为九州中的“下下等”。《禹贡》称扬州“土惟涂泥”，可知在夏代或更远一些年代，吴越之地是洪水泛滥，地势低湿，海水倒灌，土地泥泞，人民只得“水行而山处”与“鳣鱼鳖为伍”，这些都记载于文献之中。但在《周官职方志》中却把扬州列为九州之首：“东南日扬州，其山镇日会稽，其泽薮日具区，其利金、锡、竹……其谷宜稻。”这一变化，起码说明了两点：吴地原本不是蛮荒之区，而其民也不是那种语言像鸟叫似的野蛮之人，证之于早些时候上海青浦崧泽、马桥等地发现的吴地区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稻米和农具等物，特别是河姆渡发掘出堆积的稻谷据说竟然达到120吨之多，在我们眼前就不禁展示出5000～7000年前吴越古地无比丰饶的稻作文化的景象。再如，最近在无锡鸿声镇彭祖墩遗址，发掘一大批距今约6000～7000年文化遗存，这一考古发现很可能改写长江流域古代文明史。凡此种种证明吴地既不是贫瘠之地，吴地之民也绝不是文化落后之民，但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上古时有过一次或数次洪水之灾，唐尧、虞舜、夏禹都曾巡行天下，治理洪水。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海水倒灌，淹没了这一地区的大片土地，摧毁了这一带璀璨文化，使得鱼米之乡的江南平原成为泽国，这便是在夏代把这一地区列为“下下”等的原因，但是经过大禹治水，以及后来夏、商两代吴人的努力，终于改变了江南地区泽国蛮荒的局面，又恢复往日富饶的灿烂的文化图景，所以《周官职方志》把它列为九州之首。由此看来，泰伯奔吴并不是有意选择落后的蛮荒之区来自讨苦吃，而是有意选择大有发展前途的宝地以施展雄才。故我们认为泰伯奔吴体现姬周民族对东南形胜地域的重视，颇具战略眼光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泰伯奔吴，实际上做了周民族拓疆中国东南地区的先行者。
然而，当江南地区成为泽国的时候，吴地先民是怎样应付这一劫难的呢？有的难舍本土，纷纷逃至山林，过着山居水行的生活。有的流落西南，我国云南的纳西族据说就是原先的吴人后代。据纳西族《木氏宗谱》记载，纳西族远古祖先前八代都娶吴女为妻。最近有朋友到云南丽江地区采访，据他说，那里少数民族的语言，仍操吴语而稍有变化，妇女服饰有的也与吴地相似。这位朋友在那儿还看到不少吴文化遗迹。还有一支航海技术熟练的吴地先民，则可能泛海奔走台湾和日本，至今日语与古吴语发音仍有其相近之处。巧得很。在东海彼岸的日本也有个“吴县”，位于日本本州岛西南部，属广岛，临濑户内海，是日本现在的大港——钢铁基地。
另一支吴人则渡江北上，他们变渔耕生活为狩猎生活。这支吴人是十分剽悍的，因此北部先民就在“吴”字头上加上虎皮，写成“虞”字，“吴”人就成了“虞”人了。因此我常想“舜”的前面为什么要加上“虞”，而且在江南一带就有不少关于舜的故事和遗存。例如，在浙江就有上虞县，据说因舜居此避免尧的儿子丹朱而得名。在太湖边今有震泽县，震泽，古名雷泽。无锡的惠山古名历山。《史记》所称“舜耕历山，渔雷泽”，是否就在吴地，也值得考证。尧为什么要请舜治水，这与舜曾居山乡泽国也不无关系。又《风土记》中说舜曾在吴地江阴住过，这与舜曾在太湖流域居住过或活动过也许是分不开的。《史记·吴世家赞》就曾这样说过：“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电。”这支因避洪水而北上的吴先民，后来在中国北方成为一支极为强大的力量，虞舜还成了主宰中国的统治者。古时用图腾作为氏族的标志，虞舜及句吴都曾以鱼作为氏族的图腾，说明他们都是同一血统的氏族。都是黄帝的后人，黄帝因长于姬水而得姓。也有一种说法，黄帝是吴氏族之女吴枢所生，姬周是皇帝后人，由此肯定周族、吴族原本是亲族关系。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认为泰伯奔吴寻根问祖是有理由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史记》：“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泰伯”这句话来分析。以前人有认为荆蛮所以“义之”，是由于吴泰伯凭借武力和周礼的道德力量，我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也太低估了当时“荆蛮”人的力量了。试想当时荆蛮人有“千余家”，“荆蛮”古吴人又刚强好斗。泰伯从中原千里迢迢而来，带得几个随从就可以镇服土著居民？至于“荆蛮”人如果是没有开化的土人，那么，什么“周礼”不“周礼”，对他们来说全是白搭，毫无用处，可以说是“对牛弹琴”了。在这种情况下，姬周来的两位贵公子不被杀害，那才是怪事哩！顺理成章的说法，当时吴地已有部落，已有酋长，而且也是懂得礼义的群体，当他们知道两公子不是带着武器来寻事的，而是怀着善意来寻根问祖，这样才会善意地接待姬周两公子，而且在以后相处中，这两位公子确实做到无保留地和他们交流生活、生产经验，又能谦虚礼让，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的吴人才会“从而义之”，容纳他们为群体中的成员，进而拥立他们，这才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说泰伯、仲雍为了周的前途，顺从父意决定让位于其弟季历，但出奔何去何处，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因为这同样是关系到周的未来以及他弟兄俩命运的大事，而考虑问题的核心，无疑是既要有利于剪商兴周的大计，又要有利于他们能在很少阻力下而到达目的地以施展才干。基于此，笔者认为以下三点是他们所要想到的：第一，吴地对周来说是一块土地，也是殷商影响力薄弱的地方，能够抢先一步得到吴地，对周未来取得天下，是有战略意义的；其二。吴地洪水以后经过夏商两代休养生息，经济复苏，土地肥沃，是个大有开发前景的地方，有利他们未来事业的发展，以上二点显示他弟兄俩对故国关心的远大政治眼光。第三，东吴先民与周是同祖同根，自洪水以后与中原长期隔绝，他们以寻根问祖的名义来投奔东吴，估计不会受到敌视，容易为这个社会所容纳。后来事实的发展，果然也正是如此。
（载《江南论坛》200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