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芬朱建平黄胜平
无锡文化的生成和基本特征
人人都说江南好，以至魂牵梦萦，生发“能不忆江南”的感叹。
江南好，好在哪里呢？我们试以无锡为例。
无锡，北起长江南岸的江阴市，南至山峦起伏的宜兴市，中间是环绕无锡市区的锡山市。东与苏州相邻，西与常州为伴，世称“苏锡常”。
这里，山青水秀，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在江河湖泊与山丘平原相间的4650平方公里的沃土上，生物种类多达2500种左右，构成明媚秀丽、生机郁勃的生态特色。
无锡人民，祖祖辈辈生息于这样的自然造化之中，因地制宜，进行物质生产，农耕文明特别发达，素称“鱼米之乡”。农田鱼塘，茶果桑竹，精耕细作。状如绣花，既以富庶的物产为人们提供丰饶的饮食营养，促进了体质、智力的发育，同时又形成了与自然生态相协调的江南田园风光，和“天人相应”的生态文明。
自然生态决定了生产方式，并由此形成了生活方式。这是生成地域文化的三大基要要素，无锡文化的生成也不例外。外秀内慧的无锡人，追根溯源，也是这三大基本要素塑造的。明媚秀丽的山川和田园，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无锡人的审美视觉，陶冶了人们的人文审美趋向。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创造之中。精耕细作的田间管理，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无锡人的思维行为倾向，使人们具有精明、细致、缜密的人文性格。
江南有丰沛的水资源，三千多条河流像水网一般布织在无锡的大地上，构成小桥流水人家式的独特风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滋润万物，也滋润了无锡人的心田。如果说无锡文化具有气韵灵动、敏慧秀逸的审美趋势的话，那或许是江南水的孕育。需要指出的是，无锡之水，北通滔滔大江，南汇烟波浩渺的太湖，“小桥流水人家”并不是一个“小”字所能尽言，而是一种寓博大轩昂于平和清丽之中的襟怀。借真山入园的寄畅园，便是这一审美襟怀的突出表现。所以。在无锡文化的创造中，就有了“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般的活力和“包孕吴越，通江贯海”般的气度。无锡文化的这一基本特征，往往容易被疏忽。岂不知人文荟萃的无锡，经济发达的无锡，其根底就在于此！
无锡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
无锡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生成、演变、发展的过程与中华文明的历程相同步。现代考古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是中华文明曙光初照的所在地。要说无锡文化在历史性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有什么显著特点的话，那就表现在三个文化整合阶段中。
公元前十二世纪，无锡先民在历经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的文明进程之后，吸纳了周太王长子泰伯及次子仲雍带来的中原文化。这是第一次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交流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浪漫瑰丽的楚文化、坚韧刚毅的越文化、清健秀逸的吴文化，三大地域文化在无锡彼此咬合，上演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文化史剧。此时衍生的文化奇葩，可举丝绸、铜剑为例。这一柔一刚的文化标志物，不仅以精美绝伦称誉天下，更寄寓着文心侠胆的人文精神。据说，吴国季札奉命出使中原诸国，在郑国拜访政治家子产时，赠送的国礼便是丝织缟带。徐国国君看了季札的佩剑，爱不释手，却难以开口索取，因为成年男子的佩剑犹如身家性命一样，绝不能轻易离身。季札返国途中，获悉徐君不幸去世，便将佩剑挂在徐君墓地的树上，以示悼念。“季札挂剑”的传奇故事，流传至今。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显然是楚王征服吴越后的战利品，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尘埃，光彩依旧，锋利无比，体现了高超的冶铸技艺，令世人惊叹不已。因此，公元前202年。汉建无锡县，标志着无锡文化的形成暨第一个历史性文化整合阶段的结束。
第二个历史性文化整合阶段是漫长的。在这个阶段中，无锡文化一方面继续以宽博虚纳的胸怀，汲取华夏各地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则以自身的创新能力，日趋显示出加人中华主流文化的优势，在许多文化领域大有开天下风气之先的影响力，为经济、文化重心的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南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我们略举数例，以示其在这个阶段中的重要性。
蔡文姬的父亲，声名赫赫的经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蔡邕（字伯喈），因党锢之祸，于公元179年后“亡命江海，远迹吴会”达十二年之久。由此，结识了顾雍。《三国志·吴书》本传载：“顾雍字元叹，吴郡吴人也。蔡伯喈从朔方还，尝避怨于吴，雍从学琴书。”裴松之引《江表传》注：“雍从伯喈学，专一清静，敏而易教。伯喈贵异之，谓日：‘卿必成致，今以吾名与卿。’故雍与伯喈同名。”后来，顾雍当了十九年孙权的丞相。顾氏世家是东吴大族，得一代文化大家蔡邕亲授琴艺、书法，为东晋顾恺之的诞生，拉开了文化序幕。
东晋时期，大批北方士族世家南迁，主动亲和江南文化，形成第二次南北文化的交流大融合。东晋开国重臣王导亲自登门造访江左诸大姓文化士族世家，请他们出来做官，共举大业。他带头学讲吴语方言，礼问民情风俗，还想攀结儿女亲家。他建议晋元帝司马睿借参加江南民俗三月初三的临水修禊之机，与民同乐，亲和民风。在求田问舍的生存事宜上，南迁的权贵们虽然有“阳羡溪山之幽美甲于江左”的赞叹，但因有义兴周氏世家在，故不得不避开已被江南世家大族所开发的太湖流域，而去浙闽一带安家生息。由此奠定了东晋、南朝三百年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当永嘉之世，九州空荒，但权存江南吴土尚得称康平丰盛者。”
文化史学家一致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化的自觉发展时期，尤以南方的文化最为鲜明。唐太宗向慕南方的文化，论文学，盛赞陆机“文藻宏丽”；论书法，“心摹手追”王羲之，赞叹其“尽善尽美”。陆机、王羲之都是江南孕育而出的精英。顾恺之以“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的审美理论和实践，凸现了中国绘画艺术的觉醒。
唐代，“赋出天下，江南居会九”；宋代，“苏湖熟，天下足”。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常州奔牛闸记》中写道：“予谓方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日：‘苏常熟，天下足’……”发达的江南经济，与江南文化的繁荣和雄起，相辅相成。大运河，在无锡穿城而过，对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也功不可没。待江南成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时，无锡文化也完成了第二个历史性文化整合阶段。诗人李绅与白居易、元稹一起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尤袤，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合称“南宋诗坛四大家”。元明清三代的无锡文化的兴盛，是这第二个历史性文化整合阶段的直接作用所致。倪瓒、王绂双双列入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东林书院声震朝野，名列全国四大书院，明清之际先后出现了一榜九进士、十进士、十二进士的奇迹，已显露近现代无锡文化人才群体涌现的端倪。
