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淦森
商朝末年，吴泰伯在梅里立邑，始建句吴国。泰伯卒后，由弟仲雍继位，传十七世而至寿梦。从寿梦元年（公元前585年）始，吴国才有确切记年。寿梦时吴国国力开始强盛起来，寿梦自称吴王。在吴国历史上，有被世人称颂的“前三让”和“后三让”的史实，“前三让”是指泰伯让王于季历、仲雍，“后三让”是指寿梦之子季札让王之事。
泰伯让王之事，历史上非常有名。周太王古公亶父有三子：长子泰伯（又称太伯），次子仲雍，幼子季历。太王喜爱幼子季历，认为他德才出众，欲传位于季历，但又担心不符合立嫡立长的礼法。泰伯知道父王的心思后，便与二弟仲雍出奔到荆蛮之地，以避让王位。泰伯在梅里建立句（音勾）吴国后，又传位于二弟仲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让天下”的故事。
延陵季子“后三让”之事，《史记》记载较详细。季札是吴王寿梦的四公子（生卒年不详），因封于延陵（含武进、江阴一带），世称延陵季子。延陵季子在历史上是一位有名的贤者，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曾用大量篇幅记载季札的事迹，后代隐逸、贤者也都以季札为效仿的楷模。延陵季子以让王位而闻名，但他让王的原因，似乎不甚明了。这里试作一浅析。
吴王寿梦有四子，长日诸樊，次日余祭，次日夷昧，次日季札。其中，季札最贤。寿梦想把王位传于季札，季札推辞道：“礼制有成规，怎么能废弃先王的礼制而根据父子之间的私情来办事呢？”寿梦于是在临终前让长子诸樊继位，告诫他一定要按照兄弟的次序传位给季札以遂他之愿。周灵五十一年（公元前561年），寿梦卒。诸樊以嫡长子身份代理操办国事。
除丧之后，诸樊要将王位让于季札，季札固辞不受。吴国人坚持要拥立季札，季札干脆“耕于野”。吴国人无奈，这才不去勉强他。
诸樊于前548年在攻楚时中箭死，按寿梦遗命，由余祭继位。余祭把季札封在延陵，号日“延陵季子”。
余祭在位17年（此据《史记》载，《春秋》则谓余祭死于前544年，在位仅4年），于公元前531年卒。于是由夷昧继位。夷昧在位仅4年就去世了（按《春秋》记载则为17年）。临死前他遵照父兄的意愿，召见季札要传位于季札。季札推让，逃归延陵，吴人于是立夷昧之子州于，号吴王僚。
吴国从诸樊到余祭、夷昧，都是带有代理性和过渡性的国君，只有季札才是先王指定的接班人。如果由季札继位，则是众望所归。现在由王僚继位，则在吴国政治中埋下了隐患。
王僚继位后，诸樊之子公子光不服，密谋夺位。王僚十二年（前115年），公子光乘王僚之弟掩余、烛庸率兵伐楚，季札出使晋国之机，发动政变，在宴会中由专诸刺死王僚。季札回国后，公子光慑于季札在吴国的威信及吴国人尽皆知的寿梦遗命，故作姿态地要让季札继位。季札的态度是：只要吴国的宗嗣不绝，谁当国君都可以作为他来说只能“哀死待生”，即哀悼死者，服从新立者。这样，公子光就成为新的国君，号日阖闾。
季札一再推让王位，后人称之为“后三让”，以比于吴太伯的“前三让”。季札的让王次数，包括实质上的和名义上的，一共有五次之多（诸樊、余祭、夷昧、王僚、公子光）。这在古今中外的王位继承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延陵季子聪明绝顶，见识过人。他熟谙中原音乐，能从音乐中体味各国及历代的政治状况；善于识人，善观时局，出使各国时结交贤者，能通过现象洞察各国政治的利弊所在，并对当时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如晏子、子产等提出趋利避害的忠告；他重义守信，在出使徐国过程中留下了“季札挂剑”的美谈。季札的政治思想的主导方面是“仁”和“礼”的思想，这和当时正在形成的儒家思想是一致的。
季札的品德、才能在兄弟中是最突出的，寿梦选他做接班人，也是正确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吴国当时刚开始强盛起来，但在文化上还相当落后，仍难以摆脱边陲蛮夷之邦的形象，在与中原诸国的交往中难免有自卑感。而季札深谙中原文化，是使吴国与中原文体接轨的理想人选。但是季札坚辞不受，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是传统的礼制对季札的约束。周朝在王位继承上实行立嫡立长的宗法制度，王位首先必须由嫡长子继承，而不是按照贤愚来决定。这种制度一经确立，便带有法制的意义，任何人不得随意更改，否则就有可能酿成内乱。季札是这种宗法制度的坚决执行者，他深知个人不能凌驾于制度之上，不能因为自己贤明而以幼子身份继位，在吴国历史上开启破坏宗法制度的先河。当诸樊欲让季札继父亲之位，并用周太王古公宣父传位于三子季历的历史掌故说服季札时，季札没有从正面反驳，而是用曹国的王位继承的故事来作答。曹宣公死后公子负刍杀死太子，自立为国君，即曹成公。诸侯国对此都不赞同，准备立宣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臧为国君，子臧不愿为君，逃往他国。季札表示愿效法子臧。季札举的这个例子似乎不太恰当，但他的意思是：因自己不是嫡长子，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会继位。所以，他的辞让王位，不单是个人品德问题，更是礼制习俗使然。
第二，季札的政治思想与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之间的矛盾，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春秋后期，周朝的统治秩序已趋崩溃，各诸侯国互相争战，弱肉强食。当时的政治是强权政治，有实力就有地位，“仁义”只是空洞的口号。在这种情势下，诸侯要自立，就必须实行“霸道”，在军事上崇尚武力，扩充军备，对外扩张，攻城略地；在内政上重征赋税，加重人民的负担；在外交上纵横卑阖，尔虞我诈。总之，这是靠武力说话而不是靠道义说话的时代。作为季札，他的思想倾向于信奉礼义，由他来执政，很难在这种大国争霸、互相兼并的环境中生存、发展。他在出使各国的过程中，不是教当时的一些实权人物如何巩固权位，而是劝他们纳权避祸，正是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事实上，吴国也只有像阖间那样的强权人物当政，才能自立自强，与大国抗衡。
延陵季子让王的美德，至今仍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德，古人有“礼之用，和为贵”的格言，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也有“明礼诚信”的要求。延陵季子严守礼法，恪守传统道德的品德，其谦让的精神，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比起当时那些用阴谋、暴力夺取权力或谋取个人利益的人来说，在思想道德方面无疑要高出许多。这些都有值得我们借鉴和批判地继承，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载《江南论坛》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